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有些人正在趕著回家的路上,有些人離家已經很遠很遠。有些人覺得回家心情掙扎,有些人不知道怎麼回家。聽作者書寫春節與家的記憶,年關已近,對於酷兒而言,節慶是與他們對立的權力慶典,離家很容易,回家非常困難。(同場加映:

最後一次真正在家裡過年是2001年,在那之後的每一年農曆春節,我都在美國東西岸的雪堆中趕課,對於過年的印象十分淺薄,可能也因此幸運地閃躲掉了不必要的長輩逼婚戲碼、學歷與事業進度督促的「春節恐歸」症候群

身為一個局外人,時常我也會羨慕那些「每逢佳節倍思親」的臺灣留學生朋友,有這麼大量的記憶體與情感,可以準確陳述出他們想念老家的哪一道菜,或是新年街道上的氛圍,他們與家人熱絡地即時連線 Facetime,深怕缺席任何一項家庭回憶。(推薦閱讀:

 

這些關於春節的畫面與想像,隨著手機與社群網絡的發達,越來越能被快速地傳播、複製、再呈現,就像是過年必有的特別電視節目,以及長輩們明知道得不到答案卻又硬要拋出的「學業、工作、感情」三大基本問題,像是一種不斷循環的操演,成為我們認知中「過年」這檔事的樣貌,與環繞它的所有情感。過年初始的意義並不是要讓誰感到優越或者讓誰難堪,但如今演變至此,一直無法跳脫同樣的對話與形式,也是因為我們從未學會另一種和彼此相處的方式。

若將這些儀式都去除之後,我們和家人的情感,好的也好壞的也好,究竟又能剩下多少呢?我總想,焦慮的不僅僅只是返鄉的年輕人,也是家中的長輩,畢竟,若是少去這些年節的操演、鄉愁的描述,我們對於家族的想像便更加難以站得住腳了

對於許多同志朋友,鄉愁更是一件複雜的事。我的美國同志朋友中,不少人拒絕慶祝相對他們是象徵家族聚會的聖誕節,除了這個節慶本身的宗教性,他們也擔心若要與不願意接受自己性別身份的家人上演「團圓」的戲碼,會是成長的二度創傷。酷兒理論家賽菊寇在《Tendencies》一書中也曾經寫到,聖誕節實在是令人抑鬱,畢竟哪有一個如此巧合的日子—國家、宗教、家庭、與文化論述的合法性—這些掌握權力的所有機構,齊聚一堂,為了同一件事情發聲歡慶,同一時間,酷兒卻成為了節慶的他者、家庭的對立面。(推薦思考:

因此這些同志朋友寧可選擇與友人 potluck 聚餐,開車去山中的木屋遠離任何節慶的氣氛,拒絕參與聖誕宗教儀式的猶太裔與穆斯林朋友,甚至還會藉此假期辦政治性讀書會,就是不願意被攪和在這普天同慶的權力慶典之中。

 

我總想,能有這樣緩衝與逃脫的空間真好,但也是因為美國實在太大了,真心要躲,人們總能躲得遠遠的。臺灣如此緊密的關係網,實在難以閃避人情的壓力,連我在這麼遠的地方,常常也覺得必須做些什麼,吃個年菜,或去中國城和觀光客湊熱鬧,才能延續自己的鄉愁。也因為在美國主流社會中,難得有一天是所有慶祝農曆新年的亞洲朋友有一個共同話題,無論是韓國人包餃子、越南人吃粽子、臺灣人圍爐煮火鍋,鮮少能如此感受到一種離散文化中的集體性。

我十分喜愛的跨性別作家 Eli Clare 曾在一篇自傳性文章《Losing Home》中談到,書寫離家是一件複雜的事:「若酷兒是最簡單的開端,而放逐是最困難的,那麼階級便是最使人困惑的。」因爲鄉下長大的他,出櫃離家到了都市的酷兒社群,即使找到了性別認同上的歸依,中產階級的菁英生活,與都市人認為鄉下必定是保守恐同的刻板印象,使得他加倍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也因此城市從來無法成為他真正的歸屬。

放逐不只是因為性別,更是城鄉與階級的差距。離家是最容易的,要回家則是難上加難。

對於在他鄉找不到歸依,又有不能立即回家理由的人們,這個節日也許永遠都不會是屬於我們的。這些情感,或好或壞,卻會讓我們不停想念、糾結,成為延續我們在各處放逐中與「家」這個想像形體的一條聯繫。(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