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子宮外包時代,孩子不再只是自己的孩子。代理孕母如何面對自己對寶寶的情感?他們被限制不能與寶寶建立情感連結,醫師會指示代理孕母將自己的子宮想成一個容器、袋子、手提箱,是在她們自身之外的東西。來看看去情感化的生育過程,作為一個「被失格」的母親,他們如何情感勞動於去除自己的生產記憶。(推薦你看:

我從孟買飛到亞美達巴德的這趟路上,有一位《印度斯坦時報》記者阿帝加.蓋許與我同行,蓋許曾報導拓展中的印度代孕產業。他自願與我同行,並擔任翻譯。當我們抵達「阿坎薩診所」,十二雙精緻的印度女涼鞋整齊地排放在入口階梯前,鞋頭朝前。經診所院長帕托醫師招呼過後,我跟著一位胚胎學家走到樓上一間小辦公室與兩位女士吉塔和莎洛談話,這兩位女士都曾懷著其他女人的孩子。

吉塔是一位二十二歲,有著淺膚色綠眼睛的穆斯林美女,育有三個女兒。如同所有代理孕母,吉塔身體健康、已婚、經過丈夫同意,且已是一位母親。一位醫生解釋:「如果代理孕母自己有小孩,比較不會想要爭奪為客戶懷的寶寶。」

吉塔見了她的客戶兩次,第一次十五分鐘,第二次大約三十分鐘。客戶承諾她,只要順利生出寶寶,就能得到5,000美元,而錢就這樣一筆一筆地存進了她名下的銀行戶頭裡。

我問她,懷一個最終必須放棄的寶寶,她作何感受?「我避免讓自己與寶寶產生太深的連結,」她說:「當我開始想著體內的寶寶,我就轉移注意力去想我的親生女兒,就在這兒。」吉塔輕輕抱起腿上圓滾滾的小女孩。「我就是這麼做到的。」

生下孩子後,代理孕母禁止對孩子餵奶,以免加深感情。在孩子被送走前有幸可以抱抱孩子的代理孕母都表示,感受到了強烈的情感。另一位名叫莎達的代理孕母說:「孩子哭的時候,我也想哭,很難不對孩子產生感情。」

代理孕母與孩子以及與客戶的感情──這個主題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一再出現。例如,一位代理孕母安嘉莉懷的寶寶出生後,欣喜的加拿大生父母親自來到印度帶走孩子,這時,安嘉莉這位虔誠的印度教徒才發現一個可怕的事實。後來她在電話裡告訴阿帝加:「我的客戶是穆斯林,但我是印度教徒!我懷了穆斯林的孩子九個月,我有罪!他們給了我很多錢,但我得帶著這個罪度過餘生。這真是天大的錯誤,早知道就該等等其他的客戶。」(推薦給你:

懷孕的九個月來,安嘉莉將自己視為「懷」著孩子的人,沒特別去想肚子裡的孩子身分為何,這點很符合帕托醫師的指示。但現在,她瞭解到「肚子裡的寶寶是印度教徒」這件事對她來說有多重要。

既然是貧窮讓這些女人不得不走上代孕之路,我們無法確定她們究竟是開放市場裡的自由人,還是生育工廠裡被剝削的勞工。她們被付錢做工,而要得到工資,必須同意某些條款,這些條款將嚴重限制她們懷孕期間的各種權益,而這就削弱了她們的自主權、自我,並降低她們想與寶寶建立情感的欲望。

她們越不與寶寶建立感情,就越覺得自己只是個容器,越不覺得自己是在給予一份禮物。在阿坎薩診所,每位代理孕母都有不同的故事,但相同的是,交易以及隨之而來的商業化特性──生產、控制及效率──都削弱了她們行為的贈與精神。(推薦給你:

同理,限制代理孕母與寶寶建立情感連結,也同樣削弱了代孕的贈與精神,例如帕多醫師指示代理孕母將自己的子宮想成一個容器、袋子、手提箱,是在她們自身之外的東西。代理孕母無權決定是否拿掉「多餘的胎兒」或是否剖腹產。在阿坎薩診所,幾乎所有生產都是剖腹產,表面上是為了「減少感染」,但也可能是為了麻醉代理孕母,減少她對生產的記憶。

無論代理孕母如何看待自己,她們確實在情感勞動方面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要做到診所的要求──對肚子裡一天天長大的寶寶漠然,既不自然也不符合人性。如同莎洛曾說一句不太有說服力的話:「如果有人在我手中放了一顆珍貴的珠寶,我也不會想要據為己有。」其他代理孕母則用各種常理推斷來加強自己對孩子漠然。「你永遠不知道孩子之後會怎樣,」一位代理孕母表示:「孩子最後可能離開你。」

離開前,我向親切的胚胎學者芭達卡請教診所是否提供代理孕母任何心理諮商服務。「我們會向代理孕母解釋科學程序,」她回答:「而她們也都知道自己將面對哪些事情。」芭達卡向下望了望,手在我們之間的桌子輕碰了幾下,輕聲說道:「到頭來,母親還是母親,不是嗎?在產房裡,有代理孕母、醫師、護士和護士助理,通常還有生母。有時我們全都哭了。」


紐約時報書評編輯首選《外包時代:當情感生活商品化,自我價值將何以寄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