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美人魚》引發的選角爭議，再次掀起大眾對美國影業關於選角的「政治正確」的討論，一起來看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多元共融的價值！
文｜不是貓
《小美人魚》真人版還未上映，就因選擇荷莉貝莉（Halle Bailey）擔任女主角而鬧得沸沸揚揚。
支持選角的網友認為，是時候讓迪士尼公主膚色更加多元了。網路上表達反對意見者也不少，除卻對荷莉長相攻擊的偏激言論外，最主要的論述認為：不再紅髮白膚的愛麗兒「毀了童年回憶」，推特上甚至出現「#NotMyAriel」（這不是我的愛麗兒）的標籤。
對於網友的反應，導演羅伯馬歇爾（Rob Marshall）表示始料未及，聲稱自己以為「早已過了需要面對這種想法的時代」，並且主張：就是因為還有這種聲浪，這次的選角便具有重要性，且十分感人（touching）。
然而，「選角」真的如羅伯所說的這般簡單嗎？近年美國影業關於選角的「政治正確」聲浪，確實成為了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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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與「公平」該如何兼顧？
導演羅伯為《小美人魚》真人版做出解釋，選擇荷莉擔任主角並無政治意圖——他沒有故意選擇不同膚色的小美人魚，全然是因甄試過「所有族裔」（every ethnicity）的演員後，發現荷莉符合愛麗兒的特質：「出奇堅強、熱忱、美麗、聰慧、機智」並且「充滿熱情和喜悅」（“incredibly strong, passionate, beautiful, smart, clever,” and with “a great deal of fire and joy,”）。
然而，並非每部倡導 DEI 的電影都能如此為選角正當性掛保證，主張選角過程曾力求「公平」（equality），它們也因此而受到嚴厲的批判——儘管它們確實在某種程度上，為深受歧視的弱勢族群勾勒出正面樣貌，並改變了觀眾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
2015 年艾迪瑞德曼（Eddie Redmayne）因演出《丹麥女孩》莉莉愛爾博（Lili Elbe），這位世界紀錄上首位進行性別重置手術者，而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等多項最佳男主角提名。
在此之前，好萊塢賣座電影更傾向將跨性別者當作笑料，《丹麥女孩》不僅立意良善、獲得一片好評，更成功開啟了一扇窗，讓觀眾對跨性別者有了初步且正面的認識。
儘管如此，艾迪瑞德曼卻飽受批評，被指責身為順性別者（cisgender）的他不該出演該角色。批評者認為，他剝奪了跨性別者（transgender）在好萊塢難能可貴的演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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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艾迪對這些批評回應道：當初接演該角色是一個「錯誤的決定」（a mistake）。許多中文新聞只將焦點放在他「承認錯誤」，卻忽視他之所以認定那是個錯誤，並非因為「頓悟」順性別演員不該飾演跨性別者，而是認為好萊塢在選角時沒有給予所有人公平的機會（many people don’t have a chair at the table）。
於此同時，艾迪仍對自己在知名歌舞劇《酒店》（Cabaret）擔任過去由 LGBTQ+ 演員出演的 Emcee 深具信心，鼓勵批評者應該先看過表演再給予評價。顯然，艾迪是更贊成演員應該以演技和對角色的尊重取勝的，而非基於性別認同或性傾向。
更近一點的實例，是剛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布蘭登費雪（Brendan Fraser），他在《我的鯨魚老爸》（The Whale）中，飾演一名272公斤、為同性戀人拋棄家庭的男人。
儘管演出後佳評如潮，布蘭登和導演依舊面臨質疑，甚至被貼上「肥胖恐懼症」（fatphobia）的標籤，畢竟：為何不找真正的肥胖演員飾演此一角色，而選擇讓布蘭登穿著肥胖套裝（fatsuit）來出演？
無論艾迪瑞德曼或布蘭登費雪，他們出色的演技在這兩部電影中都是無庸置疑的，然而，在少數族群及「政治正確」的眼光看來，「身份」或「認同」（identity）才是演出該角色的重要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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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難發現，選角要 100％符合「政治正確」是幾乎不可能的。
這就產生了一個微妙的矛盾：如果性別、種族、性別認同、性傾向，甚至是膚色、身材、有無罹病等，被各種少數族群認為是甄選角色時，應超越「演技」以作為評估的先決條件，那麼是否有可能，導演們將會選出最政治正確，卻不一定最能詮釋該角色的演員呢？
保障「多元」（diversity）當然很重要，但若達成此目標或多或少要犧牲掉「公平」（equality）時，那我們所期待的 DEI 時代，真的能來臨嗎？
反思：演員之所以為演員
或許從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演員，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反思身份、認同與選角之間的關連性，以及當它們不相符時，是否必然會受到指責。
原名艾倫佩姬（Ellen Page）、現為艾略特佩吉（Elliot Page）的演員，2007 年以《鴻運當頭》裡意外懷孕的異性戀高中少女一角出名，該角色為她贏得了逾 20 座獎項。
2014 年他在公開演說中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戀；2020 年則更改姓名，並坦承自己是跨性別男性。
艾略特在出櫃演說中提到：「一個異性戀演員演同性戀角色會被稱讚『勇敢』，但一個同性戀演異性戀卻不會獲得相同的肯定。人們無法想像同性戀演員可以勝任。」
然而，他自己卻做到了，他在《鴻運當頭》中的朱諾（Juno）深具說服力，即便他一直以來都清楚自己不是異性戀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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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獲得多項大獎提名及觀眾支持，出演的提摩西（Timothee Chalamet）更因此聲名大噪。
當時，已出櫃男同志的導演盧卡（Luca Guadagnino）面臨同樣的質疑：為何不找同性戀演出此角色？
盧卡對此毫不迴避，身為男同志的他強調：首先，男同性戀者本來就具有個體多樣性。
其次，Oliver（該片主角）是小說家筆下的虛構人物，「真正的他」根本不存在世界上，批評者不應執著於此；最後，演員本來就該透過「表演」（act）來賦予角色生命。
要知道一個人有某段經歷，不必然代表具備能力將心路歷程忠實呈現在大銀幕上；而缺乏某種心境或體驗，也不一定會使演出缺乏說服力。我們討論的這些劇情片，之所以與紀錄片有所區隔，就是因為它是「演」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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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另外一個著名的例子：《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這部公認的好作品由李安擔任導演，選擇了兩位異性戀男演員，飾演一對情愛糾葛了大半輩子的同性愛人。
因為他們的詮釋，「斷背」在臺灣成為了同性戀的代名詞之一，甚至在 2007 年被教育部公布為 171 個新詞彙之一。
《斷背山》說明了：電影之所以能感人並具有說服力，並非取決於擁有和角色完全相符的特質或認同，而在於「演」的人竭力體會並揣摩，如何表現、傳達角色真正想帶給觀眾的故事，這也是詮釋角色者被稱為「演員」的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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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融」的目標下，「回憶」是否該被尊重？
最後，我想來談談「毀了童年回憶」這件事。
最初獲悉荷莉貝莉將演出《小美人魚》時，我覺得黑人小女孩的雀躍：「媽媽，你看！她好像我！」真的很溫馨，而「創造多元的童年回憶」更是我極度認同的目標。後來，我開始深思：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所熱愛的回憶上，我是否也能如此「政治正確」地欣然面對？
我想起《Nana》這部極具時代代表性的漫畫，如果它被翻拍為「Jenny & Jenni」之類的電影，並由白人演員飾演娜娜和奈奈，我能在第一時間就肯定它的多元性嗎？
在一些依據事實改編的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演員的「種族」會被更嚴正的檢視，例如近年的《埃及豔后》，導演和演員必須提供具說服性的論述以示對歷史人物的尊重。
然而，針對《小白人魚》這種虛構故事，我們又應該如何處理，才能避免在顧及「多元」和「公平」的同時，不製造對立、不阻礙「共融」（inclusion）的實踐呢？
除了艾迪瑞德曼和導演盧卡對於「公平徵選」的建議外，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先學著停止對好萊塢或迪士尼等美國影業的過度追捧。
它們的「太白」有根深蒂固的歷史淵源，即便現在竭力表現出對「多元」追求的政治正確，在立意良善之外，不可否認也蘊含著為商業利益而妥協的意味，《花木蘭》裡的福建土樓就是「做半套」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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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寶萊塢（Bollywood）吧！雖然這個近似好萊塢（Hollywood）的稱呼令一些人詬病，但起碼印度電影確實走出了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由在地人講自己的故事，不僅保持文化脈絡（cultural context），更讓世界認識印度。
這樣的作法，在近年獲得越來越多「反向文化傳播」的成功—從《心中的小星星》、《貧民百萬富翁》、《我的名字叫可汗》、《三個傻瓜》到《我和我的冠軍女兒》，沒有一部不是觀眾耳熟能詳、口碑與票房兼具的影片。
韓國亦是如此，而且其更加全面性、計畫性地打入國際市場，從電影、影集，以至於 K-pop，我們可以發現歐美國家對韓國（甚至於亞洲）的逐漸改觀，從「東亞病夫」到「被追捧的偶像」，其實也不過是短短的十數年。
對於美國影業的監督是必要的—畢竟在殖民化（colon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下，美國中心主義仍透過電影等娛樂深深影響著我們。但一味期待別人來圓滿我們的回憶，倒不如自己創造。
至於《小美人魚》會否「毀了童年回憶」？荷莉貝莉是否「#NotMyAriel」？何妨等電影上映後，再公平地討論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