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嫻公開坦承不孕,她哽咽說繼續努力,我們心疼打氣的同時,還想問,生育科技是否真從香火緊箍咒中,解放了女性?


圖片來源:小嫻臉書


「因為基因變異,我天生沒有子宮,難以生育。」情人節前一天,小嫻公開坦承自己沒子宮導致不孕。這則新聞頓時成為全台最熱門話題。有人心疼她、打氣說「繼續努力」、有人怪她觀念守舊最好快改、有人訝異她不孕敢嫁獨子、更有人說她是做戲。

坐在電腦前,看小嫻受訪的憔悴神情,我百感交集,經過一輪心疼、憤怒到無力的情緒迴圈,我想起自己仍有一支筆可以寫,可以為小嫻、為現在或未來將面臨生育壓力的女性,撐一個自由的空間,這麼做,也是為了我自己。

母親該是女人的選項,不是義務

說來有趣,原來在21世紀,女性宣布不孕也能驚呆一整個社會。

小嫻說,她十七歲時右邊的卵巢被醫生診斷長了瘤,必須切除,檢查也發現她先天沒有子宮導致無法生育。新聞影片卻在此時加入一段令人寒毛直豎的旁白:「她只剩一個卵巢有功能,卻很幸運地找到人生另一半。」彷彿女生一旦不能或不願生育,她便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不值得一個好伴侶、與幸福人生。

生兒育女在台灣,仍被視為女性天職,「女孩-妻子-母親-熬成婆-升格祖母」是華人女性被期待填好填滿的線性履歷,即使是付出一切栽培女兒的父母,多數仍會在她長到盛開的歲月,於耳畔輕聲補上一句:「成為母親,才是完整的女人」。成為母親確實可以是極幸福之事,但我們能否保有不生育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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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早前柯文哲市長的「未婚女人危國論」,還是去年衛福部對女性 「25-29 歲是黃金懷孕期」的生育號召,這個社會總把生育責任推向女性,或責怪、或提醒,妳必須謹記自己的「有效期限」,別忘了家族還在等妳延續香火、社會需要妳增產報國。

當生育被視為女人的義務,不論是不能、還是不想生育,我們都得花費許多力氣給出一個正當理由。許多女人在過程裡驚愕地發覺,原來我的子宮是(未來)丈夫的、是公婆的、是國家的,唯獨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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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生育自主權

聯合國大會在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CEDAW,Convention of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將婦女權益由政治等公領域,擴向個人、家庭生活等私領域,而「生育自主權」即是其中一項重要指標。

以目前科技來說,只有女人能懷孕、生產。女人是否能自主決定要不要生殖、如何生殖,是女性身體自主權的一大表徵。(註一)

女性主義當中,基進女性主義者的重要理論根基之一,即是視女性的生理母親身份與生育責任為性別壓迫的重要根源。其中,點燃生育自主權討論的基進女性主義者費爾史東,更曾激烈反對女性被自動視為生理母親。她主張透過科技解除女性的生育身份,例如避孕、或是體外人工生育,讓女性的性器官不再背負生育責任,因此消除依生理性別而定的性別分工,讓生育責任由社會整體共同分擔,婦女解放才能完成。(註二)

費爾史東的論述在1970年代引發巨大衝擊,畢竟她的說法略顯粗暴、對深受生育之苦的真實女性缺乏關照,許多草根基進女性主義者也不能接受她的論點。其他人則批評她落入了生物決定論。不過,她的說法也激發更多女性生育自主權的討論。例如,科技的進步,真的能幫助女性解除生育壓力嗎?或者,反而讓社會對女人的肚皮更加鍥而不捨呢?

當生育科技遇上香火緊箍咒

小嫻在受訪中,曾多次提及並感謝丈夫與公婆的體諒,但她還是坦白說了,「有方法就要去努力,畢竟我先生是獨子,我⋯⋯不想讓先生的家人難過,他的家人很渴望抱孫,我一定要努力」,說這段話的時候她一度哽咽,你看見她如何用力地愛著家人、也看見她的疲倦。

生育科技,本被期待賦予女性更多協助與資源,但當科技遇上父權社會的傳宗接代期望,香火緊箍咒的作用時間延長了,沒有「做不到」,只有「做不做」的「決心與毅力」。人們以為,既然科技能夠介入指引,妳更該全力以赴,於是想拼生育的女性只能抓緊生理時鐘,再疲累也要追求不保證受孕但數值略高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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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藥、打排卵針、赴美取卵、做試管、等孕母,小嫻夫婦前前後後試了三次,砸下一共430萬元,未來還要繼續努力。這不只是一場費時費力又燒錢的馬拉松,事實上,它讓女性的心理受到極大壓力,對身體也並非全然無害。

當媒體習以「進步」的語調包裝生育科技,副作用卻往往未獲得相應報導。從人工生殖、代理孕母、到凍卵,我們鮮少聽見這些科技是否足夠安全?林芳玫教授就曾批判媒體報導生殖科技的不負責任,副作用、併發症以及低成功率的的資訊不明,「所謂的神奇科技,活產出生率也不過是兩成,大部分女性不僅沒生到小孩,還賠上身心健康、金錢、時間」。

女性主義者說的「強迫生殖」困境,仍套牢在華人女性身上。

生育科技的理想圖景,是替女性減輕生育負擔、增加資源。但當現實情況是,代理孕母多為經濟弱勢、第三世界婦女,這是否反而助長了對女人的(跨國)性剝削?傳宗接代的父權價值,是否更加難以擊破?這些難題,都有待更多對話、更有系統的討論、聆聽不同女性的聲音。

架好的舞台,媒體論述與大眾期待

看著小嫻疲憊的臉,與紅著的雙眼,身為女性,我著實感受不孕之痛,同時腦中卻也浮現另一種情境:在媒體前談不孕,女性是否有空間表現得一派輕鬆瀟灑?若真如此,我們的社會能接受嗎?這個社會是不是期待她哽咽、落淚,期待她說「我會繼續努力」,然後摸摸她的頭,溫聲說「繼續加油」後轉頭就走。

又或許,當媒體聚光燈落在小嫻身上時,社會劇本已塞入她手中,在這裡,她的表現不能溢出社會對女性不孕的期待。當我們還在疑惑她是否意圖炒新聞,否則何必自爆不孕?小嫻卻要略帶抱歉地小聲說,「我想,不如一次講完以後,未來大家不用一直再問這一題就好」這樣痛苦的自我揭露,為的只是不想被打擾的小小請求。我們的社會無能給出足夠的支持,她找不到逃逸路線,只好正面以對,全盤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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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許,今天是男方跳出來談自己不孕,社會將有什麼樣的反應?我們會稱讚他勇敢?還是嘲笑他「雄風不振」?咦,等一下,為什麼我們鮮少看到男性跳出來坦承自己不能生育的報導?明明衛福部在2015年的統計,已經說明了男性的不孕機率已超越了女性啊。當媒體追問小嫻夫婦何時生子時,我們目光總是望向小嫻、她也自然地接過麥克風,彷彿生子是她一人的事。我們也必須問問自己,是否我們也協助搭建了一個歪斜的性別舞台,要她走上去。

在舞台上,小嫻最後說了「沒辦法生育會有遺憾,但人生還是有很多事情,不是只有這件事,還是可以勇敢」。是的,我們還想對小嫻、以及所有女人說,我們明白孕育生命對女性生命經驗的創造性,能夠生育是幸福,不能或不想生育,也是幸福的,妳努力也好、不努力也罷,妳可以勇敢,更可以為了自己而不勇敢,無論如何,我們希望每個女性都能為自己,善待妳的身體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