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你選書｜《未竟之業》職場與家庭，女人為何一定要二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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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選書，安・瑪莉・史勞特的《未竟之業》談女性為何要兼顧一切？

為什麼女人一定得在事業和家庭之中做出選擇？難道步入家庭意味著理想和自我實踐的終點嗎？《未竟之業》帶你從不同觀點看「兼顧所有」的困境和可能，兼顧所有從來不是唯一解。

我的引爆點相當極端，而且也算得上可以預期：接下一個在外地、充滿高度壓力的工作，把兩個青春期的孩子留在家裡。儘管如此，我還是沒有預期到接下來會發生的事。就像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句陳腔濫調一樣，究竟是哪根稻草，不到最後你都不會知道。每個家庭的狀況都不同；有些女人可以輕鬆處理的狀況，可能對另一些女人來說卻是極其沉重；而有些女人則根本不會碰到引爆點。重點是，在工作與家庭這個原本就不穩定的翹翹板上，任誰都有可能隨時一不小心，就把過多的重量放在其中的一端，而造成失衡的傾覆，結果通常就是女人留在家裡照顧家人，而男人負責養家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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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這位我在一家受到高度推崇的銀行演講時所遇到的年輕女性怎麼說吧。琳達，我這麼稱呼她，之後寫了一封信來，告訴我她在我的演講之後沒幾天，就碰上了她的引爆點：

我在昨天辭掉了工作，一份我熱愛的工作，為的是改善我的家庭狀況。簡而言之，我碰上了照顧小孩的「災難」，逼得我不得不出手做出這個非常艱難的決定。我那位堪稱完美的保姆做了一個不太完美的決定，結果導致她的執照被吊銷七個月。雖然我天人交戰，嘗試著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找出解決這個狀況的方法─事實卻是，我無法違背良心，在一年之內，把三個年幼的小男孩（分別是六歲、三歲和一歲）交給第四個保姆來照顧。也許他們夠堅強能適應⋯⋯但我不確定我可以。

儘管我的工作時間已經是接近理想化的彈性了，但這個暫時性的突發狀況仍然讓我焦慮不已、陷入停擺，並列出了一張一共寫了七百九十四項利與弊的表單，每天和我老公進行十二次有關「我的決定對嗎？」這場永遠沒有結論的對話，讓他不堪其擾，還去找了所有我認識的女性，希望能「找到正確的答案」⋯⋯一直到最後，我終於明白，成為我孩子生命中最穩固的力量，比我今天在事業上的追求更為重要。我不能說謊，其實我非常害怕自己做出了一個完全不理性或短視近利的決定。我放棄的是一樣非常棒的東西─而且是我辛苦付出所獲得的。但現在，我得盡全力牢牢抓緊這個由自身信念所驅使的縱身一躍！

琳達在工作上其實有很多彈性的選擇，但她依然遭遇到了這個引爆點。不過，對其他許多女性來說，這個引爆點卻是來自於工作場所的僵硬限制與無法變通。她們並非自願放棄工作；是她們的老闆拒絕讓她們擁有家庭與工作相互配合的可能性。潘蜜拉．史東（Pamela Stone）在她的著作《選擇離開？女性離開職場進入家庭的真相》（暫譯；Opting Out? Why Woman Really Quit Careers and Head Home）中，稱這個為「被迫的選擇」。她寫道，「拒絕讓女性兼職工作，並將她們資遣或是調職」的作法，會把最有事業野心的女人都趕出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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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莉．郭柏格（Carey Goldberg）是位才華洋溢的記者與作家，她在《紐約時報》有份前景相當看好的工作，她談起自己為了說服《紐約時報》讓她不做全職員工，改為一週工作三天的兼職記者所做的種種努力。沒有一樣行得通；要嘛就是繼續留下來做全職員工，要嘛就是純粹當個自由記者，按照每一篇報導領取微薄的稿酬。於是她把工作辭了，在《波士頓全球報》找到了一份每週工作三天的工作。「要離開地位崇高的《紐約時報》真的讓人十分傷心，不過，我一點都不後悔這個決定。唯一的遺憾就是我居然做出這個決定，我得面對如此毫無轉圜餘地的二擇一選項。」郭柏格如此寫道。現在她有一半的時間在波士頓 WBUR 電台的大眾健康部落格擔任共筆的工作。

還有更多類似的故事。我認識的一位維吉尼亞州的年輕女律師被邀請出任公司法務長一職，她考慮後認為自己可以接下這份工作，但唯一的條件是一個星期能有一天在家工作，這樣才能陪伴自己的兩個孩子。但她的雇主拒絕了。還有另外一位女性寫道：

我一直渴望能夠升上「長」字輩的職位，但卻不得不面對一個非常現實的困境，那就是，我得拖著一個兩歲大的幼兒一起爬上這條晉升之路。並不是因為有嗷嗷待哺的幼兒才會出現這樣的困境：畢竟，擔任執行長職務的男性在享受升職的同時，多生幾個小孩好像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影響。會這樣全都是因為「工作」被定義為是一件「要在辦公室裡」做的事，而且（或是）得在「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之間」進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人能夠說出任何讓我覺得合理的正當理由，說服我必須要坐在這個離我家二十英里遠、十五平方英尺大的房間裡。

一位我在推特上的朋友回覆了郭柏格的故事：「一定有什麼比挺身而進或是抽身而退更好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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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定位這個議題的方式就是，當妳擁有強大的家庭支援系統能夠滿足需要密集照護的家人，同時在工作上也擁有相當大的彈性時，妳就能夠挺身而進。想想簡單的物理原理就好了。想像一棵彎身靠近水面的樹，或是一名只用腳尖站立的芭蕾舞者，如果在無法維持平衡（穩定基礎的力量，也許是舞伴支撐住妳的那隻手）的狀況下傾身向前，妳一定會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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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支援系統對全美國的四百二十萬女性來說更是至關重要，瑪麗亞．施萊佛（Maria Shriver）形容這些女性是「活在邊緣的女人」。這些女人活在貧窮的邊緣，「只差一件事情引爆，比如收到醫療帳單、薪水遲發，或是車子拋錨，她們就會落入傾家蕩產的深淵之中。」

翻覆，對這些女性來說，意味著她們無法再繼續好好照顧她們的孩子——大約兩千八百萬名兒童，以及其他仰賴她們生活的親人。她們通常已經身兼兩份工作，而且得忍受工作上太大而非太小的彈性，因為許多低薪工作無法保證一個星期能有多少固定工時。她們需要能支付合理薪資的穩定工作，如此才能為不時之需存下一筆錢；也才有機會找到負擔得起，而且品質也夠好的托育中心及學齡前教育系統；在孩子或其他需要她們照顧的家人生病時，能夠承受得起請假這件事；同時也能夠為她們所做的照護工作得到認同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