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家書手寫同志的疼痛與認同,割除外在的紛擾,把質問回到自己的生命課題。第一封信,談出櫃的一哩路。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生命習題,最初的習題就是來自家庭的課題。近期上映的一部紀錄片《日常對話》透過直面家庭的幽禁,讓觀眾看見原來家人可能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它的後座力之所以強大在於,使觀眾在觀影的當下與觀影後能自動擺回自己的家庭故事,觸碰個人最私密的、得以日常的傷痛,與家人和解,梳理自我的家庭習題。(同場加映:《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同志母親教我的不是恨

 


《日常對話》。圖片來源:GagaTai 嘎嘎台。

 第一次想自殺是在2000年,葉永鋕事件發生的那年,我發現自己是男同志。國小二年級的我,才八歲,因為喜歡學校的體育老師,進而知道自己喜歡男生。永遠記得,我當時刻意用一種「童言童語」的口氣問我的父母:「如果我喜歡男生,你們會怎麼樣?」他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們會把你趕出家門,跟你斷絕父母關係。」從那個時刻起,我的同志身分變成不可告人的祕密,甚者,我時常批評自己:「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我為什麼是同性戀?」

隔天,我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似地開始自動自發讀書。我的父母總以為是我的弟弟將升上國小一年級,所以我作為長兄,做好榜樣,讓弟弟可以仿效,但事實上,卻是因為我害怕「自己被父母趕出家門」,害怕「父母與我斷絕親子關係」才努力念書,證明自己的價值。我清楚知道功課好的人才能夠被愛:父母的愛、老師的愛、同學的愛等。我懼於同志身分進而失去愛,所以透過學業成就去掙贏每一個人的愛。對我而言,這從來都不是一場成績的競賽,而是一場愛的遊戲。甚者,若能踩著「成績不好的同學(多數為異性戀者)」的屍體往上爬,攫取權力的優越感,那就更加痛快。

求學階段,我不僅被女生告白,甚至強迫自己喜歡女生,向女生告白,但始終沒有結果。國小高年級時,因為我的性別氣質不符合主流社會對男生的想像,經常被同學嘲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經在一個早自習的時候,班上的一位女同學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前大聲地嘲弄我:「你們不覺得洪任賢很像女生嗎?」頓時,全班哄堂大笑,當下,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伴隨而來的是我暴怒地對所有人大吼大叫,瞬間,全班鴉雀無聲。

升上中學後,我以為到了新的環境就能擺脫這些「夢魘」,但事實卻不然。記得,我被一位男性自然科教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前恥笑「女性特質太重」;記得,我在補習班補英文時,被補習班同學嘲笑是“Sissy Girl”(娘娘腔);記得,我搭同學媽媽的便車回家時,她的媽媽笑我「有點像女生」。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過著痛苦的校園生活。當時,我的一位國中同班同學也是男同志,他經常閱讀一本名為《完全自殺手冊》的書,並且時常與我分享他實際操作過書上的哪些自殺方法。「死了就一了百了」的自殺念頭再次湧上我的心頭。

升上大學後,我進入教會。我在各方面的禱告皆獲得上帝的應允,唯有性傾向的禱告,上帝從來沒有「動工」。我不斷尋求上帝:「如果異性戀是祢起初創造人的樣式,我求祢『改變』我的同性戀傾向,讓我符合祢的心意,並且為祢作見證。」(推薦閱讀:澳洲觀察:「親愛的,讓我們理直氣壯牽起手」讓人淚流的《Hold tight》廣告

直到我遇見繪本《你很特別》,神告訴我:「你很特別,因為你就是很特別,不需要任何條件。」「在神眼中,每一個人都是寶貝。」無論世人怎麼評估我們,上帝總按著我們的本相,珍愛我們每一個人。但是,我們的社會卻如同繪本裡微美克的小木頭人般,每天做著同樣的事:為他人貼上金星貼紙或灰點貼紙。究竟,我們的社會給予別人多少汙名標籤(灰點貼紙),讓受到傷害的人反過頭來責備自己,不認同自己?

雖然我得到上帝的認同,卻得不到教會的認可。在我對教會的牧者出櫃後,他們極力想把我送到出埃及協會做性向治療。害怕之際,我選擇離開教會。但我仍然持續追尋生命的意義與答案。直到 2016 年,我在研究所選修「性別教育研究」課程,才看見自己是如何被鑲嵌在某個性別權力的結構上,無法動彈。該年四月,除了父母家人外,我正式向「全世界」出櫃,那年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參加同志大遊行,並且為婚姻平權而戰。

不過,我始終不知道怎麼主動向父母開口承認自己的同志身分,因為童年記憶不斷交纏著出櫃就會失去愛的恐懼。直到2017年(今年)四月,我的父親主動開口詢問:「你是不是已經正式出櫃?」『對阿。』「你要出櫃怎麼沒有事先找我跟媽媽討論?」『出櫃還要討論什麼?』「你出櫃可能會在學校與職場被別人作記號,可能會被欺負,可能會被傷害。」『我不知道怎麼向你們開口,我怕你們會擔心。』

「你從小到大有什麼事情是讓我和媽媽擔心的,我們只擔心你的身體健不健康,有沒有吃飯睡覺。我和媽媽其實早就知道你喜歡男生,但是不管你喜歡男生還是女生,爸爸媽媽永遠愛你。」

父親的深摯告白使得那個十八年來沒解開的、折疊好的、埋藏好的、深鎖進衣櫃的疑惑與恐懼,瞬間被解開打開。那一刻,我的眼淚一直流,哭到覺得自己好像快要化作淚珠。

這項艱難的家庭習題,在父母主動與我和解後,已經賦予我十足的勇氣,可以讓我面對社會的總總不堪與自我生命的支離破碎。這也是我看完《日常對話》後的反身性思考。即便有人認為個人生命史或是家庭習題是屬於「私領域」,為什麼要把它抒寫後再赤裸裸地擺放在「公領域」讓大眾凝視?我認為個人與家庭都不是來自真空的社會;社會是由每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家庭與個體所組成。(延伸閱讀:蔡康永談演藝圈出櫃的孤獨:「我得努力證明,我們並不是妖怪」

當每一個故事願意現身時,我們才能進一步看見問題,並且,影響,甚至改變社會結構。如同《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導演巴瑞‧賈金斯(Barry Jenkins)所言:「我們不是自願的,但既然選擇我們成為邊緣人,我們就該站出來,說我們的故事。」我突然想起法國詩人吉洛姆‧阿波林奈(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詩〈到邊緣來〉。

到邊緣來。
我們不能,我們怕。
到邊緣來。
我們不能,我們會掉下去!
到邊緣來。
他們過去。
他推他們……
他們飛起來。

這些生命史、紀錄片、電影、文學等作品都是想要告訴每一個走在邊緣的人:「親愛的,其實你並不孤單。」「讓我們一起飛起來吧。」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圖片來源:記者甲 Jia J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