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無數個性侵事件背後的真相:我們問了太多「受害者為何無法避免自己被強暴」,卻看不到這些對受害者的歸責是如何地彼此矛盾。「完美受害人」並不存在,存在的,是一顆顆真實受傷的心靈。

文|東華大學通識中心講師╱粉絲頁「單親媽媽和她的小孩」作者

2006 到 2015 年間,台灣性侵案件定罪率每年均以 4%-10% 不等的差距,低於其他一般案件。法務部曾委託交大林志潔等多位教授之研究團隊進行研究,發現無罪定讞的性侵害案件大致有證詞是否前後一致、是否有其他事證、有無外傷、有無逃跑或抵抗、體型差異、兩造平日互動關係、處女膜是否破裂、有無第一時間報警或驗傷等二十二項固定無罪因子。研究團隊之一的金孟華教授認為,這些都很容易陷入「完美受害人」的建構,反映出在法院審理的過程中,仍存在大量性別刻板印象。

即使處於台日兩個不同的社會、法律、文化系統,本書作者伊藤詩織女士在訴諸法律、追求正義的過程中,不論在驗傷、報案、偵察、採證各方面的遭遇,都與上述的研究發現有驚人的相似度:在事發當下因為極大的骯髒噁心感只想抹去刻在身體上的印記而錯失採證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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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政、司法等單位碰壁後選擇將事件公諸於世後大眾及媒體的冷淡或質疑反應,與其說性侵案件的司法歷程充滿性別刻板印象,受害者面對的嚴苛現實是: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比起其他類型的犯罪受害者,他們往往必須花費更大力氣證明自己受害經驗的「不可歸責性」,在這樣的過程中,整個社會對受害者批評、謾罵、譴責、質疑所產生的傷害,有時甚至比事件本身更加殘酷。

閱讀《黑箱》是一個相當沈重的經驗,就事件本身而言,擁有極大權勢的加害者究竟在整個犯罪調查中獲得多少體系正式或非正式的保護,以致於所有不利加害者的證據或證詞到最後都沒有獲得採信,伊藤女士同時做為受害者與調查者,就算窮究所有方法也難以窺得全貌。

另一方面,她在挺身而出後所面臨輿論排山倒海的指責,正反映了「女人應自我保護」的主流性侵害防治的內在矛盾:在性侵害事件發生前,女人不能「太單純」,她必須在各方面有敏銳的洞察力與精準的行動,能提前察覺對方所有複雜的惡意及計謀並一一破除;但若她真的被強暴了,她又必須「很單純」,她所有對人生目標的渴望與追求、釐清犯罪事實的策略,全都可以被詮釋為心機與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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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問了太多「受害者為何無法避免自己被強暴」,卻看不到這些對受害者的歸責是如何地彼此矛盾,而當受害者試圖質問加害者「你為什麼強暴我?」時,整個司法、社會、甚至包括走「要懂得自我保護」路線的性侵害防治教育,幾乎都給不出除了「趁人之危的個別壞人」以外的答案,然後又鬼打牆似地回到「所以不要讓自己陷入危險的狀態中」的無效原則。

伊藤女士在書中提到了「Only yes means yes」,正與近年來台灣婦女團體倡議的積極同意權不謀而合,但這種徹底翻轉決定權主體的論述(從「必須明確拒絕」到「由我自己決定」)直接挑戰了傳統對性別角色的定義,在司法或個別人際關係的操作上需要開展更細緻的討論。伊藤女士用自身的受害經驗撬開了兩個黑箱,她無法揭露全貌,但讓我們看到了整個體系對有權者的寬容。身為讀者的我們,是否有可能看到除非整個社會一起改變,否則這樣的黑箱永遠難以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