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都不到十五歲,不過是一群國中小的女生,臉上化著大濃妝,暴露的衣服露出瘦骨嶙嶙的身體。「王清峰非常激動,甚至一直要塞錢給她們被警察勸阻了──」紀惠容回憶著:「可是她們是討厭我們的,用冷漠的眼光看著我──帶有恨意──」她睜大眼睛看住我,右手摀住胸口:「我知道,尤其是──我是女的。」

把家還給愛

一九八三年,美國傳教士高愛琪在廣慈博愛院婦女職訓所,遇見了那位僅有十一歲,卻需日接三、四十位嫖客的小女孩。

在悲痛中,高愛琪向這些已被家庭拋棄的少女們伸出雙手;一九八八年,高愛琪成立「勵馨園」,從一張桌子、一臺電話機、一個兼職工作者開始,到現在,勵馨基金會在全臺灣十七個縣市有六十餘個據點,每年服務、收容兩萬多名受暴婦女,堅持著「反暴力」的旗子,旗裙飄揚。幾經傳承,這支大旗,傳到了紀惠容手上。(閱讀更多:受暴不婚媽告白:原生家庭沒教我的愛,成了我一生的課題

三十年來,臺灣從一個「雛妓大國」成為亞洲性別立法最進步的國家,紀惠容也帶領勵馨基金會,從一個兼職社工,發展到現在全臺有五百多位員工。

悲哀!「家」竟是女人最危險的地方

二○一八年五月勵馨基金會滿三十歲,也在這個五月,臺灣發生了十一起駭人命案,其中九起是家暴──斷頭的、刀戳爛的、大卸八塊的──兇手兇殘令人髮指,受害人的身分從妻子、女兒、女友到外婆,甚至母親,而那個拿刀拿棍的,就是她們付出、信賴的家人。

沒有一種悲哀比這更悲哀──就在自己的家,那個叫做避風港的地方──只要一言不合、所求不遂,家裡的菜刀、掃帚、雨傘⋯⋯全都可以隨手抄起,當作對付女人的凶器;家,竟是女人最危險的地方。

勵馨基金會總會一樓有座馬來西亞藝術家贈送給她們的裝置藝術品:紫色絲帶綁著雨傘、水管、短刀等等,一條條地從天花板上掛下來,這是藝術家從小到大,看到爸爸拿來打媽媽的東西。「凶器」下,是一具被綑綁的女體。

被暱稱「紀姊」的紀惠容,就站在這「如林的凶器」前,對我殷殷叮嚀著:「如果在家中發生衝突,女人一定要用頭腦啊,看到對方情緒激動了,千萬不要接話,要趕緊想辦法離開現場啊。」她說著。

微胖身材厚敦敦地,聲音永遠是爽朗暢亮的,眼角彎彎地面如滿月,是一個很可以倚靠的「女人的大姊頭」,一看到她,女人再也忍不住自己的委屈──

紀惠容說:「我這裡本來還擺了一個新娘人偶,她的白紗是用我收到的驗傷單做成的啊!」

加入勵馨二十六年了,每天過著與驗傷單為伍的生活,「我每天都要遇到許多個案,生活在其間⋯⋯心情經常很沉重⋯⋯。」紀惠容絮絮說著。

「永遠不會忘記的信」讓她堅持二十五年

這是一個滿滿負面能量的工作,我問紀惠容,是什麼力量讓她可以堅持至今?

聽到這個問題,她停了一停,然後告訴我她的心裡有一封「永遠不會忘記的信」,這封信,已經在紀惠容的心裡整整二十五年了──

「辦完『反雛妓華西街路跑』後的某一天,我接到一封信,那是我們的女孩(中途之家收留的少女)寫給我的。」

「她告訴我,她是被爸爸賣掉的。」

「她有去參加路跑,看到現場上萬的人(來反雛妓)⋯⋯她非常地震驚⋯⋯原來,原來有這麼多人是愛她的⋯⋯。」(延伸閱讀:沒有資本可反抗的性工作者:「他說他願意親我,是我賺到」

當紀惠容講到「愛」這個字時,她的眼睛整個亮起來,眼球表面是一片湖面上的波光粼粼,一時間我還以為室內開燈了──原來是紀惠容一下子離開了忿忿不平,整個人雀躍起來。

這力量支持著她,七年前紀惠容被檢查出腸癌第四期,都已經移轉到肝了。「我問醫生,我還能活多久?醫生指著外頭排隊的病人對我說『他們也都活得好好的啊!』」紀惠容做完八次化療,乾脆把癌症丟在一旁,繼續埋頭做事,直到如今。

紀惠容的行動力是一流的,吳念真曾說過,「勵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度達成率』」。不過,現在的婦運健將紀惠容,從小的志向是當老師,只是,教育現場令她大失所望。「我們那個時候的教育主流觀念,是『壞孩子就要打』,連孩子的父母都這麼想。」不能接受「以暴制暴」,紀惠容辭去老師的工作,在社運狂飆的年代,成為一名跑社會運動新聞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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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中時晚報成立社會運動版,一開始大家都很起勁,可是跑著跑著,《中國時報》漸漸受不了(政治壓力)了,就把我們的版停掉。我沒有線跑,但是稿子還是每天照發,當時老闆不喜歡,從主編到總編,就是不用這些稿子。」社方一度動念,要轉調她去跑「股市新聞」,於是社運版停刊半年後,紀惠容正式離職。

滿腔「淑世」抱負卻處處碰壁,紀惠容心灰意冷赴美念「鋼琴演奏」。可是,社會運動的熱血還是在她的身體裡奔騰著,就在這個時候,她接到了勵馨基金會執行長梁望惠的一通越洋電話:「惠容,妳要不要回來幫勵馨?我們要做反雛妓行動專案。」毫不猶豫地,紀惠容束裝返國,投入勵馨的「反雛妓運動」。

紀惠容告訴我,她第一次見到「雛妓」的情形。

「那時候我還是個年輕的記者,聽說警察抓了許多女孩子,就和王清峰一起去關心。」

她們都不到十五歲,不過是一群國中小的女生,臉上化著大濃妝,暴露的衣服露出瘦骨嶙嶙的身體。「王清峰非常激動,甚至一直要塞錢給她們被警察勸阻了──」紀惠容回憶著:「可是她們是討厭我們的,用冷漠的眼光看著我──帶有恨意──」

她睜大眼睛看住我,右手摀住胸口:「我知道,尤其是──我是女的。」

對這些少女而言,自己被父母親手賣作陌生男人的食物,陌生的女人會怎麼看自己呢?是鄙視吧!女孩們不只是肉體受到摧殘,心靈也已經重傷了。

一九九二年,紀惠容舉辦「反雛妓華西街慢跑」,在社運主旋律還是悲情本土的年代,紀惠容是臺灣社運的驚奇。這場慢跑活動由當年國民黨的大官吳伯雄、馬英九,民進黨黨主席許信良等領跑,參與者男女老少、媽媽帶孩子,是臺灣第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都市型社運」,最後估算,總參與者超過一萬四千人。

就這樣,紀惠容讓勵馨從「基督教慈善團體」變成了「慈善的社會壓力團體」,《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性侵害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等法案也在勵馨與許多婦女團體攜手合作下通過,如今,臺灣已是亞洲性別法令最進步的國家。

「要去沒有人要去的地方」

「很多人說,勵馨在臺灣書寫歷史,但我寧可說,勵馨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學習實踐基督的精神。」紀惠容說。

紀惠容的曾祖母,是彰化海邊的一位農婦,在十九世紀末成為臺灣長老教會的第一代信徒,她顯然是一位超越時代的女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臺灣鄉村,曾祖母不但成為基督徒,還將自己的兒子命名為「溫柔」。

紀溫柔從臺南神學院畢業時,一眼已盲,貧困的他穿著借來的夾克,向臺南歸仁著名的醫生李甘雨提親。李甘雨的長女李赤,從小倔強,所以命名為「恰」。也是基督教徒的李甘雨,並未嫌棄這個女婿貧殘,他大力支持女婿宣教的行動。紀溫柔牧師後來罹患肺病,仍然帶著妻子與幼子們志願到離島宣教,開創了包括澎湖西嶼小池角、竹嵩灣與馬公虎井等等離島教會。

紀溫柔宣教的足跡,成為紀惠容的父親一生不滅的信念,他也這樣教育紀惠容:「要去到沒有人要去的地方。」

「男人溫柔女人恰」,抱持著「臺灣初代牧師宣揚教會的精神」,這就是紀惠容家族四代一百年的家訓。紀家整整四代是長老教會的「牧者家庭」。

「我有時候想想,我家在那個時代,確實是蠻特別的。」紀惠容說。

爸爸是老師,也是教會裡的長老,「我的父親對我母親非常溫柔,我從未看過父親對母親大聲過一句。」紀惠容說,母親已經過世多年了,但是父親和母親相處的片段還是在紀惠容的腦海裡,「我爸爸每次有什麼事情要呼喚我媽,就會這樣叫她的小名,」她模仿著爸爸的叫喚:「阿淑啊!」甜得像一捏要滴下蜜,啊!有這麼可愛的臺灣男人嗎?紀惠容笑了,我也忍不住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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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沙文主義是無所不在的。

「我和我的妹妹相差十歲,那是因為媽媽想再生一個兒子。」紀惠容已經有個弟弟,但是,媽媽仍然想多個男孩。她坦言:「我的祖母重男輕女。」

直到現在,弟弟有時候還是直呼姊姊是「女強人」,「女人和男人有一樣的表現就叫做『女強人』嗎?」她皺眉:「怎麼沒有『男強人』呢?」

即使是像紀家這樣西化超過一個世紀的家庭,女性仍然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禁錮。紀惠容至今未婚,她坦言:「我沒有嫁人,因為婚姻要有所妥協,我不會因為某個人就去妥協我自己。」

她告訴我一個勵馨同仁今年過年發生的事:

「初二回娘家那一天,吃完晚飯後,她在婆家的客廳和小叔小姑一起看電視,先生不斷地用手肘撞她,示意要她去廚房幫婆婆洗碗。她一開始不動聲色,後來真是忍不住了,把先生拉到旁邊房間去,關上門破口大罵──」

「滿屋子都是你們姓趙的!為什麼要我一個姓林的去洗碗?」

婆婆也不姓趙啊──原來,這就是嫁人的意思──紀惠容看著我一時無語,半响,她嘆了一口氣。

十萬筆個案 就是幾十萬女人不幸的故事

幾十萬筆服務個案,就是幾十萬個女人不幸的故事。紀惠容還記得,她到勵馨上班的第一天,那一天,是勵馨基金會的年終晚會。

「中途之家的少女們,一個個帶著面具,上臺演出自己的故事。」

「女生被強暴、被賣、被打,是不敢說出來的。」她說。

「#MeToo運動」在全世界風起雲湧,但是在臺灣至今沒有半個名人敢站出來;臺灣女人真實受暴人數是個難以想像的天文數字。

「女人的一生,真是好危險啊!」紀惠容大聲地說,然後,她向我道歉要先離開了,因為她「晚上舉辦了一場性別暴力防治與實踐國際研討會」。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看到紀惠容在昏黃的辦公室裡穿梭收拾著,一把把「凶器」就在她的頭上擺盪,「凶器」下那具女偶仍然匍匐掙扎著。就在這個五月,九個女人(其中一個是五歲的小女孩)在家裡被殺死了!

誰啊!來幫她鬆綁,讓她像個人站起來吧!想著想著,我竟然鼻酸了。

耳邊只聽到那首,紀惠容當年請陳明章為勵馨做的歌:

一蕊花 生落地  爸爸媽媽疼上濟

風若吹 愛蓋被  毋通呼伊墜落烏暗地

未開的花需要你我的關心 予伊一片生長的土地

手牽手 心連心 咱站做伙

伊是咱的寶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