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為你選書】,透過身為「母親」會經歷的各種角色經驗與課題,細看女性從青春期到為人母的煩惱、成長與自我覺醒。

只對一半的真相─這是女人的問題

佛羅里達州社會學家艾琳.帕德維克(Irene Padavic)、哈佛商學院教授蘿賓.艾利(Robin Ely),以及波士頓大學凱斯特羅姆商學院教授愛琳.里德(Erin Reid),共同被一家中型的全球顧問公司邀請來進行一場詳盡的研究,因為該公司的管理高層認為他們公司出現了一個「女人的問題」。這家公司的高層只有少數是女性,也就是相較於有四○%的基層員工是女性,女性合夥人只佔了一○%。這家公司的高階主管認為他們公司會流失女性成員,是因為那些需要照顧家庭的員工面臨到了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衝突, 而這些員工都是女性。其中一位合夥人是這麼說的:

我希望大家一早起床腦子裡想的是什麼?如果是業務開發部門的人,我希望他們想的是業務開發。如果是專案經理,我希望他們想的是他們的專案。女人是家裡的專案經理,所以她們很難花足夠的時間、精神和努力,成為這裡的資深領導人。

全國有太多公司內部女性領導階層團體和支援網絡,都發展出一個相同的想法:高層職位缺少女性成員是因為女人沒有做到一些她該做的事所導致,像是缺乏野心、沒辦法同時應付在家以及在工作上的多重角色,或是沒有從其他女性身上獲得足夠的支援。

這個對問題的陳述只對了一半,從這些說法中的確看得出來,有這種問題的女性要比男性多。但這個問題對某些女性的影響大過於另外一些女性,而這也是越來越多男性的面臨到的問題。若只把這個當成是「女人的問題」,我們就錯失了更完整的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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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女人的問題,是照顧家庭的問題⋯⋯

雖然在過去四十年間,女性在職場上打造出了前所未見的進展,但在統計數據中經常被忽略的,是無數能夠承擔得起家庭照顧責任的女性,以及無法承擔起這種責任的女性之間的差異。正如我在上一章所提到的,二○一三年時,男性能賺得一塊錢的工作, 女性平均只能拿到○.八二元。但隱藏在這個平均值背後的,卻是一個相當明顯的差異。沒有小孩的單身女性能夠在男性賺一塊錢的工作中拿到○.九六元。而結了婚的媽媽呢?她們只有○.七六元。確實,許多作家都指出,是不是母親這一點,已經成為比性別更容易用來判斷工資不平等的指標了。

如果我們再透過年齡這一層來看,這種模式就更加清楚。在高中、大學和研究所裡表現得比男生出色的女孩及年輕女性,在剛進入職場的前幾年中,她們的薪水通常都會比較優渥。整體來說,二十五歲到三十四歲之間的女性所賺取的薪資,是她們男性同儕的九十三%。可是一旦她們成為母親,這樣的薪資就會煙消雲散。

對於那些認為照顧家庭是女人責任的男性和女性來說,重新把這個「女人的問題」 定義為「照護的問題」,看起來似乎很多餘。在我們的社會中,女性的確是壓倒性多數的主要照護者。就父母親兩人來看,母親花在照顧孩子上的時間大約是父親的兩倍。而最典型的長輩照護者,就是每週大約花費二十個小時來照顧母親的四十多歲女性。

身為照護者,而且還得是個完美的照護者,女性所受到的文化壓力也比男性要大。儘管已經二十一世紀了,在美國,只要女人好像把自己的事業看得比照顧小孩還重要, 大家還是會帶著質疑和指責的眼光看她。德州政治人物溫蒂.戴維斯(Wendy Davis)就曾經因為她養育孩子的地點和方式而備受抨擊。在她要前往哈佛法律學院時,她決定把孩子留在德州給當時的丈夫照顧,而此後這一點總是被人拿來證明她有多自私。一般來說,男人並不會遭到這樣的非難。就如同民主黨的民調專家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有關戴維斯的報導中指出,瑞罕.艾曼紐(Rahm Emanuel)把孩子留在華盛頓,一個人跑去競選芝加哥市長時,也從來沒聽過有人說過他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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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有兩個孩子的醫師在她受訓期間寫信給我,她說,她覺得當母親是她這輩子做過最艱難的事,一部分原因是來自身為母親的愧疚感。「四面八方的壓力不斷湧入─ 要當個『完美』的媽媽(從獨自照顧到親手幫孩子做嬰兒食品!),還要當個完美的醫生(認真讀完最新的研究報告、加入有意義的研究計畫、發表研究成果)。我帶著一個九個月大的新生兒開始我擔任研究員的第一年。」她是在我發表了《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後寫了這封信給我。「我很慚愧自己沒有當一個稱職的媽媽,因為我一個星期工作八十小時,還得整晚待命隨時接電話,而我很愧疚的是,我也沒有為自己的工作付出百分之百的心力。」最後她決定轉任兼職,這樣才有時間每天晚上哄孩子上床睡覺。

我曾經對一群西班牙裔的年輕男女演講關於工作與家庭的議題,他們全都已經獲得在華府實習或是正職研究員的工作,觀眾中一位年輕女性舉起她的手,談到她的家人和生活周遭的人都習慣對已經成為母親的女人品頭論足,而且會批評那些不待在家照顧小孩的媽媽。她的疑問是她該如何實踐這些人的期望,又同時追求她的事業呢?政治策略專家瑪麗亞.卡多納(Maria Cardona)當時和我一起在講台上進行這場雙人演講,她也是一位在西裔族群中具有象徵地位的典範女性,她建議這位年輕女性或許可以去找家族中的其他女性成員來幫忙照顧家務。我們沒有任何人質疑她這個建議的前提,也就是─照顧家庭是女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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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好消息是,照顧家庭這個問題已經緩慢、但逐漸地也成為男人的問題了。一份華頓商學院的研究比較了一九九二年與二○○二年兩屆畢業生的期望與態度有何不同。研究發現,現在的年輕女性比起二十年前,更能夠預見協調工作與家庭兩方面會帶來多大的壓力。而同樣值得一提的是,有四十三%的男性也同意或非常同意,如果他們要專心投入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那麼,「要當個稱職的伴侶或父親,將會非常困難」,而在一九九二年時,只有三十三%的男性同意這個說法。二○一四年,一份針對六千五百位過去數十年間的哈佛商學院畢業生所進行的研究也發現,男性在態度上有了顯著的轉變。研究顯示,三分之一的千禧世代哈佛商學院男性畢業生認為,自己應該要與伴侶各自分擔一半照顧小孩的責任;而持同樣態度的X世代男性比例是二十二%,嬰兒潮世代則是十六%。

想想看,在這兩所競爭力極高的商學院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甚至到一半的男人認為,家庭生活會對他們未來事業及個人生活的成功與否帶來相當大的影響;這可是兩所吸引眾多領袖型男性的學校。我有一位從事創投基金,同時也在史丹佛商學院研究所任教的朋友,也跟我提到了類似的轉變,他說,現在教導的年輕男性學生,在這方面的態度上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改變。

在一篇刊載於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上的文章中,馬克.崔西(Mark Tracey)這位二十九歲的作者提到,他這個年紀的許多男人已經開始會進行和他們女性同儕一樣的對話,聲嘶力竭地討論著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

大部分男人都為了事業的下一步發展而兢兢業業,他們抱持的態度是,如果他們剛好在這時候找到了所愛的人並成了家,那也不錯。但最近,受到生活中許多女性所面臨的狀況,以及和她們之間的對話所啟發,不禁也開始懷疑,我們最基本的優先順序是不是完全本末倒置了呢?基於社會以及令人驚訝的生理因素,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對生孩子這件事更「汲汲營營」,就如同我們在尋找下一份更好的工作一樣。此外,在有了孩子之後,有許多人開始希望能夠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一個比傳統典型的父親更積極的角色。我們許多人都很幸運擁有一位非常樂於照顧我們的母親,儘管她對其他事情也懷抱著熱情並擁有一定的成就;有些人甚至還幸運到有一位擁有類似心態的父親。我們到底想不想「兼顧所有」?誰知道(誰在乎)呢?但是我們想要那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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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年的一份皮尤民調對現代父母的研究,則提供了充分的統計數據:因為需要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而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父親和母親,在比例上幾乎是相同的。家裡有十八歲以下小孩的父親約占五○%,以及家裡有十八歲以下小孩的母親約占五十六%,他們都一致認為,「要在工作責任與家庭責任之間找到平衡,非常困難。」 而幾乎有同樣比例的父親和母親都同意這個說法:「我其實想在家裡照顧小孩,但卻不得不去工作,因為我們需要這份收入。」

簡而言之,男人和女人都面臨著為了照顧家庭和事業而蠟燭兩頭燒的煎熬,結果就是必須要在工作上妥協並付出代價。重新把這個女人的問題定義為照顧家人的問題能夠擴大我們的視野,並讓我們更精確地將焦點集中在真正的問題上:無論是誰去做這件事,照顧家人這個問題都太過於被低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