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就在街角了,你或許已經習慣找不到東西找媽媽、心情不好找媽媽、肚子餓了找媽媽的生活模式。你習慣嚴父慈母的分工型態,你總在咖啡店裡、飛機上、辦公室裡,遇見貼心又溫柔,還總是帶著笑意的女性員工。但,你曾經注意過嗎?持續不斷地微笑和關心別人,其實是相當疲累的。而我們期待「有女生,氣氛就會變好」的同時,正是在賦予家庭或職場中的女性,一份永不下班的工作。(同場加映:

從記住親友的生日到面帶微笑地提供服務,生活中人們總認為女性理所應當做到這些。「情感勞動」,這一社會學家在三十年前提出的概念,至今仍是無數女性面對的日常。是不是已經到了我們也應該忘記所有的生日的時候,到了停止偽裝尖叫的高潮的時候,到了為工作場合中的情感勞動索取應得報酬的時候了?這對女人來說,或許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一步。

我們記得孩子的過敏症,我們設計好購物清單,我們知道備用鑰匙放在哪裡,我們一直處理著多重任務。我們知道家裡的棉簽什麼時候用光,並計劃著什麼時候補貨。我們就是在記生日這件事上更擅長。我們享受給愛的人準備餐點,並清楚記得他們都愛吃些什麼。我們關注身邊人的健康狀況,並督促朋友和家人及時去看醫生。

我們傾聽夥伴的煩惱,原諒在我們安排孩子的玩伴日的時候他們的失神、健忘和一根筋。當有事情成功或是升職喜事時我們欣然鼓掌慶賀。這是他們的成就,而我們隱藏在背景里。 此外,如果我們足夠努力,也能獲得同樣的成功 :只要我們向前一步。(你會知道:

但如果說,像照顧孩子、打理家庭,這種不間斷的情感勞動是另一種形式的無酬勞動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說太過了,那你就錯了。「情感工作」或「情感勞動」這個概念——正如上面所重復的那樣繁重而不被重視的性別操演行為,在社會科學領域已經有了十餘年的嚴肅的探討和研究歷史了。

Jennifer Lena 是社會學家,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管理專業的教授,她隔著堅硬的木制咖啡桌看著我。她看起來隱約有點失望,帶著不容懷疑的眼神。

「你的下一個故事是關於情感勞動是女權主義者的新戰線的?」她對我重複了一遍 。「但是這在社會學裡太基本太入門了!我已經向研究生講解這個內容好多年了!」

Lena 對我選題的友好駁回很清楚地說明瞭一點:「情感勞動」這個概念至少存在 30 年以上了。它最早在 1983 年被一位叫做 Arlie Hochschild 的學者在她的書 The Managed Heart 中正式提出。

但最近這個詞才在網路辯論中漸漸重新進入公眾視野和流行文化之中。 Jess Zimmerman 寫了篇關於情感勞動的文章,說她完全被她所收到的回覆所震驚了——成百上千的女性狂熱地表達了她們的贊許和同意,感謝她為她們提供了一個詞彙來描述她們的經歷。

當學術界最開始把情感勞動作為一種正式的工作場合的事項來討論研究的時候, Zimmerman 把情感勞動描述成一種只在私人場合才會出現的事情。這也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進入以往被男人所統治的專業領域 ,她們發現她們被期許做這種超出工作範圍的「女性應該做的」工作。(推薦閱讀:

在工作環境中,情感勞動指工作者不僅被期望能處理她自己的真實感受,也能控制她表現出來的情緒以此滿足她的工作對她在感知能力上的要求。情感勞動還包括要求工作者應該能調節她的情緒,並以此來給同事以及客戶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

這也包括對辦公室和諧氛圍的影響,要時刻保持愉快,有存在感但又不能搶風頭,既迷人又寬容,樂於在卑微的工作(比如泡咖啡,印文件)上奉獻等等。

想想空姐,這是 Hochschild 在 1983 年所舉的主要例子之一,她們必須要帶著樂於助人的微笑和同情的耳朵去迎合客戶的需求,不管她有多累或者多反感嘔吐的孩子或者庸俗的男乘客 。

再想一想女政治家們,被期望是惹人喜愛而有趣的,同時還要聰明有能力(希拉蕊·柯林頓的助手敦促她顯得更風趣幽默又有同情心) 。

再想想早晨星巴克的店員,把笑臉畫到你的紙質咖啡杯上。她是真的想多做一點呢?還是這只不過是對她們工作的一種期望?(推薦給你:

Lena 說:「我認為情感勞動是這樣的:有這麼一些需要人去做而又不需要額外訓練的工作,並且這些工作被認為是女性應該做的。而這些工作一般來說在社會上是被詆毀的。」

研究顯示累積的、持續不斷的情感勞動是非常讓人精疲力盡的,但卻很少被認為是一種正式的工作——最顯然的,沒有反映在薪水的增長上。

「微笑服務」在服務行業被認為是一種職責,而低收入的服務產業工作的增長更加助長了這種現象的產生。在這個行業裡,情感勞動不被認為是一種附加的價值,更像是讓勞動者拿到最低報酬的一個標準。

在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最低的時薪為 2.13 美元 , 這更加重了「情感勞動」現象。在這些工作中,僱員被期望有情感上的付出,但老闆們卻不願為此付錢 。鑒別這些情緒服務的工作就落到了顧客身上,在付出小費之前,他們希望收到令人愉快的服務來與之相稱。

這導致了極其惡劣的後果,特別是對女性來說。美國餐飲行業就業聯合會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相比有更高工資的女性,只有最低時薪、依靠小費為生的女性在工作場合遭受性騷擾的幾率要高出一倍。

最近的數據顯示至少有 2/3 的低收入人群是女性,其中一半都是有色人種女性。

聖母大學的社會學教授 Jessica Collett 指出,即使是在備受尊敬的行業里,也許男性與女性都承受著同等程度的情感勞動,但女性往往被期望付出更多。(同場加映:

舉例來說,董事會中,男性成員與女性成員也許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跟客戶閒聊(他們工作中的一項必要內容),但女性往往被期待能通過記住同事的生日,或者風趣的閒談來營造辦公室的和諧氛圍。也許男性同事也會做同樣的事,但如果他們這麼做了,會被認為是他們工作之外的一項貢獻——「他真是太貼心了!」

這樣的評論讓我的一個成功的婦女權利律師朋友深感共鳴。她最近抱怨她被期望每天都跟辦公室的行政人員打好關係———她本身是非常樂意這樣做的,但她也認為這是她必須做到的。她需要看起來溫和友善而稱職幹練,這樣她才能獲得尊重,她的男性同事就從來不必煩心這些。

「我不是很明白,究竟什麼是情感勞動?」我的一位男性朋友一邊在廚房忙活,一邊問我。在工作間隙,他正在家中為我們做午餐。

當我向他解釋這個概念時,我看見他的眉毛擰在了一起,隨後又陷入了困惑。我的這位朋友是個三十多歲、事業有成的軟件工程師,因為我們之前的一些談話和交流,他已經走在了成為女權主義者的路上,但顯然「情感勞動」這個概念對他來說是個巨大的鴻溝。

「那麼為什麼女性更多的提供這些情感勞動呢?如果人們都很享受這件事呢?如果說女性就是更加擅長做這些呢?為什麼我們要把這件事情變得那麼負面呢?」

他的問題也許讓我有一點點憤怒。但公平來講,在這段友誼中,我們在紐約共進的每一頓餐都是他親手準備的,並且毫無怨言。

「為什麼你們女權主義者總是把很正常的事情也拿出來辯論?」他繼續說。對於他來說,認為情感勞動並非自然而然的,而是不必要的挑剔。這是把本該不必理會的事情誇大了。(延伸閱讀:

我的朋友也許永遠也不敢說:「噢,女性就是更擅長烹飪」 ,「女性就是天賦異稟的清潔者」,或者是「女性就是更擅長帶孩子」這樣的話。然而他還是在暗示:也許有的女性就是更擅長做這些事情,更擅長處理情感方面的事情——這也是當我提出這個問題時最常與人陷入的爭論。

但是這個本質的概念還沒有在學術上站住腳跟。

2005 年,有關這個主題的一篇學術文章採訪了來自 355 個已婚且有工作的父母。社會學家 Rebecca Erickson 發現,不僅僅是情緒有關的工作,在照顧孩子或者是家務事等問題上,都與性別角色建構而不是性別有關。

「有關這個研究的一部分顯示,這種不斷增長的女性參與到情感勞動中的傾向與她們的性別無關,而與她們在家庭、友誼圈子和社會中扮演的性別角色有關。」 Collett 解釋道。

這是一個我們早已習慣扮演的角色:女性作為情感的管理者,把自己扔進了 Colleet 口中的「第二份工作」。

在臥室中也是一樣,女性被期望能管理他們男性情人的情緒和情感。

女性總是覺得有必要假高潮,這不僅僅是因為社會還是認為性愛是一件以男性為中心的事情,也因為這樣女性能最大程度地迎合滿足男性。

在 2011 年公佈的一個研究中,收集了 71 個有活躍性行為的異性戀女性的數據,發現儘管所有女性都曾有過性高潮(大多數在前戲中),她們之中的 79% 在陰道性交中假裝過一半以上次數的高潮( 25% 的調查對象 90% 的次數都在假裝高潮)。

這一研究顯示 66% 假裝高潮的女性(或者是「在做愛時發出享受的聲音」如研究中所說)都反映說這樣做是為了加速她們男伴的射精。更確切一些, 92% 的女性反映她們強烈感到她們的這些技巧極大的促進了她們伴侶的自尊心,其中 87% 的人說這就是男性做愛的目的。(求人不如求己:10 個更快達到高潮的小方法

Sara Thompson 在她 30 多歲的時候由教師轉行成為金融訴訟律師。用盡辦法使她和伴侶處於一段非常平等的關係中。

她十年以來的丈夫是一個成功的研究者,是常青藤盟校的一位管理者和教授。他們一同度過著外人看來非常平等的伴侶關係。

但當 Sara 說起她所承擔的情感勞動和每天在家務管理上付出的時間,一些明顯的不平等在這段關係中顯現出來。從她所受的家教來說,當她佔用太多空間的時候她會被訓斥,她被塑造成一個時刻都要關注身邊環境的人。

「現在我是一個非常注意我的說話音量大小,注意我在公共場合的姿態以及我身邊的人的舒適值的人,」她解釋道。

她所提到的這些事不僅僅是清潔以及維持家庭環境,更多的是有關計劃和思考:

「把東西掛在牆上,把照片放到相框里,想想我們是不是要買新床單了因為現在的床單看起來舊了,思考我們什麼時候去吃晚餐,想我們晚餐要吃什麼」

Sara 不僅僅是要烹飪晚餐,她還要計劃晚餐菜單(他愛吃什麼呢?),還要想什麼時候吃——各種沒有被注意到的事情都需要想到。「我覺得這不公平,只有我一直要想這些讓我很困擾,這很消耗我的精力。」

節育是另一個問題,「我是那個一直要做相關的研究並且把這些跟他講清楚的人,『在使用節育器之後多久能夠重新懷孕?』他問我。『如果你在考慮我們要孩子的話,你為什麼不花一些時間研究一下這些事情呢?』」

生活中的其他小事也是這樣,「他在找什麼東西,『你看見我的指甲刀了麼?』他去櫃子里找說他看不見。而東西就在那裡,『我們的廚房抹布放在哪裡?』他一次又一次的問這些問題,三四次之後,我覺得他應該學學這些東西了。」

她接著說:「這提醒我,男人們有脫離家務事的特權而我卻不能享受這種清閒。因為如果我也這樣做了,那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會變成噩夢。所以我承擔了這些事務,這不是我想做的,但我沒有選擇。」(同場加映:

所以 Sara 挑起了她的戰爭,(難道我們不應該都這樣做嗎?) 但問題依然存在——如果我們在很小的年紀就被社會塑造成這個樣子,是不是有可能我們就是更擅長這些事情呢,即使是自然並沒有給我們這項天賦?而我們是不是就應該閉嘴默默承受這一切,因為如果我們不做這些世界就要停轉呢?

還是說已經到了我們也應該忘記所有的生日的時候,到了停止偽裝尖叫的高潮的時候,到了為工作場合中的情感勞動索取應得報酬的時候了?

到那時,差不多這就成了一場能撼動父權制內核的革命。

作者| Rose Hackman,'Women are just better at this stuff': is emotional labor feminism's next frontier?,原刊於《衛報》網站

翻譯| 刺蝟

這是努力讓自己和別人都過得更好的,大好時代。 5/28 我們相約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