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平路：「我一直在想，我母親為什麼不疼我？」

作家平路本名「路平」，父親希望她人生道路一片平坦。她自己取筆名「平路」，無論前方多麼崎嶇，她都要自己去走平它。她一生都在叛逆，逃離家庭、不繼承父業、放棄美國工作、選擇寫作這條絕不平坦的路。她寫評論、寫小說，都在嘗試翻轉既定的觀念，找到新的可能。這種種，其實是在找尋她自己人生謎題的解答。

她從待了七年的香港回來，我提出一些對她文字的疑惑，她要我關掉錄音機，然後說了一段她後來才得知的身世。謎底揭曉，眼前彷彿終於現出平坦。然而怎可能說坦途就是坦途？她仍繼續寫小說，繼續由事物的表面向下探索，打開一條條縫隙與角落，還在尋找更多的答案。

謎底-平路

平路遲了二十分鐘。打電話過去，果然，她記錯時間了，匆匆趕來，挑染過的豐盛長髮、寬軟的黑衣黑褲與那雙迷離的眼，一同飄然而至，落在人間。

雖然她寫的評論一向犀利，但生活上卻是另一個極端。某次小說寫到忘我，餓了竟打開貓罐頭吃都沒發覺。五十七歲的她，至今都是一個需要許多疼惜與愛的女子， 人們得時常把她從某個時空裡撈起來。

去年底她卸下香港光華新聞中心主任的職務，三月回台，接了文建會建國百年基金會執行顧問。不久前，因為她建議文建會拍孫中山紀錄片，被三民主義權威、監察委員周陽山挑戰，雙方打了一場筆戰。周認為平路觀點的國父「不符史實」，而平路則認為冤枉，一來周不該先以糾舉權來箝制言論自由，二來該讓國父走下神壇，還他人性面貌。熱鬧了一陣，也就淡了。

香港七年，最先傳回來的消息，卻是平路參加晚宴愛穿牛仔褲，被她的長官抱怨。她笑，「因為香港不少一位貴婦嘛，我定位我們是文化機構，想讓大家覺得有一些台灣不一樣的氣質。不過後來我就愈來愈入境問俗了。」我注意到她身上穿的這身黑衣，○二年她出書就穿這套衣服拍封面照。回到台灣，她又恢復樸素本色。

她在香港創辦了頗受好評的「台灣月」，每年十一月邀請台灣藝文團體到香港表演，讓過去從不參加中華民國活動的香港高官，與從不參加藝文活動的老百姓，都來參加了。另外，她也幾乎完成長篇小說《東方之東》，是鄭芝龍父子的故事與兩岸人情的關係，也是個愛情故事。

平路還有幾本小說如《行道天涯》（孫中山、宋慶齡）、《何日君再來》（鄧麗君）、《百齡箋》（宋美齡），也都是根據真實存在的人物寫的，而不是自己杜撰一個故事。她說：「那時是覺得這些題材裡有最多的 myth（迷思）。我還是希望每一篇都不同，希望它的難度高到讓我覺得是個挑戰，我才會全心投入，才會有源源不絕的腦啡，支撐我走這麼久的路。如果已經會了，我就會覺得不如去做別的。」 

到頭來，平路記掛的還是小說。這天我們講了很多，從國父講到小說，從小說又意外講到身世。而這身世，竟又與她會開始寫作有關…。

平路的父親路君約是心理測驗學界的宗師，母親也在大學教書，平路做為父母唯一的孩子，從小常考第一名，後來依父母心願考上台大心理系。如果她願意，出國拿到學位，很可以回來承繼父親，成為心理學權威。但她沒有。她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讀教育心理統計，「很快發現最聰明的教授都是數學系來的，」 便轉讀數學系數理統計組。

「我沒有數學根基，純粹被那種聰明迷惑就去了，他們讓我知道數學是天才事業，有時一整天就對著黑板上的一條算式。」拿到碩士，又繼續念博士。「指導教授說，如果有一天妳半夜醒來，走到桌前解出一個問題，那可能就是最重要的答案。但我從沒被那種天啟式的聰明驚醒過。我想，如果我拿了博士，最多做一個平庸的教師，不會是第一流的數學家。」她那時剛好找到工作，便沒寫論文，放棄學位。

她在美國公司做了幾年統計師，開始寫小說，投稿到台灣報社，得了文學獎。「我會寫作是因為做事幾年，綠卡、升遷都很順利，接下去我已經看到如果繼續待在那公司，可能會愈爬愈高，那時下班後就跟美國同事去玩樂，晚上作夢都講英文。所以開始寫作是很大的轉折，如果我不這樣做，日子就會那樣過下去，每年最興奮的事就是年初開始計畫度假。」 

得了文學獎，受到鼓勵，加上八○年代後期台灣風起雲湧，她的好友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她關心又嚮往，九二年，她決定放棄美國生活回到台灣，進中國時報當主筆，一邊做記者採訪，一邊寫評論和小說。而她的文字對當時的台灣是新奇的、女性觀點的，又時常翻轉、顛覆那些習以為常的觀念，她很快便成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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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繼承父業、放棄美國穩定生活、選擇一條崎嶇的寫作之路，顯示的是她的獨立，只是一個父母四十多歲才生、理當享受所有疼愛的獨生女兒，為何在文字之間與受訪時，偶爾不經意透露的，是那樣激烈而叛逆的人生？例如：她大一時談戀愛，因為父母反對（不是為情所苦）而自殺；出國唸書半年後某天從拉斯維加斯打電話給母親，很高興地說：「我等一下就要結婚了！」母親在電話那頭大驚：「你父親要昏倒了！」而每次寫到母親，她的心情也總是充滿糾結與不解。

這叛逆的來源是什麼？究竟過去發生了什麼事使得她必須用這種方式來得到平衡？聽完我的問題，她看著我，突然要我關掉錄音機，然後說了一段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

說完，她幾番要求我不能寫。我們認識十多年，但不很熟，也不算是朋友。她會告訴我，想來是因為既然我問，她就幫我理解。她一直是個誠懇面對自己與他人的作者，這是她沒有用謊言敷衍我（記者）的原因。

而我只能說，關掉錄音的這段時間，主要的訊息是：「她父親二○○五年去世後不久，某天她終於問了母親，自己究竟是否她親生。母親說：不是，她是她父親與別的女人生的孩子。」

一切都得到了解答。

我母親常說：「別讓你父親蒙羞。」她很嚴格地執行，總是覺得我不夠好。（《聯合報》，2007）

比起她的富態、勻稱、嬌小而顯得貴氣的四肢，我從小身形瘦長、大手大腳，加上扁闊的骨架，母親說，那都是女人命苦的徵兆。（《我凝視》，2002） 

在母親面前，我經常莫名所以地緊張，不曾發出聲音大笑。笑聲意味著某一種失序，女兒流露出失去控制的狀態，我自忖母親必然極其憎厭。而我，說不定也暗暗難堪著母親不自覺的失態：包括她在父親面前忸怩的小女兒態、她描述鄰家男女話題時候吃吃的笑，以及她（不知道為什麼）對我提及昨晚她與父親床笫間事突然間的興奮表情。

帶著我不能夠分辨的詭異臉色，我的母親又一次向我埋怨（為了什麼呢？）：「你父親身體不好，還是要，弄得早上都起不了床。」站在晨霧的草坪上，穿著中學制服的我，緊張地揉著裙角，想不出怎麼順著她的話接下去……（按：以上兩段文字出書時被平路刪去，但原文仍保留在她的部落格。） 

是她母親無法自已地把無辜的少女路平當成了是「那個女人」、她的競爭對象……。後來我們開始談別的話題，於是繼續錄音，但我仍被此事纏繞，因此又回來：所以妳的叛逆早已不只是女性主義的思考，真正有關的是自己的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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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樣講好了，有個方程式我不懂，我用很多方法去解它，我把它想得非常複雜，我一直在想我母親為什麼不疼我，一個女人不疼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因為她不喜歡她自己？……等等，我去找答案。當然，一個女人為什麼要用男人的眼光看？她不喜歡我是因為不喜歡我的性別嗎？女人怎麼看自己的性別？這些都是女性主義的問題。我的謎題對我是這麼困難，但沒人告訴我答案這麼簡單：她不愛妳是一定的， 她看到妳就會想起……。所以後來講出來，才是和解。」小時候父親從來不（敢）對她笑，現在也懂了。

和解了，人會不會也變得平和了？平路笑，「我也以為。直到這次（國父事件） 才發現不是。」她發現自己還會反擊。那麼，早或晚知道，差別在哪裡？「我希望早知道。對每個人來說，最重要的還是『我是誰』這個問題。我怎麼來到這世界上？我怎麼長大的？為什麼會變成後來這個人？這跟外界怎麼看你無關，一個人最重要的價值其實在回答這個問題。」 

因此可以理解，她會開始寫作，其實是在尋找身世。那麼，如果從小就知道身世，後來還會成為作家嗎？平路輕鬆起來，往後伸了伸腰：「也許變成音樂家，」又開起玩笑：「或是三民主義學者、監察委員吧。」

去年藝人侯炳瑩出書說出家庭秘密，又與母親、哥哥在媒體互相對質，被人批評是「狗仔才有興趣的八卦」，或「私人家務事，浪費社會資源」。平路那時特別在專欄中寫道：「是不是八卦醜聞，單看社會用哪一種濾光鏡去剖析它？若是換一個角度，它其實是一種折射，替我們映照出所有家庭的畸異之處。…譬如，對多數人充滿了溫暖親情的『童年』，對某些孩子們，原本是個充滿了灰垢的黑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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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家三人各自根據自己的回憶敘述，平路說：「這份回憶是否能夠『還原』當時的情境則是另一回事。……記憶總是可疑的，然而，對敏感的孩子來說，傷害卻如此真實。更根本地看，則好像小說家海明威說的，每個人在成長路上都被重重地傷害過，爾後的人生，始終的困難在難於拼回原狀。因此，侯家兄妹的家務事，豈止於八卦而已。當事人在媒體上真情告白，所帶來的反省是：事件中的每個人，包括做父母的，包括每一個你與我，又何嘗不是，受傷的小孩？」

母親後來一直跟平路住在香港，平路回台，送她到養護中心受較好的照顧。平路常去看她，她九十七歲了。真相揭曉後，對母親的態度有變嗎？「反而對她更好。我其實心裡有種瞭解，知道她過去生活的不容易……。」

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