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創業工程師之死,細看社會裡女性被套上的「拜金議題」,期待女權主義的實踐帶來更平等的婚姻、多元化生活模式,讓兩性跳脫社會框架成長。

Wephone 創始人蘇享茂之死引發了網友熱議,根據蘇享茂跳樓前的自述和後續報導,他的自殺與前妻翟某有關。蘇與翟某在相親網站認識後,迅速談婚論嫁,先後給對方買房、買車、買各種奢侈品、轉賬,花了上千萬,然而兩人的婚姻並不圓滿,很快出現裂痕。他想離婚,對方卻開出一千萬的高價賠償要求,並威脅他要舉報其公司偷稅漏稅、灰色經營,讓他破產進監獄。在高壓之下,蘇享茂被迫簽訂了不平等的離婚協議,隨後萬念俱灰,跳樓自殺。

事件公開後,蘇享茂的哥哥和朋友在微博上發聲控訴女方,稱其涉嫌團伙作案、有意詐騙,這些控訴獲得大量網友的共鳴,他們紛紛譴責女方是個「吸血鬼」,呼籲有關機構將其繩之以法。目前蘇享茂的家屬已報警,案件正在調查中。

幾天後,又有媒體爆出,據女方翟某的研究生同學確認,翟某確實是北京某重點大學碩士畢業,並且成績優異,家境優渥。

「拜金女遭罵」,拜金男去哪?

許多網友對此事義憤填膺,將它定性為一個老實人被拜金女害死的活範本。甚至有人將其跟王寶強的妻子馬蓉出軌一事相提並論,創造了一個新成語「欣欣向蓉」,用於控訴拜金女欺騙老實人,通過婚姻來謀取錢財。(推薦閱讀:男人出軌的性雙重標準:愛情市場判了中國女性死刑

這些言論的主要引導者是蘇享茂的同學和朋友,在他們的話語體系中,蘇享茂被塑造成一個天才程序員、老實碼農,由於情商太低被女人所騙,付出了大量金錢乃至生命。這種修辭方式迅速激起中產階級白領男性的共情,而這些人在當下的網絡中可謂中堅力量,從而使得支持甦的輿論迅速擴散開來。

儘管我們的社會依然是一個男權社會,但白領男性在這個時代生活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他們的收入不高,而房價又太高,子女教育的成本也很高,如果再有一個對生活要求太高的妻子,那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然而這些人在憤怒中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即蘇享茂並不是一個普通程序員、普通白領,而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創業者。他過的也不是典型中產者的生活,如買別墅、開豪車、送大禮、娶美女,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如果回到蘇享茂的創業者身份,我們就不難找到分析此事件的突破口。有人指出,蘇享茂的自殺並不是為了婚姻失敗,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這個婚姻影響到了他的事業。(推薦閱讀:李麥子:我並不是誰的英雄,女權運動只是過自己生活

他在遺書中這樣寫道:

我是 WePhone 的開發者⋯⋯關鍵是,她明顯準備在我付完全款後繼續各種舉報我⋯⋯我資金鍊已經斷裂,實在很絕望。

顯然,他認為自己的公司會因此關閉,而他不能承受這樣的結果,他寧願花高價來結束這段婚姻,目的就是要保住這個公司,保住他的事業。

男人們往往誤以為只要事業成功,婚戀問題不難解決,畢竟前人說過「書中自有顏如玉」。但實際上事業與婚姻的成功是需要很多相互貫通的能力的,如情商,它包括自我意識、控制情緒、自我激勵、認知他人情緒和處理相互關係的能力。 

在這個極端案例中,輿論聚焦於攻擊女性拜金,認為一切悲劇的源頭都在於女人太愛錢。那麼,男人和女人之間到底誰更愛錢?從創業者的角度而言,男人顯然更愛錢,他們的創業目標大多更單純,就是要賺錢,藉此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

同時卻有不少研究說明,女性創業者的創業動機有更明顯的社會導向,如希望企業能促進社會進步、促進性別平等,對於權力和個人經濟利益的考慮相對少一些。而一般職業中,男性也往往更看重收入問題,這跟社會文化對男性角色的期待(養家者)有關,蘇享茂大概也不例外。


人們對於成功男人的衡量標準逃不脫權勢和多金,但為何鮮少有人指責男性權力欲爆棚和拜金?

在婚戀中,兩性表現又如何呢,女人從婚姻中獲得了更多經濟利益嗎?有關數據對此也不支持。誠然,許多婚姻中丈夫比妻子的收入更高,但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經濟收入的性別差距所致。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6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我國女性的收入僅為男性的 64.9%。這種情況下,女性找配偶時更多關注對方的經濟能力,主要是因為生活壓力大,要建立穩定的家庭、給孩子良好的教育,這些都需要經濟能力的支撐。

許多調查研究均證明,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更多。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 2014 年「社會制度與性別指數」發現:婦女用於無酬勞動的時間是男性的三倍,這裡無酬勞動主要是沒有報酬的家務勞動。(推薦閱讀:【性別觀察】月薪嬌妻,家務工作這麼累為何沒錢拿?

女人在家庭中的付出降低了她們的職場表現,加上職場本來的性別偏見和歧視,女性的事業在婚後尤其生育後大多停滯,有的甚至因此退出職場。從表面上看,丈夫對家庭付出的金錢更多,但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不被看到,這是不公平的。

警惕婚戀模式中的性別角色陷阱

如上所述,在職場(包括創業)中,男性比女性更看重經濟利益(即拜金),在家庭中,女性也並沒有獲得更多經濟利益。所以從整體而言,女性比男性更拜金、更愛錢是個偽命題,事實上無論在職場還是家庭中,女性的經濟利益都經常被忽略,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真問題,即如何幫助女性擺脫這種不利的處境,使得她們在經濟上不再依賴於男性,獲得更多的獨立自主性。

當然,我們並不否定在一些極端個案中,婚戀中的男性也會被女性欺騙,因此損失大量錢財,甚至生命,在這個明顯對他們更有利的社會體制中遭遇反噬。我們來分析下這樣的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它利用了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和心理機制?顯然,通過婚戀來騙錢並非女性專利,很多女性在婚戀市場中也被男性騙財。這些事件因為性別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它們大多有個共同點,即都利用了傳統的婚戀觀以及傳統婚戀模式中的性別角色定位。

首先來看傳統婚戀觀的影響。許多人認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對自身的婚戀對象選擇存在強烈的年齡危機和焦慮感。被這種焦慮支配者,在遇到看似符合主流標準的結婚對象時就彷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害怕錯過之後再找不到,有一種患得患失的心態。

其次是受困傳統性別角色,相信男主外、女主內,男人要賺錢,女人要經營家庭(包括情感、育兒)。於是男性用來欺騙女性的方式,大多是稱要發展事業,需要女方支持;而女性用來欺騙男性的方式,則主要基於「郎財女貌」的傳統婚姻觀,通過彩禮、聘金等風俗,或者被奉為戀愛法則的觀念,如男人要為自己心愛的女人花錢等。(推薦閱讀:持家、假高潮、微笑服務:情感勞動不是女人的天賦

在這個事件中,蘇享茂獲得了眾人的同情,而翟某卻成為眾矢之的。究其主要原因,就在於蘇享茂的行為完全符合(甚至可以說超出了)人們對傳統婚戀模式中男性角色的期待和想像 ——他一擲千金、出手大方,很好地履行了男性在婚戀中的「責任」。而翟欣欣卻沒有回報給他一個溫馨的家庭,沒有扮演好一個賢妻良母的角色,所以她一定是個心懷叵測的詐騙犯,否則為什麼這麼好的丈夫都不肯珍惜,而非要置對方於死地呢?

而這件事的弔詭之處就在於,人們的憤怒根源實則正是「騙局」得以頻頻成功的基礎所在。我們要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就得從根本上破除這種對婚戀模式的錯誤認知。

比如如果蘇享茂能認識到,戀愛婚姻中兩人關係是平等的,婚戀關係不應建立在財色交易上,也不僅僅建立在學歷、個人背景上,雙方最好有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興趣愛好,充分了解之後再結婚。比如西方發達國家中,許多人是同居多年、甚至生了孩子才結婚,這樣就大大減少了被欺騙的可能性。

當然,雙方在各方面包括興趣愛好上都相對一致,這是一種非常理想的婚姻狀態,現實中往往做不到。男財女貌的婚姻並非完全不可行,只要雙方基本滿意,符合自己的預期,想清楚後果,也可以結婚,但這應該在理性的基礎上來操作,比如通過法律來保障個人的權益,結婚時雙方對財產進行約定,包括婚前財產、婚後財產的處理等,就可以盡量避免自己的利益遭受損失。

走出「圍城」,在婚姻中實現個人成長

近幾十年來,中國和西方的婚姻觀念都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有研究者指出,美國婚姻模式變遷大致是這樣:

20 世紀 50 年代以前,美國的婚姻主要是制度化婚姻,通過婚姻給人提供性交和繁衍後代的機會;從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婚姻逐漸演變成一種相互陪伴的關係,但兩性角色仍主要是男人賺錢、女人顧家的模式;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陪伴式」婚姻在美國逐漸失去主導地位,個人化婚姻開始出現,人們更多地關注自己在婚姻中的個人成長,不再為家庭而奉獻。

從國內現狀來看,我們處於制度化婚姻和陪伴式婚姻並存的階段。在那些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制度化婚姻更常見,雙方結婚是組成共同體,合作生育後代,解決性需求;而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更多是陪伴式婚姻,在考慮性和生殖需求的基礎上,強調彼此間的情感。

蘇享茂這段短暫的婚姻,在他的個人期待中大概是制度化和陪伴式婚姻的結合,這也是大多數新舊思想並存的當代人的選擇。他們希望找到年輕貌美的妻子,願意將自己的財產與對方共享,但往往忽略了一個常識,即經濟付出通常只能增進對生活的滿意度,而不能提升彼此感情的濃度。

在當下的中國,個人化婚姻比較少見,但這是許多青年女權者倡導的婚姻模式。她們希望通過婚姻來使得自己進一步成長,而不是將自己局限在這段婚姻之中。如果做不到這點就寧可不結婚,單身也可以快樂地生活。(推薦閱讀:【關係日記】莎岡式的愛情,讓自己幸福是唯一的道德

許多人經常追問女權主義對男性有何意義,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答案,即女權主義的實現會帶來更多的平等婚姻、個人化婚姻以及多元化生活模式,讓其中的女性、男性都獲得成長,而不是跌入某個陷阱,遭受意外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