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帶你讀《最貧困女子:不敢開口求救的無緣地獄》,在日本,許多少女透過賣春找到在社會生存的安全防護網,許多單親媽媽在離婚後成為社會的棄兒、只能生活在性工作底層。讓我們一起閱讀日本最貧困女子現況,反思台灣性工作者的未來路。(同場加映:【余宛如書評】讀《最貧困女子》:我們處於貧窮女性化時代

「面對困難,有的人會求救,有的人不知該如何求救;有人看了就讓人想幫忙,有的人看了就教人不想幫忙。儘管兩者的痛苦一樣,後者的疼痛卻會遭到無視,我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殘酷的事。」——《日本最貧困女子》

殘酷發生在她們身上:因為想麻痺賣春衍伸對男子厭惡感而吸毒的她;因為母親毆打繼父性侵為了自救跑去賣春的她;患有重度智障在一部部汽車裡為陌生男人口交的她;因為學姊「介紹」而在校園成立的賣春組織的她.....。(推薦閱讀:「離開妓院,我們就沒有家了」孟加拉性工作者的真實人生

讀《日本最貧困女子》前,出版社夥伴再三提醒我,是本後座力很強的書。讀完後,我做了一場惡夢,夢見自己就是那被父母拳打腳踢、被社會體制遺棄而不得不離開家鄉的少女,那男人自詡為救贖的眼神歷歷在目跟著精液射了出來,我痛苦地從睡夢中醒來,而這些被國家放棄的少女,還不能醒。

你會問:「這是她們自己選擇的,有些人的人生也過得很好啊。」以下說明,你將會了解,賣春,是這些女子人生能為自己做的最盡力也最符合現況的選擇。


(圖片來源:來源

誰是日本最貧困女子?

在日本,法律對蓬勃性產業的制定很曖昧,一方面在《風適法》屬合理規範,但酒店經紀人卻在《職業安定法》下屬於違法產業,又以《職業安定法》來說性產業是違法的。2013 年,美國國務院統計了從事性服務的外籍女子,日本是首要性產業工作者輸出國家,很本經濟專家和刑事專家估算,援交的經濟規模可能已經接近甚至超過每年 59 億元人民幣,許多媒體大肆報導日本年輕女性為娛樂和追求奢侈品而「援交」,新聞畫面沒看見的是,首相安倍證實的國家有 16.3% 貧困孩童,以及 3.5%~4% 的女街友,這些人,就是成為日本最貧困女子的最佳潛力股。

本書作者羅列出這一類族群可能具備以下三種無緣與三種障礙:家緣、地緣(社區照護)、與制度的緣分;精神障礙 發展障礙與智能障礙。

案例中多年幼時遭受性侵或家境清寒的少女,以及生活貧困到近乎街友的女性,性工作為何成為她們在這個社會上最安全的防護網?

單親媽媽去賣春:無法重回家庭與職場的女性

首先看到一類最貧困女子為以賣春維生的單親媽媽,他們的共通點是無法獲得家人協助、罹患精神疾病、難以獲得公家或民間協助。因為這一類單親媽媽極度害怕與孩子分離,或是沒有辦理行政手續的嘗試,以及這類女性通常在家庭成長經驗中缺乏安全感,具有強烈依賴戀愛體質。

書中提到了一位母親的案例,她與先生離婚後,因要顧養小孩無法找全職工作,精神狀況不佳連續割腕五次,鼓起勇氣去酒店應徵工作卻被破口大罵「減肥和整完型再來」。所以她不能尋求社會的性工作系統,只能私下賣春,她透過交友網站議價,一次約一千五台幣不等:「交友網站的人很奇怪,有人逼我喝奇怪的藥,把我綁起來,趁我睡覺時射在裡面,挨打跟被踢的次數不計其數,因為我長得不可愛。」

日本女性在傳統角色中扮演賢妻,一但走出這個角色、不再是丈夫的妻子,他們難以成為世人眼中正格的女性、更難以在職場中找到一席之地。尤其這類女性面臨早婚後離婚經驗,缺乏求生技能,本書故事中的母親案例,更是在家暴環境中成長,心理狀態構成現狀的脈絡極為複雜。

在日本,有一半的單親家庭生活於貧窮,這些家庭大多由女性持家。日本單親媽媽的普遍困境根據 2011年報告中指出:「單身女性中每3人就有1人面臨貧窮問題。其中單親媽媽每3人就有2人,高齡女性每2人就有1人。」其背後原因為部分單身女性遭同居人施暴,致使精神狀況出問題,無心工作,還要花費大量的醫療費治療......。

日本的低收入戶比率以單親媽媽、未婚生子的單身女性為多。女性除了生活困境,更要面臨社會歧視,除了典型歧視迫使女性不易回到職場,賣春的單親媽媽處境更嚴困,因為資本不夠無法進入種外貌與學歷的日本階級社會,又因為投入性產業備受單親媽媽族群的切割排擠,他們被指責「為何自己墮落至此?」但很少人關心,一位單親母親在社會與家庭間被推擠的現況。

性工作底層現場:重度 SM、肛交、排泄物

然而你會問,這些沒有資本的單親媽媽跟性工作產業的交際花有什麼不一樣?

本書作者採訪將性工作當作賺取零花錢的年輕女性,這類年輕女性非常歧視上述因貧窮不得不去賣春的女性,行內流行一句話:「賣春賣身要素人,色情行業要專家。」色情產業的專業化也讓部分「外表不漂亮」的女生難以進入較好且系統化的性工作產業。

「紅牌小姐可不想跟那些以為躺在那給人插,就能賺到錢的女人被看成是同一掛。」他們這麼認為,女生長得漂亮年輕,很會化妝是一種努力,所以那些「醜的肥的」,只能領取微薄賣春費、甚至遭受更慘的性虐待遇的女性,不能擠身到他們的「性交易階級」。底層的賣春者還包含因智能障礙投入性產業的女性,多半被這套社會機制揀選至 A 片拍攝中身體忍耐度要非常高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三大 NG A 片現場(重度 SM、肛交及排泄物)。


(翻攝至《日本最貧困女子》)

書中想關注的對象,就是圖中的「生存型」性工作者,他們共同的特質就是「沒有朋友沒有親戚家人的援助」、「即使接受體制幫助也不會獲得更好得人生、反而可能陷入虐待循環」,看到這,對日本最貧困女子的想像,或許你也能稍有同理,而不是大力指責該女性不力爭上游、不自己爭取。

事實上台灣團體在面對「生存型性工作者」於 1997 年提出以下四點要求性工作除罪化:「一. 我們的工作正正當當,為什麼要剝奪我們的工作。二. 我們是在為社會貢獻,不是製造社會犯罪。三. 廢除工娼決策過程粗糙,我們完全沒有時間面對準備失業。四. 社會局救濟和轉業方案,根本不是一條生路。」最貧困女子要求的並非性權,而是生存權,用性權討論人權生存很可能是假議題。

國中少女的賣春系統


(圖片來源:來源

另一類書中大量討論的對象是從事非法賣春的少女,她們兒時因遭受霸凌與性虐待沒有去處,母親當皮條客勸女兒賣春的例子不勝枚舉,想要逃家的念頭促使她們不顧一切都要往外頭活。對未成年的最貧困女子來說,如果小時候有去處,就能脫離「介紹賣春工作的地緣關係」。逃家少女們是自主遠離制度的一群人,他們有過逃家後接受社會安置系統,最後又被送回施虐的雙親身邊的經驗,這樣的經驗讓這一類少女深感被背叛,這種對制度的不信任感因此左右他們的人生。(同場加映:阻力最小的一條路!日本逃家少女為何選擇賣春?

案例中有不少國中少女經學姊轉介加入援交應召系統,那是從校園裡自主生長的賣春系統,少女向外尋求情感慰藉的社群以及經濟援助,賣春系統在同儕間形成了支配與壓榨的關係,曾被壓榨者,也會成為支配的「學姊」,號召學妹去賣春。這些少女賣春多是為了逃家,他們多半在家庭的暴力下成長,有曾被父母將手指向外凹再也不合掌的女性、也有頭部骨骼被毆打凹陷的童年。

少女逃家後走上街頭,未成年的身份只要被抓到再被社福機構送回家就「完蛋了」,因此他們必須尋求非法的性交易方式,通常只有提供住宿的援交應召站能符合這群少女的需求,在沒有證件的情況下,讓少女安頓。

賣春這一張「安全防護網」提供少女現況所需的一切:確保食物與住處的現金工作來源、手機(未成年少女不能購買易付卡,應召站提供少女易付卡)、以及一個陪伴在身邊的夥伴(酒店經紀人)。在生活保證或是情感上,性工作似乎是唯一支持少女逃家生存的系統了。

為何要性工作合法化?讓法律也能服務社會底層

作者針對日本現況提出兩個嘗試也提供我們思考,當社會制度不能提供底層生活者更好的生活選擇,我們如何面對大量的性工作者?如何翻轉角落中被歧視不被媒體討論關注的族群?

其一嘗試為性工作合法化,這個討論在台灣也同步進行,另一是戀愛系統化,接下來我想先以「性工作合法化」比較日本與台灣的性工作現況。(推薦你看:《最貧困女子》選讀:賣春少女的戀愛詐欺

從日本看向台灣,要走上這條路會有許多的窒礙難行。我們必須把性工作除罪化與女性情慾自由兩件事分開來談,本系統最大目的應該是服務那些因「三種障礙」與「三種無緣」不得不以性產業維生的女性。若以「性工作是好賺,時間又短,快速賺大錢的捷徑,長好看一點女人一天就可人帳近上萬元現金,不繳稅....」等論點批判這類最貧困女子無疑是把他們推入求助無援的地獄,因為最貧困女子從事性交的環境與所得與以上描述性工作者是差距甚遠的。

性工作合法化不僅是提供系統化的性產業,更是讓性工作者都能置身更安全的勞動環境,也享有與勞工平等的資源,讓貧窮底層的女性至少可以在被社會配額的金錢上獲得更多與常人一般生存的額度,更有可能因此累積走出性工作網的資本,讓世代逃出女兒承繼母親職業投入性產業的循環(因性工作者步入中年時通常會再度陷入貧困,家中經濟壓力重回子女身上)。

另外透過此系統也提升環繞性工作者的環境品質,例如酒店經紀人不能任意剝削性工作者、公司與勞工本身要有合理的定價與條款。性工作社會化也是為了改變大眾對性產業的歧視,也扭轉最貧困女子孤立無援、不敢向社會求助的現況。


(圖片來源:來源

《最貧困女子》反思:台灣性工作權益的下一步?

看回台灣性工作者的態度,2009 年,「娼嫖除罰化」的立法院提案曇花一現,該法案以推動修法,以性工作者除罪化作為目標,研擬性工作者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並要求內政部應協調衛生署提供性工作者免費之傳染病篩檢、同時加強對未成年性工作者、人口販子、媒介性工作者等的取締。

雖然法案未過,但由此檢視「性工作除罪化」最大目的其實是在管理性工作業者系統,促進底層權益。性工作者的政策保護一直沒有落實,近年聽見的性工作者議題為下:2014 年,性工作者古蹟文萌樓進行都更,日日春協會以「性工作者要平等、不要被歧視」進行反廢娼運動、保護文萌樓;2015 年台北市政府的「波多野結衣」悠遊卡引發性工作者歧視討論;而去年,一位萬華進行性交易工作的 MIKO 因為警方「釣魚」以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29 條起訴,性工作保護團體走上街頭.....。(延伸閱讀:性工作者就是壞女人?污名下你看不見的工作專業

當日本社會以《最貧困女子》掀開真相,台灣最貧困女子的身影與群像依然模糊,或許是站壁的流鶯、或許在萬華私娼寮,或許,是我們尚未得知的無家可歸的少女,答案不得而知,因為大眾仍將議題鎖定在「妓權後的性自主氾濫」,遏止著貧困族群從體制找出路的可能。

在本書的閱讀中,我再次複習社會普遍的不幸,那淡淡笑著聊繼父在童年時性侵以一句「還插不進去啊」收尾的女子;那個口口聲聲說想殺了幫她介紹客人的母親、卻又離不開母親的應召女郎;那一群無家可歸、渴望從賣春中找到丈夫的少女。

她們被家庭遺棄,被社會排擠,甚至被同行的性工作紅牌歧視,如果說性產業工作者是女性階級裡的底層,那,這一類女子,就是活在地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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