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凱西艾佛列克奪下奧斯卡影帝之後,當我們對他的性侵疑雲懷抱太多的寬容,其實也等同推開背後的受害者,告訴他們,你的痛苦不重要。

第89屆奧斯卡頒獎典禮落幕,演員凱西艾佛列克憑藉著《海邊曼徹斯特》片中的精湛演技,在橫掃各大影展與影視工會等三十個最佳男主角獎之後,又再次把奧斯卡影帝獎座抱回家。然而當人們從一夜狂歡的氛圍清醒過來,重新檢視由上屆影后布麗拉森頒獎的經典畫面時,赫然發現這個鏡頭如此詭異:一位以性侵倖存者角色獲獎的女演員,頒獎給一位曾經被指控性騷擾的男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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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到 2010 年,凱西艾佛列克被指控在電影《我仍在這裡》(I'm Still Here) 拍攝期間,對女同事進行性騷擾 (sexual harassment)。一位女性工作人員 Magdalene Gorka 指控凱西艾佛列克兩度侵入她的房間,其中一次她醒來時發現,凱西艾佛列克只穿 T 恤和內褲睡在她身邊、她甚至聞到他呼吸時的酒味。而另外一位女製作人 Amanda White ——同時也是認識凱西艾佛列克十年的工作夥伴——指控艾佛列克對她不斷進行言語性騷擾、對其他女性工作人員暴露下體,並在對 White 求歡遭拒之後暴力地拉扯她。

兩位女士和凱西艾佛列克達成庭外和解,因此我們永遠不知道事件的真相。

然而他作為今年奧斯卡影帝競逐路上的大熱門,這兩樁性騷擾事件就像海邊細碎的浪花,輕易被熱烈地討論演技和票房的大浪打散。部分媒體試圖討論這個議題,但這細微的雜音在主流媒體上微小到如同沈默,這樣的沈默,讓人心驚。

尊重生命,是藝術所以存在的原因

「很多人建議我,為了我個人的職業生涯考慮,我不應該再對這個事件發表意見。但在我的職業之前,我先作為一個女人和一個人。」——Constance Wu

凱西艾佛列克的得獎爭議早在提名初始便已浮現。《菜鳥新移民》演員 Constance Wu 在奧斯卡提名出爐之後,在推特上抨擊影藝學院。她認為凱西艾佛列克所贏得的奧斯卡提名代表著「好的演出比人權和人的尊嚴更重要」、「男孩們,只要你演得夠好,法庭裡的『麻煩』都可以被解決」。

提名、甚至很有可能頒獎給一位曾經有性騷擾紀錄的男演員,確實會引發部分人們的疑慮,認為這是不是代表著「性騷擾沒有關係,我們依然認可你」。但當這樣的疑慮冒出來的時候,質疑也伴隨而生:奧斯卡獎勵的是演技,和個人品德無關。

Constance Wu 顯然也思考過這個問題,因此她在接下來的長文裡指出:「奧斯卡獎勵的是演藝人員,而表演藝術是一種檢驗人性尊嚴為主要目的的志業」。她認為好的演出不會因為沒有得獎就消逝,精湛的演技會永遠被保留在螢幕上和歷史記憶裡。她並不否定凱西艾佛列克的才華,然而我們是不是要因此而忽略他對別人的傷害,頒獎給他?

獎項的頒發,象徵著評審、甚至整個行業如何看待這個產業的本質,究竟是視所有人類的尊嚴為第一優先?抑或告訴那些受害女性:妳們的屈辱和眼淚不值一提?

「藝術不是為了獎項存在,但獎項是為了榮耀那些在藝術中成就人生的作品而存在。」Constance Wu 感性地作出結論。作為一個全球矚目的電影界盛會,奧斯卡獎項取捨反映的不只是演技優劣,更體現了電影人認可的價值。你要為世界做出怎麼樣的示範?把什麼樣的人放置在鎂光燈下、推向每一個人的眼前、為他鼓掌、為他歡呼、讓他的名字永遠伴隨著這個獎被一再銘記?對 Constance Wu 而言,答案絕對不是一個可能的性騷擾慣犯。

每一次寬容,都是在逼迫受害人離開

「容許那些優秀的男『藝術家』留在影視產業,就是在任憑他們致使他們的女同事瀕危。這麼做不僅不公義,更嚴重的是,它會不斷降低優秀女藝術家的數量。」— Sady Doyle

相較於 Constance Wu 充滿感情地期許奧斯卡的獎項能標舉人權價值,Sady Doyle 則理性地從產業結構來討論同一個問題。在頒獎典禮結束之後, 她在《ELLE》雜誌上以〈當我們頒獎給像凱西艾佛列克這樣的男人,我們失去了什麼?〉為題,指出凱西艾佛列克並非孤例,影視產業對於犯錯的男人總是特別寬容。(註一)

當我們一再用獎項和歡呼標記加害者時,正不斷提升他在產業界的地位、權力和財富,讓他更有資本繼續進行他對女同事的騷擾與脅迫,讓她們更沒有能力與他抗衡、反擊。同時,隨著加害人的地位攀升,他如果因為性騷擾案件被告、被判刑、身敗名裂,會影響到更多人的生計,從而迫使這些人自願或非自願地維護他的名譽,因而成為共犯。

正如曾指控凱西艾佛列克的 Magdalene Gorka ,她是專業的攝影指導,當遭逢性騷擾時,她第一時間的反應是辭職。

我們無從得知在那些尚未被披露的陰暗角落,有多少受害女性默默嚥下了委屈,選擇離開這份工作、甚至離開這個產業。性騷擾不僅影響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間的關係,甚至會讓受害人對於工作場所產生不安全感、對於其他有意無意忽略此事的同事產生憤怒;而當她試圖挺身反抗時,又會感覺到自己被排擠、被孤立的恐懼。 Amanda White 就曾經說過,被凱西艾佛列克騷擾的過去是她在職業生涯中面臨最大的衝擊。

如果我們認為凱西艾佛列克這麼好的演員不能被奧斯卡肯定多麼可惜,如果我們質疑一直追著性騷擾疑雲不放的人「難道要這麼有才華的演員再也不演戲嗎?」那麼我們是不是也該用同樣的慎重,面對那些因為無辜受害而放棄專業、放逐才華、遺忘天賦的女性?是不是也能同樣珍惜那些殞落的流星、那些我們來不及歡呼激賞就已經失落的女性電影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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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縱容了多少「凱西艾佛列克」?

令人遺憾的是,如同 Sady Doyle 提及,凱西艾佛列克並非孤例。前幾個月,名導貝托魯奇承認他與名演員馬龍白蘭度合謀,刻意不告知《巴黎最後探戈》的女演員瑪莉亞史奈德他們將在性侵戲中使用的手段和道具,目的是為了捕捉她真實的屈辱和驚恐。瑪莉亞史奈德生前曾經說過,這件事情影響了她的一生,但當時沒有掀起任何浪花。

2014 年,在奧斯卡頒獎典禮前不久,知名導演伍迪艾倫的養女迪倫法羅公開投書,說出她七歲時曾被伍迪艾倫性侵的往事,而公眾每一次對伍迪艾倫的褒獎,都再一次加深她內心的創傷。那一年正是伍迪艾倫再一次以《藍色茉莉》收穫諸多讚賞的時刻。2003 年,奧斯卡眾星雲集,起立為最佳導演得主羅曼波蘭斯基的成就喝采。而諷刺的是,當年他本人不能到場領獎,理由是他因為性侵兒童而被通緝,滯留海外。多不勝數的,是曾經被指控家暴、被披露言語恐嚇、騷擾的男星,依然衣冠楚楚地享受一場一場的榮耀盛會。

如果因為凱西艾佛列克的犯行未曾定讞,而似乎有為他開脫的空間,那麼這些一條一條血淋淋的例子就是在逼迫我們面對真實:我們太容易原諒那些有才華的男性,而每一次的「原諒」,都在告訴那些受害女性「妳的痛苦不夠重要」。

如果我們假想,犯案男星不是性侵、性騷擾女性,而是跨國拐賣人口、是偷竊國家機密、是毫無理由地聚眾鬥毆,是為了「藝術追求」而在沒有告知並做好防護措施的情況下,意外捅瞎演員的眼睛。那麼,我們還可以雲淡風輕地說「藝術歸藝術」、「獎項獎勵的是演技不是道德」嗎?

如果不能,那我們是不是能解放那些被關進「私領域」因而被棄置不談的女性?我們能不能歸還她們被用言語和肢體任意侵犯的主體性?性侵、性騷擾和家暴,不是「開不起玩笑」、不是「小倆口吵架」、更不是「價錢沒談好」,是一個人因為權力或力量上的弱勢,被另外一個人強迫侵害了。那些身體的創傷、心靈的陰影、尊嚴的損害,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負,不能被對加害者的掌聲輕易抹消。

寫在奧斯卡之後:請給我充分的資訊,讓我判斷容忍的底限

我們該如何看待頒獎給性騷擾疑犯這件事?發起這樣的討論,並不是要給予一個答案,事實上也許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如果我們不能接受性侵犯獲獎,那我們可以接受吸毒、偷竊或偽造文書的人得獎嗎?不能接受的錯誤的底線在哪裡?如果我們不能容忍奧斯卡頒獎給性侵犯,那可以找他們拍戲嗎?可以看他們演的戲嗎?對他們的抵制要到什麼程度?

每個人的心裡都有自己的一把尺,就像 Constance Wu、Sady Doyle 和我,答案都不會一樣。然而,發起這樣的討論,是希望我們能夠看見、並且正視,有一群人的工作、尊嚴和人生遭受到殘忍的侵害。她們的傷痛和屈辱,我們即使僅僅是作為觀眾,都很在乎。

於是,當我們激賞於男演員精采的演出、崇拜男導演出色的作品,時時刻刻牢記他們卓越的成就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忽視或忘記他們在攀向生涯高峰的路上,藉由他們不妥當的言行,排擠了多少女人的事業,戕害了多少女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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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了解事實之後,我們才能捫心自問:這樣的人,我能夠容忍他到什麼程度?

(註一)Sady Dolye 以 Nate Parker 為例,說明影視產業對於白種男人特別寬容。 Nate Parker (臺譯奈特帕克)是一位非裔製片人與演員,他在 2016 年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個國家的誕生》一度被視為得獎大熱。去年八月爆出了他曾在 1999年被起訴性侵(後來獲判無罪)的新聞,奧斯卡評委公開宣稱沒辦法將 Nate Parker 和他的作品分開,這個案件一定會影響《一個國家的誕生》在奧斯卡的表現。後來這部電影確實也沒有獲得任何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