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性侵案件發生在相對保守的教育體系，我們該如何挺身而出，防止悲劇發生？
撰寫《沉默的島嶼》之初，內心不時有著這樣的拉扯。這四起背景互異（分布於都會及偏鄉）、手法有別（誘姦、強迫性交及宗教騙色，且受害學生有男有女）的案件，涉及的是向來難以啟齒的性侵，又是發生在相對保守的教育體系，記錄事件始末肯定是吃力不討好、處處是地雷的苦差事，令人精疲力盡。出版這樣的作品有什麼意義？讀者真能體會當事人（受害者、家屬、援助者）的痛苦？或者只是加深了對既有體制的無力感？
如果我可以假裝若無其事，對當事人的自白無動於衷，一切就結束了。可是，我做不到。尤其當我深刻感受到，他們最深的痛苦未必是來自受害本身，而是外界的漠視與否定；他們最大的打擊，是看到人性不該看到的那一面，讓「信任」兩個字變得遙不可及⋯⋯面臨背叛、沮喪與憤怒的他們是在身心承受的壓力達到極限，才不得不向外求助，但旁觀者往往卻退縮了，沉默了，假裝若無其事地轉身離開。
他們被迫噤聲，並不是無法開口，而是環境讓他們開不了口。
經歷了漫長的訴訟過程、多方的撤訴壓力與周遭的異樣眼光，他們依舊勇敢地說出來，期待自己的現身說法能阻止不幸繼續發生，幾經思考，我刻意不以激越的文字挑動感傷的情緒，也不試圖援引任何理論學說與其他案例，只是忠實敘述他們沉靜求生的歷程。事實上，只要簡單描繪案情原委，整體社會的輕忽默視、官僚體制的官官相護，真相的崩壞瓦解便已無所遁形。
教育改革從來不是把老師當敵人，而是試圖挑戰他們背後的價值觀。我一直深信，唯有更多人明白為何校園性侵事件層出不窮，瞭解涉案孩子及家長的處境，進而理解現行制度下教育者的困難，才是對受害者最有力的支持，也才是扼止悲劇重演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