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影展策展人羅珮嘉說:「女性影展,是女人共同經歷一連串醞釀情緒、啟動思考和展現行動的集體狂熱事件。」女人的人生,讓女人自己冒險;女人的精神高潮,找女人們一起歡慶!女性影展正如火如荼展開,女人迷為你帶來《戲神》,在現代浪潮的衝擊下,「歌仔戲」這項傳統藝術漸漸沒落,越南出身的主角安妮跨越了語言限制和文化的鴻溝,在台灣的歌仔戲努力撐起一片天。(同場加映:寫給溫柔的職場女性:走上高處,要從低處起身

文/游家容

《神戲》自國族、民俗技藝的角度切入,主角安妮的身分,給了「歌仔戲」非常新的生命。從小就愛歌仔戲的安妮,十歲就離家想要學藝,然而到了河內,她卻進入了馬戲團學習。早慧又努力的安妮,十三歲就已成為馬戲團的台柱,進行世界巡迴公演。

當你以為要這是一個充滿異國情調,越南女孩完成夢想的故事時,故事忽然一拐彎,來到台灣──安妮與來自台灣的老公的初遇,他們的愛情,正是安妮走入歌仔戲這行的起點。

不一樣的「外籍新娘」 一樣的困難與挑戰

安妮嫁到了台灣。「外籍新娘」一詞,在台灣普遍印象中,似乎指的是「買賣婚姻」,無關愛情。但安妮的例子完全顛覆一般印象,在她心中,這樁跨國婚姻是自由戀愛,也是領她向歌仔戲叩門的緣分。

然而,有愛情和夢想的婚姻,並不是絕對幸福的保證。

做歌仔戲的生活是辛苦的,跟著大甲媽祖出巡的一個月,要跑遍二十間廟宇;睡的是臨時帳篷裡的草蓆,洗澡用的是洗手台的冷水,沒有電視沒有電腦。而在這個歌仔戲已經逐漸凋萎的時代,演員上台演戲,下台後照樣當起舞台工人,架設、搬運樣樣都要會。

安妮面對的還不只這些。來自越南,語言和文化的基礎就已經不同,安妮要挑戰的,甚至是連台灣人本身,都不見得精通的民俗技藝。尤其,由於過去識字率不高,早期的歌仔戲是沒有劇本的,因此改由團裡的「講戲先生」講解劇情結構,讓演員自行發揮。這就是所謂的「活戲」,沒有腳本,只有故事大綱、角色、出場順序等,演員即興演出的戲,非常考驗演員的功力。對於越南出身的安妮,必須橫跨非常大的文化鴻溝。

台上是一齣活戲,台下更是另一齣安妮無法預料的戲。活潑的大女兒晴怡已經開始跟著家裡學習歌仔戲的技巧,但小女兒「阿噹」卻因為出生時缺氧休克,對大腦與腎臟造成了傷害,洗腎成了是她每天的功課。安妮曾經無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必須要受苦,不間斷的照護也是生活中的包袱。身為妻子/母親,安妮似乎也認為自己要同時扛起生計與家務生活。

「外籍」緊箍咒 是加分還是枷鎖?

「他們肯定我,是因為我是『外籍』。」

歌仔戲觀眾稱讚安妮身為外籍,還能表演地維妙維肖,但安妮對於這樣的讚美,卻總覺得疙瘩。「外籍」對安妮來說,彷彿一環緊箍的桂冠,讓她發光,也緊緊鎖住她。

當我們對弱勢族群降低標準,是在幫助他,還是另一種「差別待遇」?這個問題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答案:大學入學的繁星計劃,確實給了資源缺乏地區的小孩進入好學校的機會。但是,當在追求專業時,這樣的「降低標準」會不會反而成為無形的阻礙?

「因為他不是台灣人所以這樣已經很好了。」以國族作為標準之一,來評判安妮的專業程度。但專業,該用身份區分嗎?想起總統蔡英文當選時,在《華盛頓郵報》的專訪裡提到:蔡英文認為,台灣人之所以投票給她,是因為政策主張與價值觀是台灣目前所需,而不只是因為她是一個女性。

面對衝擊 如何站穩腳步?

就連安妮也不得不承認的是,歌仔戲的的觀眾急遽減少。懷抱夢想的她告訴自己,這是一齣「演給神明看的戲」。觀眾從人到神,安妮的夢想以不同的方式,催眠或鼓舞自己,意圖喚醒逐漸沉睡的傳統技藝。

《神戲》導演賴麗君曾在夢想資助計畫中寫道:「我想要以一個在地人的身份,為日漸消失的地方傳統藝術,留下它的美麗與哀愁。」

雖有明華園將歌仔戲帶上了國際舞臺,實際上,歌仔戲的觀眾老化以及外來文化造成的衝擊,卻是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全球化的時代,強勢文化的輸入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所有民俗文化都要面對的。

如何在這個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找到生存下去的方式則是本土文化的一大課題。究竟我們應該像社會達爾文主義放任弱勢文化消逝,還是應該致力保存這些文化?而在觀眾逐漸消失的情況下,又要如何保存這些文化?

就像誠如歌仔戲在尋找新的定位,安妮也在追求自己在台灣的定位。曾經對台下沒有觀眾這件事感到不安,但安妮給自己的答案是,不管台下有沒有人,身為一個專業的演員,自己要做好該做的事。

也許在現代化的浪潮中無法脫隊,但導演明顯地為安妮的表現做出評價,並在片名上給她的答案,這是一齣演給神看的戲──就算沒有人看見,神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