口紅將人性還給了她們：零年前夕的女人

零年前夕的女人

作者：何曼莊（作家）

1939 年、4 月 15 日，台灣雲林縣三姓寮地主之女吳赫，嫁進了土庫鎮新洽記黃家，婚禮當天賓客約 60 人，在院子搭建的棚架下，舉行日式婚禮，吳赫身著西式白紗禮服，新郎黃乾冰與其他男性成年賓客穿西服，其中幾位日籍紳士甚至穿了燕尾服、戴著禮帽與金絲眼鏡，男學生則穿著卡其制服，全都是當時日本常見的款式；至於小女孩們或穿洋裝、或穿水手服，成年女性則著和服、梳日式髮型，然而年紀較大的女士，則穿著漢服梳著包頭。這所有的細節加起來，都比不上式場正中央那兩幅巨大太陽旗搶眼，在那個時期，殖民政府正全面推動「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大政策，把台灣當成支援南中國戰線的後勤據點，在這小鎮似乎仍未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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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禮之後 6 年間，吳赫女士生了三個孩子，她的先生寫信給崇拜的日本作家，求賜三個孩子的名字，分別是日語發音的漢字；「浩（Hiro）」、「郁 （ Iku ）」、「禎（Sada）」。到了 1945 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台澎金馬，官方語言從日語變成了漢語，隔年，「嬰兒潮世代」的第一年，黃家的次女出生，名字是漢語的「金美」，就是我的媽媽，對我來說，1946 年，是名副其實的「元年」。又過了幾年，黃家的七叔結婚時，已經沒有人穿和服了，在大合照裡，我的媽媽站在角落，表情有點怨懟，原來是她想穿的新洋裝——訂做的緞面連衣裙，胸前鑲了亮片——被吳赫女士很大方地借給不熟的花童穿了。

衣服、頭髮、與化妝，這些被大男人們看不起的「女人玩意」，其實敏銳地反映出一時、一地、一念之間的脈動，為歷史研究提供了精準綿密的線索。舉例來說，1939 年，英國婦女上街時常帶一種附肩背袋的小盒子，裡面裝的是防毒面具，而雜誌上的時尚重點是如何在防空洞過夜而保持臉不出油，護理人員並會用紅色的甜菜煮成克難胭脂，畫點妝能讓女性傷者心情好些；1943 年，在奧許維茲集中營裡，未死的女性囚犯日夜辛勤縫製的是，納粹黨衛隊夫人們的宴會服，官方說衣料來源是「加拿大」——其實是從猶太人家中與身上剝下來的衣物；一名剛領到碩士學位的德國少女 Ursula Schewe 在柏林經營一間服飾店，在盟軍日益瘋狂地轟炸柏林的日子裡，她的訂單卻沒有變少，反而得多請兩個學徒來幫忙；在《零年》裡有個小故事令我難忘：1945 年戰爭剛結束時，補給後勤混亂，難民都餓著肚子等待食物，後來收到一櫃物資，打開來是滿滿的口紅，肚子都填不飽了，要口紅幹嘛？但英軍救護組指揮官戈寧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Gonin）回憶：

「這是場及時雨，我相信對這些女囚來說，口紅比什麼都有用。這些女人躺在床上，沒有床單、沒有睡衣，但雙唇豔紅。你看著她們四處遊蕩，身上只披了條毯子，但雙唇豔紅⋯⋯終於有人做了點什麼，讓她們重新變回一個個體，她們是某某人，不是手臂上刺的數字。她們終於又可以開始打扮，口紅將人性還給了她們。」[1]

跨越海洋，同一時期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第一高女（現在的北一女中）將學生制服從紺色（一種深藍色）裙裝改成了「國防色（卡其色）」、褲腳收緊便於勞動的工作褲裝，每個人的工作褲，還是由岡部老師在課堂上畫出版型，學生自己做的。此外，標準國防女學生配備還包括塞滿棉花的防空頭巾，急救包跟三角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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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生穿上褲腳收緊的長褲做些什麼呢？1941 年入學的井上清美女士記得[3]，每週有一到兩次，必須從學校扛著鐵鍬等農具、挑著桶子走路到幸町（今台北市幸安市場附近）的菜園，有時是灑水灌溉、有時得用新鮮的屎尿施肥，每次農活大約歷時半日，用的是上課時間，種的是落花生跟番薯。根據其他紀錄，總督府有時還會調派日籍學生去統計資料、調查事務、搜集情報，有時也支援軍方到飛機場、台灣神宮做某些機密作業。1944 年的「緊急學生勤勞動員方策要綱」、「學生勞動令」頒布後，無論台籍或日籍學生都要挖防空壕，縫製防空頭巾、慰問袋、蒲團、軍服、標章等，從學校帶掃把、畚箕去打掃神社、醫院；有時在醫院幫忙洗衣服、寫信、表演節目。緊急頒布的動員令還包括「女子挺身隊勤勞令」，「挺身隊」原意是指「婦女義勇隊」一般的女兵自願役，但從事後的紀錄看來，「挺身」是「慰安所」強拉軍妓的許多掩護名義之一。

在戰爭的顛沛流離之中，性的角色變得原始而工具化，極度衰弱的女人渴望性，因為性慾讓她感到自己活著；疲累的軍人需要發洩性慾，征服女人讓他覺得自己強大，所有的掠奪都包含性侵，所有的女性通敵都跟性有關，然而「慰安婦制度」尤其令人毛骨悚然，它將強姦系統化、合法化，並夥同整個社會的視若無睹，在戰爭結束之後，持續而沉默地壓迫身心受創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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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娼妓被人唾棄，一旦進入和平狀態，老百姓便會開始清算「女巫」，哪個女人在戰時為了絲襪與熱湯而與敵人共枕，到了戰後注定要被剃光頭髮、遭眾人吐口水，甚至會被當眾處決。然而戰敗國遭受的報復威脅也一樣可怕，布魯瑪寫到：「最能用『羞辱』回敬『羞辱』的方式便是強姦女人，而且是在大庭廣眾下，在無助的男人面前。這是人類衝突中最古老的恐嚇方式⋯⋯』。

戰爭中的女人總是倒楣，但戰爭也同時打壞了既有的階級與阻礙，給予女人掙脫束腹裙裝、穿上長褲，走出家庭的機會，製造了女權提升的空間。布魯瑪寫道：「這一段無法無天的時光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在戰後的日本，世家淑女必須用骨董傳家寶交換食物；身穿美麗昂貴的古和服踩過泥濘稻田的景象並不罕見；沒落貴族的女兒迫於現實嫁給財大氣粗的新貴[4]。

貴族女性出了深宅大院，而平民女性則本能地追求更優質的基因：在 1945 年，西歐國家少有男性蹤跡，剩下的男性不是俘虜，就是身無分文、營養不良或意志消沉[5]，許多荷蘭婦女因而投向高壯的加拿大軍人懷抱；戀愛、婚姻、生產讓男女都覺得自己又回歸到生活常軌，1946 年是荷蘭史上最多新生兒出生的一年（27 萬 7000 名合法婚生、7000 名非婚生[6]），當然因為衛生條件不好，感染性病的人數也大幅增加了。因為戰爭，女性學會了操作機器、修車、護理、各種粗活與家庭手工，變得更加獨立，當時的法語出現了一個詞，帶有貶意地描述這些女人變得「男性化（hominisé）[7] 」，但是男性化又怎樣了？法國早在 1944 年，「因為男性不足，而當局假設妻子會與缺席的丈夫觀點一致」，而給予女性投票權，接下來 4 年內，義大利、日本、比利時、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的女性也先後獲得了投票權，那些在零年被批評「不像女人的女人」，不只是戰後嬰兒潮的母親，也是未來女性（也就是現在的我們）走向平權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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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的慘痛教訓，催生了聯合國與國際刑事法庭的成立，在零年至今的 70 餘年間發展成為龐大的國際組織，定義了現代世界獨有的「國際社群」一詞，然而紐倫堡大審 22 名個人與六個團體被告、東京審判二十八個被告，當中沒有任何一人因為強姦、性侵害、性暴力與性奴役而被判刑，這是人權工作者與國際法律師們心中永遠的痛。

剛剛過去的 2016 年，對國際法與女權是至關重要的一年，在塞內加爾組成的國際混合法庭，以個人名義起訴（而不是起訴政權）查德前總統哈布瑞並判以重罪，罪名包括放任性侵、性奴役與反人道罪，從此系統化性奴役——例如慰安婦政策——不能再躲藏於合法的共犯結構下；同樣在 2016 的瓜地馬拉，有兩名前任軍官因為 34 年前在一處小村莊設立「慰安所」，奴役原住民婦女而被起訴定罪，這是第一個國內法庭以國際法起訴戰犯、史無前例的指標性案件（Landmark Case）；而在六月，前南斯拉夫問題法庭出版性侵主題案例書籍，總攬 1991 年前南斯拉夫內戰開戰以來，25 年間起訴戰爭性侵案的過程以及突破，受害人有男、有女、有孩童、也有老人。回顧 25 年來的案例，會發現起訴性侵的過程，必定是漫長而充滿挫折，但重要的是，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紀以內，國際法已經跨越了人類數世紀以來的道德鴻溝——憑藉著無數受害倖存者勇敢作證，律師與工作者長年投入時間與專業，我們用遲來的正義，證實了性侵不是受害者的錯，可恥的是加害者，強姦是戰爭工具，性奴役是反人道罪，人皆得而誅之。而這一切推動法制進步的動力，都來自 1945 年遺憾的劇痛。

歷史的英文單字拆開來是His + Story，確實史書大多是男人為男人所寫的， 想知道女性在當時怎麼活，得非常努力尋找蛛絲馬跡。我喜歡布魯瑪是因為他的溫柔，他接納人的冷漠、自私、無禮、以及貪得無厭，也對匪徒、小偷、妓女、放蕩的女人寬容看待，他站在最受壓迫最渺小的人的角度寫歷史，而我們正是渺小而努力生存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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