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的 108歲生日誕辰!你或許聽過她提出的《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主張,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走過她經歷的歷史,也慶幸在20世紀,我們能有這樣一個直言不諱的聲音。(推薦閱讀:從歐美看台灣!女人參政讓社會更好

今天的 google doodle 又有新氣象!你認不認識這位帶著淺淺微笑,微蹙眉頭,正提筆寫作的女人呢?

 

她是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德國猶太裔,今天是她 108 歲的誕辰紀念日!

說到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許多人心裡應該先浮現出了《漢娜鄂蘭:真理無懼》的電影片段,更不會忘記她提出『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主張「最極致的邪惡,乃出自最平凡的人之手。」就如同你我。

讓我們回到當時,看看漢娜鄂蘭提出此理論的背景。身為德國猶太裔的漢娜鄂蘭,在二戰期間躲過納粹集中營的威脅,流亡到美國。當時二戰過後,社會輿論群起撻伐德國屠殺猶太人的蔑視人道行為,同為猶太人的漢娜鄂蘭,當時自告奮勇到了以色列耶路撒冷旁聽納粹德國高官艾希曼(Adolfo Eichmann)的最後判決。

她看著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解決方案」,被稱為「死亡的劊子手」的艾希曼,驚訝地發現原來他再平庸不過,在面對所有控訴時,僅唯唯諾諾的以「一切都是依上級命令行事」回應。那場在耶路撒冷的審判,改變了漢娜鄂蘭的思路,於是她更開始思考「一個如此平庸的人,為何會犯下如此殘酷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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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猶太人」代表的時代意義,沒有讓她因為自身的受害經驗而蒙蔽了雙眼(漢娜鄂蘭曾在1940年代在法國被關入納粹集中營),卻讓她把事情看得更加透徹清晰。留著猶太人的血液,漢娜鄂蘭卻以一支無懼的筆在《紐約客》寫下這樣的採訪報導,替納粹德國高官艾希曼 Adolfo Eichmann 辯護,1960年代,指說

艾希曼並非出於仇恨猶太人或因本性惡劣而屠殺成千成萬的猶太人,他只是像普通的官僚一樣盡他自己的職責,不經思考的每天盲從著上級交代下來的例行公文一樣。

艾希曼不是惡魔,只是制度下的小丑。

艾希曼背後代表的問題是,他並非心理變態或有虐待狂,他是如此平庸的一般人,如同你我,而這才是真正的可怕。從我們的立法機制或是道德倫理的層面來看,這樣的平庸,比所有暴行的集合更加可怕。

“The trouble with Eichmann was precisely that so many were like him, and that the many were neither perverted nor sadistic, that they were, and still are, terribly and terrifyingly normal. From the viewpoint of our legal institutions and of our moral standards of judgment, this normality was much more terrifying than all the atrocities put together.”

文章一經刊出,各界撻伐的聲浪不間斷,千夫所指,漢娜鄂蘭更被其他猶太人視為異己以及叛徒,當時她承受的心裡壓力,可想而知。但其實若非猶太人的身份,她又如何能直指猶太與納粹的核心命題,進而提出如此深刻的思辨?思考是一把利刃,「邪惡的平庸性」背後代表的是「思考的無能」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電影劇照

漢娜鄂蘭曾說:「瞭解事實,不等於原諒。」看穿邪惡的本質,以及艾希曼在制度裡頭的位置,並不代表原諒艾希曼的所作所為。

最邪惡的事情是由那些沒想過自己能選擇是「善」是「惡」的人做出來的。這是最難過的事實。

“The sad truth is that most evil is done by people who never make up their minds to be good or evil.”

在那樣的時代背景底下,漢娜鄂蘭在一面倒的仇德思維中,執拗的站出來說了不中聽的話,不畏輿論壓力,緊握「思考」的重要性。先不論是否同意她的『邪惡的平庸』論述,我們都該感謝在當時,有這麼一個無懼的聲音,告訴我們:「人類最大的邪惡,在於無法思考,只知盲從。」(同場加映:九位哲學家說:「沒有思考,不算走過人生」

越是紛亂的時代,直言不諱的聲音,越是清晰。

對應台灣最近發生的事情,彷彿永無止盡的食安危機,「他做了所以我也做了,有什麼大不了」的盲目思維,或許在這樣的一天,在漢娜鄂蘭的108年冥旦紀念日,我們很適合一起懷想這樣一位無懼的政治理論家,也一起找回身而為人,「思考」的能力。(推薦閱讀:台灣最缺的不是有能力的人,而是能夠負起責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