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 T 媽媽》一部揭露早年傳統生活下,女同志媽媽如何面對社會性別結構的紀錄片。片中的 T 媽媽因為社會期待的要求不得不走入異性戀家庭,有了自己的女兒後,又因為老公品行不佳而帶著離開他,開始一個單身 T 媽媽的奮鬥生活。片中也揭示 T 媽媽與女兒,與自己母親的真實內心流動,顯示台灣傳統社會下的民眾對女同志的真實面貌與態度。(推薦閱讀:

療癒傷痕,該從哪裡開始?

在《我和我的 T 媽媽》這部紀錄片裡,這個問題綿延了二十幾年,導演黃惠偵選擇打破平和而沉默的日常安全網,談論沉積在家族中的悲傷過往,讓療癒從直視與掀開傷口的陣痛中展開。

要回顧家族歷史,多少會觸碰傷痛,在這部片中,T 媽媽與女兒們來自龐大社會結構的傷痕,使觸碰變得更加不易。一如英文片名 The Priestess Walks Alone ,獨行的女祭司,她們曾經各自被拋在堅固的秩序之外,孤獨走在荒野之中。而被社會所否定、排除,也就意味著他們更難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去回顧、重述,甚至療傷止痛。


《我和我的T媽媽》
照片來源: 《我和我的T媽媽》官網

T 媽媽是成長在 1950 年代台灣鄉村的女同志。在保守的當時,結婚成家被視為女人必然的歸宿,她迫於家族的壓力嫁給嗜賭的丈夫,遭遇家暴,卻又被傳統價值綁住,無法向外求援,只好帶著女兒逃離家庭。(同場加映:

為了討生活,她找了昔日歌仔戲班的姊妹與女友成立牽亡魂陣,帶著女兒行走江湖。女兒從小失學,跟著跳牽亡陣,母親也承擔著生活的負荷與記憶的重擔,母女心中的痛苦、自咎,被每一天的繁瑣日常與生存壓力層層覆蓋,早就找不到好好說出來的方法。

但只有說出來,才可能療癒傷痛。

於是,從十幾年前片段的家庭影帶開始,黃惠偵架起鏡頭,反反覆覆的追問:壓在母親與她身上的,是怎樣的結構?在晃動的家庭影帶裡,小姪女天真的說:本來就應該是一男一女才能在一起啊!這樣的價值,從十一歲起因為長輩的閒言閒語,使她在未知當中感到混亂無助。

喜歡女人的母親、帶著孩子逃家的母親、旁人口中「不正常」的母親,從來沒有主動與她說起自己的母親…對於這些標籤的困惑一直跟著她,到了二十歲離家開始拍紀錄片,她才終於找到談論的可能。(推薦閱讀:


《我和我的T媽媽》
照片來源: 《我和我的T媽媽》官網

談論總是困難的,尤其她試著掀開的,是這麼親愛的母親身上的傷口,而這道傷口,又與她自己的傷緊緊相連。片中總有許多尷尬的沉默,有時 T 媽媽掩面離開鏡頭,拒絕再說,也有更多母女對視,不知如何開口的傷心時刻。而那些無法清楚被說出來的,就是最深的悲傷。

紀錄片試圖追溯到 T 媽媽成為母親之前的歷史,她跟著母親回到原生家庭,追問阿姨舅舅關於媽媽的性向。比起說到母親婚姻的侃侃而談,他們不約而同的尷尬迴避。導演在此處沒有下任何道德判斷,只是呈現出這些長輩們在大環境之下是如此生活,又是如此看待自己的生活。上一輩的他們並不習慣使用語言表達自己,對他們而言,日子就是這麼過下去,沒有什麼好說的,過去的就應該讓它留在過去。

但過去的痛苦記憶,並不真的能隨時間被撫平。在電影中段,導演透過掀開自己壓抑數十年的祕密,打破她與媽媽之間最難解的結。對著家人掀開自己,不可能愉快。她們只能用拙劣的方式,相對枯坐三小時,掙扎著找到解答。但在漫長的等待之中,她們還是確認了對彼此的愛—雖然她們的愛還是牽連著無法面對的傷痛,以及不自由的負擔。(推薦閱讀:


《我和我的T媽媽》
照片來源: 《我和我的T媽媽》官網

在片子的開頭和最後, T 媽媽一個人走在稻田邊緣,導演的聲音從畫面之外傳來,她問母親:如果時間可以倒轉,如果她可以選擇和女人結婚,還會成家生子嗎?母親說,她還是想要自由。(推薦閱讀:

黃惠偵導演在拍攝札記裡寫到,如果可以,她希望能用自己的未曾出生,換取母親的自由和快樂。但束縛著她們的生活,或許也像片子裡追尋答案的痛苦過程,讓她們,以及更多更多相似的「她們」,在荒野之中不必再孤單的獨自行走。

故事大綱

這是一場儀式。

我的母親牽亡超渡亡魂,而我試圖超渡母親與我之間說不出口的傷痛。

作為一名法師,我的母親透過牽亡儀式的吟誦與禱念,帶領亡靈得到救贖。然而她卻始終無法超度自身所背負的傷痛過去。

作為一個影像工作者,我試圖以音像來說出應該被說出的故事。然而我卻一直無法面對及揭露,那些藏在心裡深處令我羞愧的秘密。

當她執起法器,我開啟攝影機,我們之間這場超渡儀式,就在陰間與陽世,過去與現在之間展開。」


《我和我的T媽媽》預告片

 


5 月 28 日,帶著辛苦的媽媽一起來市府廣場前,迎接我們的大好時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