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的《黑水》，以媽媽嘴咖啡店事件為書寫脈絡，真實與虛構交雜的文本，探討「蛇蠍女」這樣泛化的名詞背後，更可能真實存在的故事。蔡宜文針對此書撰寫書評，連結《黑水》與東野圭吾的《白夜行》，這個社會渴求蛇蠍女的存在，可惜書中的佳珍跟現實生活中的謝依涵從來都不是我們期待的蛇蠍女。
期待驚悚的情節、驚異的轉折，最好她不是真兇，沒人料到的真兇原來躲在幕後。類型小說讓人養出奇情的口味，讀者期盼奇情的人生，儘管真實的人生不是那樣。——讀書會成員
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想到最多的並不是媽媽嘴這個案子，而是東野圭吾的《白夜行》：一個被母親出賣給戀童癖男性的女孩，另一個則是這名戀童癖男性的兒子，兒子目睹父親的行徑後，悲憤之下殺死父親，在場兩人決定裝作互不認識、互不相干的，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為了能夠繼續活下去並且不被發現這件事的情況下，互相扶持地不停地犯罪。
在同樣是東野圭吾的作品《幻夜》中文版最後附有陳國偉的評論，裡面提到東野圭吾在受訪中曾提及《白夜行》的女主角雪穗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典型，更認為《幻夜》中同樣藉由不停地犯罪重生的美冬是他心目中的究極之女。
其實不只東野圭吾，我想這個社會是喜歡「蛇蠍女」的，真正的蛇蠍女，像雪穗，像電視劇《後宮甄嬛傳》裡弒夫奪權的甄嬛，像電影《告白》裡讓學生一步步步入地獄的老師，她們充滿魅力，步步為營，或張狂或冷靜地達成她們對於這個世界的復仇。
人們愛著那些活在文本中真正的蛇蠍女，讓她們來完成自己想要的復仇。
可惜謝依涵並不是「蛇蠍女」，她是現實世界中的犯罪嫌疑人。可惜的是，佳珍也不是蛇蠍女。
正如我開場所引用《黑水》中的註解，真實的人生不是那樣。
佳珍一點都不像雪穗，若是雪穗來進行這場凶案，想必一點痕跡都不會留下，屍體與真相或許就真的會隨著淡水河漂向太平洋。東野圭吾有一系列的小說都在寫女性犯罪者，而這些女性犯罪者都高貴、典雅、親和，充滿一切吸引男人的魅力，無論是上面提到的雪穗、美冬或《聖女的救贖》的綾音等，這些完美女性總是能吸引讀者的同情，讓人忍不住的站在她們那一邊，同情並同理她們遭受到父權社會下的迫害或剝削後，以最極端的方式對這個社會提出抗議，以最殘忍的手段蛻變、重生，作為讀者，我們同情卻又讚嘆那樣的重生。
佳珍不同，作為真實人物的召喚，同情很難這麼輕易的出現。 現實生活中的女性犯罪者無法如此浪漫的活著，或者該說，現實生活中的女性都無法如此浪漫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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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嘴命案結辯時，檢察官引用了日劇《HERO》的名言「死掉的人沒法說話，只有檢察官能代替他說」對謝依涵求處死刑。這句引用很有趣，死掉的人真的無法說話，需要司法體系才有辦法釐清真相與責任歸屬，但這並不是來自一個真實的法庭所產生的論述，而是一部講述熱血檢察官的日劇對白，正如同檢察官能夠替死者說的話，也並不是真的死者所說的話，而是由證據、法庭演變等所浮現出的適用於法庭的對白。
《黑水》也是這樣的對白，作為一本虛構又不完全虛構的小說，佳珍與洪太作為既虛構又不是虛構的加害者與被害人，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難處，既無法像偵探或犯罪類型小說般能有出乎意料的情節安排，又無法百分百的紀實觀看到現實之細節。佳珍與洪太的階級與性別處境，決定了故事的基底。洪太的故事像是女性電影中所有中年太太的典範：無性、無愛，被婚姻綑綁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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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佳珍則更不用說了，她的命運則是女性主義關懷下女性犯罪的典範：幼年的遭遇、性與金錢的糾葛、階級與性別的雙重弱勢，就連這場犯罪也是男性先帶的頭，她只是先配合後順著計畫連洪伯一起殺掉而已。
她們都不是蛇蠍女。
洪太錯過了成為蛇蠍女的機會，她甚至有個完美的計畫：「當時施點小惠，她很容易取得對方的信任⋯⋯她還可以立即加碼，公開丈夫的日常用藥。⋯⋯想來年輕女性自有辦法，讓老男人吞幾顆助興用的充血劑，在床上賣力一點。她想著扯戲偶的線繩，幾個因素一起出現，說不定釀成完美風暴。」洪太不是沒想過主動的復仇，但終究她還是期待男人的悔悟。
而佳珍更不是，從作為性侵的被害人開始，到與洪伯持續的性關係，再到設計犯案，佳珍一直都是被動的做出回應，這並不是說佳珍沒有責任，讓自己被動跟自己主動並沒有相差太多，得到的還不是想要的結果，她就是如同另一具水中浮屍一般，無法跟任何人訴說的，只能被代言的，流到了這個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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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讓我們看到，那些讓我們戀慕的，在文學與戲劇中主動張著牙毒死、揚著尾巴螫死這些負心漢、施暴者、束縛女性的傳統守門人⋯⋯的蛇蠍女們其實難以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中。畢竟，無論是蛇還是蠍都是遇到其他動物寧可退避不攻擊，除非她們認為自己已退無可退，逼不得已時才會出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