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2 月,一名輔大哲學系教授被學生控訴,指長年利用教職權力,同時與多名女學生交往。至少有 1 位女學生在過程中疑遭權勢性侵。隨著案件浮上檯面,我們察覺,輿論對 #METOO 事件的成敗評價,往往朝權勢性侵的定罪與否來判斷。

但其實在性侵發生前,我們就常被迫進入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愛應是「共識」,而非單方給的「假設」。

校園權勢性侵案,問題在哪裡?

今年 2 月 1 日,在 Dcard 論壇,輔大哲學系一名教授被學生貼文控訴,指控他利用教職權力,同時與多名女學生交往,且女學生之間,彼此毫不知情。根據壹週刊報導,目前已確認曾與該教授交往過的的女學生至少 4 人,而且至少 1 人在過程中疑遭性侵。

隨著越來越多權勢騷擾案被放上公領域討論,我們想說的是,當權勢騷擾案層出不窮,我們也漸漸看到 #METOO 運動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輿論對 #METOO 事件的成敗評價,往往朝權勢性侵的定罪與否來判斷。但其實在性侵發生前,我們就常被迫進入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彷彿只要以「愛」為名,一切脅迫都會被輕易合理化。

這也意味著,關於 #METOO,我們能用的詞彙還太少,要談的事情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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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METOO ,我們曾談過什麼?

認真說起,從 2017 年 10 月,#METOO 運動至今已一年有餘,但我們發覺,能夠使用的詞彙,其實還不多。從林奕含案、伊藤詩織案、到鈕承澤案,#METOO 最常被提及的面向,仍是「權勢性侵」。(並且,即使受害者已勇敢說出性侵經驗,要得到關注,仍是困難重重。延伸閱讀:#METOO 專訪伊藤詩織:打破日本性侵沈默,我賭的是誰會相信我

這讓那些已經被說出來的 #METOO 敘事,逐漸變得相似。

不過,我們不禁想問,難道沒發生性行為,就不涉及 #METOO 嗎?也讓一些遭權勢騷擾的受害者覺得,我沒有被性侵,我只是被騷擾,有點不舒服,甚或心裡常常閃過疑惑,我自己這算是性別暴力/#METOO 的受害者範疇嗎?

但它當然是。

你或身邊的朋友,可能都聽聞過這樣的經驗。

有教授因某女學生上課常遲到,單獨約吃飯,說得面談課業情況。地點選在義大利餐廳。女孩赴約,發現用餐期間根本沒談什麼課業,他只是全程對女孩閒聊私生活,吹噓教過的學生現在赫赫有名,可替她引薦。

這是性騷擾嗎?可能搆不上,但它確實根植於一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脅迫。而這件事往往也被視為對方的試探,受害者的不知如何反應,也常被加害者視為默許。

也有男主管愛跟異性下屬玩平等遊戲。辦公室屢屢強調,我們雖是直接上下屬關係,但心裡是平輩,是朋友,要彼此學習。私底下當然也單獨約女下屬出遊,半夜傳 line 閒聊。當被質疑,最好的擋箭牌就是:「因為我們是朋友。」

這是性騷擾嗎?可能也不算,但同樣是上位者利用權力不對等關係,替自己謀利的行為。政大傳播所教授康庭瑜在誘姦者的慾望與文明的暴力〉一文,曾描述權勢騷擾中,單方的「虛假合意」如何被形塑:

我甚至覺得,不是所有以奪取對方自主和純真為主題的性,都是不好的性,但有一種位高權重的人,是利用資訊和武器的不對等來進行奪取。這個奪取看起來是合意,但這是「虛假的合意」。(中略)這些狩獵者遭受批評就大喊這個社會恐性。他們錯得離譜。我們並不恐性,我們恐懼的是資源位置不對等的性協議。名為協議,實為脅迫。

並且隨著這些事件,我們發覺,所謂虛假的合意關係,通常還伴隨著一些特徵:

(1)假平等:對弱勢方宣稱彼此是平輩,是朋友,關係平等。但事實上若從結構端檢視,當然沒有。
(2)壓力:通常不會告知弱勢方,你有權利自主喊停,而不會遭受情感與權力懲罰。
(3)脅迫:當弱勢方試圖拒絕,他們會明示或暗示你,可能因為他的權力,失去或減少某些生存機會。
(4)宣稱出於愛:當脅迫發生時,甚至對弱勢方說,這些踰矩的行為是出於愛,出於「你很特別」。

這樣看似表面合意發展出的關係,實則缺乏足夠的正當性。它們可能都不是性的脅迫,但它絕對是關係的脅迫。但在 #METOO 運動中,我們想得到用來描述的字眼,仍然只有權勢性侵。

其實,早在「性侵」行為發生之前,我們就已經被迫進入這一連串不對等的關係裡了。

合意的 SOP,大多還只在於性行為中

現代婦女基金會曾接受女人迷專訪時(延伸閱讀:專訪現代婦女基金會:女生的性語言很少,連說爽都很困難,怎麼說被侵害?)曾提到:

只要回想生命經驗,就會發現,女生的性語言很少。我們很難開口去談自己的慾望,去談自己哪裡舒服,去談自己其實不要,談性有很深的羞恥感。

在性行為中如此,關係中當然也同理。當一個女性能夠描述受權勢侵害的語言還很少,她被老師吃豆腐,被上司騷擾,她只知道自己不舒服,她不知道怎麼描述自己的不舒服。她甚至不確定自己會不會被世界相信。

女性主義社群逐漸意識到,社會不只需要的新的性邀約語言,來確認「合意」。不只該強調「積極同意權」(Only yes means yes),我們說做愛像邀請對方喝飲料,對方隨時有拒絕的權利。(延伸閱讀:沒拒絕就是願意?18 張圖讓你認識性同意權

同樣地,社會也需要新的語言來描述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讓更多受害者理解:

即使妳沒有被性侵,但妳仍然是權勢騷擾的受害者。妳有權利可以說出來。

愛是共識,不是單方面的假設

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其實並不完全反對師生戀、辦公室戀情,我甚至理解,這種不平等有時也是愛的成因。不過,愛應該是「共識」,而非單方面給出愛的「假設」。

不可諱言,現階段社會還需要一套更明確的方式,讓更多不同經驗的 #METOO 敘事都能被坦然說出。畢竟不只是弱勢方,強勢方也時常無所適從。他們困惑,一段看起來很好的關係,如何變成單向權力加害的結構?

而至於具體的作法,則是必須開啟更多的故事,使 #METOO 運動的核心──權力不對等的結構,因為這些不同角度的對話而慢慢浮現:

1.說出更多新的 #METOO 故事,不只權勢性侵受害者,也包括權勢騷擾受害者、加害者、甚至包括旁觀第三人的故事。

2.使用更多新的詞彙,例如權勢騷擾、虛假合意、性自由的脈絡化,來明確描述這些情境。

「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伸手去指。」賈西亞‧ 馬奎斯在《百年孤寂》寫道。但是我們理解,權勢騷擾的世界一點都不新,它很陳腐,還很險惡,時常推陳出新。只不過在歷史上,從未有人曾試圖大規模地替它們命名。

日本記者池谷孝司在作品《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中提到,#METOO 問題的解決,從不在於要處決單一加害者,而在於改變體制。

我們相信,改變體制不代表盡量怪罪歷史共業,沒人承擔。而是承擔的方法是,我們透過打開各種性別暴力敘事,盡可能地看見現象,幫助我們理解體制,產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