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作者池谷孝司上周末來台。他提到,曾有劍道部老師要求女學生脫光「跟老師心靈相通」、有老師聲稱「不是只愛十歲小女孩,而是我愛上的人剛好十歲」、也有老師利用權勢控制學生,要她們當小三。

《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日本作者來台

學校的老師,利用個人權利,將學生視為己物,這樣的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但教育現場,偏偏就有許多這樣的事情發生,於是我把這樣的事情寫成一本書。

4 月 13 日,在台大校園,日本共同通訊社資深記者池谷孝司於「打破沉默,揭發隱匿――面對校園性犯罪之台日經驗交流研討會」上,分享報導作品《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老師叫我不要說,這都是為我好》。書中收錄數個校園性侵真實事件,更採訪到了這些受害者、與「狼師」加害者。(延伸閱讀:如何改善校園性騷擾:除了事後處理,更要事前教育


圖片|人本教育基金會提供

曾有劍道社指導老師要求中學女孩脫光光「跟老師心靈相通」、有老師帶小學生上賓館,聲稱「不是只愛十歲小女孩,而是她剛好十歲」、也有老師要求多位女高中生當小三。

池谷長期關注社會議題,著作包括《死刑就好了――孤立所造成的二起殺人事件》、《兒童的貧困連鎖》。而這次他想做的,不只是公審「狼師」,而是要詢問校園性侵為何能「長久性被隱匿」。為什麼這些校園學生耳語、人人皆知的「狼師」,能在日本校園中暢行無阻,甚至事發後只要換一間學校,就沒有任何追究,還能繼續升官?

在這次研討會中,有主要幾個最常見的困境,使得校園性侵被層層隱匿。

困境一:「我不是要愛上 10 歲小女生,而是我愛上的人剛好 10 歲」

首先最大的困境,在於校園性侵的本質,就是一種被隱匿的權力不對等關係。

池谷分享書中一個案例。是鈴木老師與他的學生由美,由美只有十歲。由於出身單親家庭,作為導師的鈴木時常關照她,而當時,鈴木老師正與妻子處於婚姻瓶頸,更讓兩人有機會漸漸親近起來。

「我和大人談戀愛時也不擅長應付積極的類型,從沒想過自己會愛上小學生。」慢慢地,鈴木每天會收到由美送來的「最喜歡老師」的信。她先送了娃娃、幫忙券與搥背券,最後是親親券。

「我無法阻止自己,不過其他老師應該也覺得不對勁,畢竟由美常來找我,只能靠其他老師阻止我了。」鈴木曾這麼說。最後鈴木帶著由美上賓館,試圖發生性行為。而後遭到逮捕。

池谷說,鈴木老師曾告訴他:「我從由美四年級擔任級任導師。我不是故意要愛上 10 歲小女生,而是我愛上的人剛好 10 歲。這位老師一直覺得兩人是戀愛關係。他們每周約會,持續兩年。這兩人都很寂寞,這個老師在家庭或學校都是很孤立的,而小孩則是單親。於是產生疑似戀愛的情緒。這個老師還特別強調自己不是蘿莉控。

池谷指出:「他是個認真普通的好老師。當法官說他濫用教師權力逼迫學生時,他非常驚訝。他從未想過自己是個有權力的人。」

「我不是要愛上 10 歲小女生,而是我愛上的人剛好 10 歲」這句話,正足顯了鈴木對於自己權力的無自覺與合理化。若是理解自己的位置,就應該與學生保持界線,而不是將個人的社交困境,透過沉溺於與女童「戀愛」的假象中,得到慰藉。

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於「其實普通老師對於學生,都容易有好感。但如果沒控制好,有可能會產生感情投射,搞到最後以為在戀愛。裡面最大的問題,特別有權力的人,自己卻沒有自我意識。所以我認為有必要透過再教育,讓他們知道自己手中掌握著權力。」


圖片|人本教育基金會提供

一起來台的校園性騷擾全國網絡(SSHP)創辦人龜井明子補充:

有人在問老師跟學生之間到底可不可能有戀愛。事實上,愛是一種感情。我們不能要求任何人不要有感情。也有學生是打從心底真的喜歡老師的。有這樣的學生存在,並不是奇怪的事情。

但重點是面對戀愛,老師該用什麼方式去面對孩子?兩人的關係是教人與被教的立場,必然牽涉到分數問題。弱勢一方,也未必擁有足夠籌碼,來承擔戀愛與分手帶來的風險。另一個問題是,兩個人對於戀愛的經驗、成熟度、想像,也都完全不同。

龜井說,在日本曾有老師與學生在戀愛分手。後來發生什麼呢?老師給學生打了很低的分數。在日本的評鑑是十等。學生原本都是八分,分手之後,她只得到五分。

很久之前有日本記者針對師生戀拍了紀錄片。我只看一半,就很難看下去。我們知道在校園中,老師對學生的掌控是很全面的,而在這狀況下,紀錄片中老師「看上」的學生,常常是經濟狀況比較不穩定的家庭。

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對於伸出援手的老師,往往產生許多感情依賴,家人也不疑有他,將孩子交給老師照顧,甚至帶出去過夜。龜井說:「這段師生戀的結果,最後甚至還結婚。」但這些對象,都是社會條件較弱勢的小孩。她認為,在學生難以說不、或本身容易投注情感的情況下,老師作為專業人士。無論如何都應跟學生畫出界線才行。應該透過加強教育,提升教師的敏感程度。(延伸閱讀:我的痛苦不能和解專訪林奕含:「已經插入的,不會被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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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二:家長啦啦隊對受害者說「妳要恩將仇報嗎」

池谷說:有種狀況,是當學生終於鼓起勇氣,想說出受害經驗。沒想到老師卻堅持「我沒有做這樣的事情」。於是學生被貼標籤成「說謊的騙子」。從此在同學、家長與老師間抬不起頭,甚至被霸凌。

有時候受害者還必須離開學校,這就是所謂的二次受害。

更有一種狀況,池谷稱為「家長啦啦隊」。

書中另一位案例,是女學生早苗,控告劍道社指導老師原口,要求女學生表達忠誠、包括說出「我願意為老師去死」、還有要求學生「把衣服脫光與老師心靈相通」。由於原口在校是績優教師,帶領劍道社取得優異成績,因此當早苗以及另外幾位同學提出民事訴訟時,卻遭到其他家長的阻撓。

池谷分析,當足以帶領學校打進全國賽的老師引起問題時,家長往往會成為教師的啦啦隊,包庇老師。他們反覆質問早苗「你要恩將仇報嗎?」「你要讓耀眼的成績蒙上陰影嗎?」也無形對站出來的受害者,進行二次傷害,也就是所謂的「譴責受害者」。而譴責受害人的情境,若發生在封閉的校園中,往往更容易讓未成年人受到傷害。


圖片|人本教育基金會提供

困境三:「既然老師知道了,為什麼不救其他妹妹?」

為何這些老師能逍遙法外?最嚴重的問題,發生在最日常的平庸之惡中。第三個困境,來自於保持沉默的校園同事。

當其他老師知情不報,性侵案只是耳語。為什麼許多老師,明知道這些事情卻保持沉默?著有《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沉默的島嶼》作家陳昭如(延伸閱讀:《幽黯國度》陳昭如專訪:慾望不髒,慾望其實很痛),指出幾個關鍵點:

第一個,許多老師認為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是績優學校,不可能這樣。」但欺負學生的老師跟是不是績優老師,是沒有關聯的。不能說這種老師有錯,但絕對是警覺度不夠。

第二個,是保守的貞操觀。為了孩子未來好,不要通報、不要張揚。「萬一通報,害了孩子,讓他以後結不了婚、交不到朋友,怎麼辦?」

聽來荒謬,但卻是許多第一線老師的擔憂。陳昭如說:「我們不能因為個人的貞操觀而害了其他孩子繼續被欺負。」過去也曾有案例,是某南部特教學校,多年前發生學弟欺負學姊,校長知情後的反應竟是,既然已成事實,那就讓兩位「結婚」算了。陳昭如說:

我這幾年慢慢一直反芻、想像這件事情,我心裡不純粹只有可惡來形容那個校長,因為有可能,有可能,那個校長想著「真的是為了孩子好」?

我們可以輕易貼標籤,罵這個人壞蛋,但他背後的心理因素,仍需要被進一步釐清,才能夠降低老師們產生如此迷思的可能。

第三個。老師不知怎麼處理。第一,是法律層面的。她提到,很多老師甚至沒看過《性別平等教育法》。因為大家都以為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第二,是老師的個人恐懼。擔憂這個老師最後沒事,該怎麼辦?今後如何跟他一起上班?

「我相信沒有人是鐵石心腸,知道有人受苦受難,會一點感覺都沒有。」

陳昭如提醒,保護學生也是老師的工作之一。「我相信所有老師在成為老師之前,應該是對學生有愛、也想當好老師的。但是久了,可能熱情會慢慢熄滅。我希望這番話能讓火花重新燃起來。」

校園性犯罪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人人有責

結構的問題最常被社會遺忘。

池谷說,日本最近沸沸揚揚的是母親虐童案。「只要一發生母親虐待孩子,日本社會都很關心,但是講到老師在學校裡虐待學生,大家就都是旁觀者了。」

這是因為,責怪明確個人,比責怪結構,要容易得多。


圖片|人本教育基金會提供

「我們很容易針對個人去關心。但我認為,校園性犯罪這些事件,基本上都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組織的行為。但是要對組織進行譴責,是非常困難的。」

這是為什麼,光是處罰狼師,實則無助於事件減少。我們要做的,是提醒孩子,遇到這樣的事情請願意說出口。也要提醒師長,請站出來保護孩子,而非否定他們的受害經驗。

研討會中,也提到目前幾個針對校園性侵的改善方式,可能包括:

1.提升性平機制有效性:在校園性平機制啟動時必須確保其調查是合法且有效的。同樣地,調查人員也需要受過更多專業訓練與實際經驗。

2.提升一般老師警覺度:透過師資培訓,讓老師對性別議題有更高的敏感度與處理原則,才能接住落下的孩子。

3.提升狼師自我警覺度:如龜井提到,在日本的工作坊,他們會提供實境演練,例如若有學生喜歡你、想坐在你腿上,該怎麼拒絕。避免不知不覺間,讓人變成自己也不希望成為的「狼師」,這也是老師用來自我覺察的一種方式。

只有每個人都願意改變,校園性犯罪才能結構性地減少。正如池谷所言,「放著不管,本身就是一種犯罪。」

希望世界越來越好,在孩子落下前,我們都能更好地看顧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