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舜翔的專欄,引領少女們在時光裡嬉遊,細看自身情慾的甦醒與革命。我們眼見交際女孩的重生,奧黛麗赫本的小黑洋成為我們最虔誠的信仰,今天我們細看六〇年代的另一脈絡,披頭四與少女情慾革命之間的緊密關聯,披頭四熱其實是一波由少女粉絲掀起的狂熱,少女挪用披頭四,創造出她們自己的情慾革命。

2011年,英國男孩團體一世代(One Direction)推出單曲〈你如此美麗〉(What Makes You Beautiful)。在美國青春偶像麥莉、小賈斯汀與強納斯兄弟一個個長大轉型以後,這首氾濫著男孩青春的校園流行樂,居然成功地進駐北美大陸,掀起了二十年來美國流行樂領域的英國乾枯期之後,新一波的英國音樂浪潮。同年,一世代推出首張專輯《青春無敵》(Up All Night),這張專輯使得一世代成為美國流行音樂史上,第一個能夠以首張專輯空降美國流行音樂告示牌(Billboard)排行榜冠軍的英倫團體。一世代掀起的英倫浪潮,讓媒體們一致驚呼:新一波的英國入侵(British Invasion)來了!

為何是「新一波」的英國入侵?原來,一世代的英倫浪潮不是流行音樂史上的頭一遭。早在1964年,披頭四(The Beatles)就靠著五支單曲,強勢攻佔美國流行音樂告示牌,掀起第一波英國入侵。是這四個利物浦男孩改寫了五〇年代的美國搖滾樂,讓美國聽到來自英國的搖滾聲音,也是這四個利物浦男孩在英美兩地掀起了勢不可擋的青少年革命,讓六〇年代成為青少年的年代。

可是,披頭四不只很少年,還很少女。披頭四為何少女?原來,披頭四掀起了第一波少女粉絲的情慾革命。這波少女的情慾革命還有了歷史上的名字:披頭四熱(Beatlemania)。是披頭四熱讓披頭四成為少女革命史的一部分。披頭四熱不只關乎披頭四。披頭四熱是一波由少女粉絲掀起的狂熱。所以,談披頭四可以只談青少年革命,可以只談男性搖滾樂,談披頭四「熱」,卻一定要談少女。

到底披頭四熱如何成為少女革命史的一頁?我們可以從六〇年代的青少年革命說起。

青少年革命:披頭四、搖滾樂與泰迪男孩

六〇年代是青少年的年代。在六〇年代以前,青少年還不被視為一個具有反抗性的主體位置。六〇年代的青少年革命,卻創造出青少年另翼身份(oppositional identity)。這是普普文化崛起的年代,也是青少年文化浮現的年代。青少年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次文化(subcultures),以時尚,也以音樂,拼貼組裝出嶄新的身份。

一時間,英國有了摩斯族(the Mods),也有了泰迪男孩(Teddy Boys)。前者穿上特製貼身西裝卻搭配義大利偉士牌(Vespa)與蘭美達(Lambretta)摩托車,後者刻意修改愛德華時期(Edwardian)英式傳統西裝混以美式搖滾青少年色彩。摩斯族與泰迪男孩以街頭叛逆嘲諷英式傳統,以勞動階層能量顛覆中產階級拘謹,因而在英國保守社會掀起一陣道德恐慌,化為知名社會學家柯恩(Stanley Cohen)口中的「俗世惡魔」(folk devils)。[1]

披頭四在六〇年代的青少年革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出身勞動階層家庭,身穿不合身的過大西裝,本身就是泰迪男孩時尚的典型。他們源自利物浦小酒吧的搖滾樂也與泰迪男孩的街頭叛逆完美結合,成為青少年不滿現實、愉悅反抗的音樂能量。披頭四因此成為青少年革命的舞台偶像。這是青少年與青少年之間的認同投射,泰迪男孩與泰迪男孩之間的自戀凝視,也是六〇年代源自街頭的男性神話。

披頭四、搖滾樂與泰迪男孩,創造出一股強勢的青少年文化,對抗成人世界的體制框架。是在這時青少年開始形成自覺意識與年齡政治,是在這時青少年跳出來自稱青少年。就連老一輩的泰迪男孩也在七〇年代被新一代隨著龐克樂崛起的泰迪男孩革了命。赫柏第(Dick Hebdige)就在他經典的研究《次文化:風格的意義》(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2]中說了,第二代的泰迪男孩既是復興,也是革命。青少年文化因此也發生了內部革命,永遠淘汰世故,顛覆傳統。青少年革命是永遠的進行式。

也是在這時青少年變得情慾。六〇年代以前,青少年當然不是沒有情慾。只是,六〇年代的青少年開始形成情慾的自覺意識。青少年革命因此「發明」了青少年情慾。青少年失落挫敗的情感,無處宣洩的慾望,壓抑鬱悶的性,全都在搖滾樂與街頭叛逆中得到解放。搖滾樂是情慾的投射也是情慾的出口。創造搖滾樂,聆聽搖滾樂,在搖滾樂空間中失去自我,就是青少年抒發情慾的逃逸路線。

披頭四帶著青少年革命的顛覆能量,跨越大西洋來到北美大陸,立刻成為美國少年少女瘋狂追隨的青少年偶像,創造出歷史上第一波英國入侵。不過,披頭四不只帶來青少年革命,更與六〇年代風起雲湧的另一波革命相逢,那就是中性革命。(推薦閱讀:

中性革命:中性男孩、中性女孩與另一個性別空間

六〇年代的女孩不願只當女孩,六〇年代的男孩也不願只當男孩。這是女孩開始穿上褲裝,也開始穿上迷你裙的年代。這也是男孩開始留起長髮,開始穿上色彩的年代。這更是中性時尚(unisex style)走入流行文化的年代。

中性時尚可以是雌雄同體時尚(androgynous style),同時結合陽性與陰性風格,中性時尚也可以是性別中立時尚(neutral style),同時去除陽性與陰性特質,中性時尚甚至可以是性別跨越時尚(cross-dressing style),女孩大量穿起男孩的衣服,而害怕陰柔化的男孩雖然仍不敢穿上女孩的衣服,卻終於願意讓女孩的元素走入男性的衣服。[3]不管是雌雄同體,性別中立還是性別跨越,六〇年代都是中性的年代。

六〇年代的女孩很中性。所以,這個年代的女孩不再是四〇年代的蛇蠍美人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也不再是五〇年代的性感尤物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六〇年代女孩是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奧黛麗赫本在《羅馬假期》(Roman Holiday)中剪去了長髮,她的赫本頭從此定義了下一個年代的女孩。《羅馬假期》中的安妮公主是早了十年現身的女孩圖像,於是六〇年代的女孩不要長髮,要短髮。不要性感尤物,要雌雄不分。不要瑪麗蓮夢露,要奧黛麗赫本。(同場加映:

也是在這個年代,女孩穿起了褲裝。褲裝革命其實也不只是性別的革命。褲裝被視為不正式的服裝,是在這個年代,正式與不正式的界線開始模糊,莊重與休閒的定義受到動搖,女孩才因此可以穿上褲裝,大方走入公眾空間。可是,褲裝革命依然是性別的革命。女性褲裝被視為更情慾的服裝,凸顯了女性的臀部。別忘了這同時也是瑪麗官(Mary Quant)掀起迷你裙革命的年代。六〇年代的女孩要挑戰裸露的限制,情慾的壓抑,所以不怕穿上褲裝,也不怕穿上迷你裙。

六〇年代的男孩也很中性。這個年代的男孩開始留起長髮。為了捍衛長髮的權利,男孩甚至不惜挑戰學校權威與法律體制,不時有男孩為了長髮掀起校園事件與司法爭議。這個年代的男孩也開始從非白人的次文化時尚學習,穿上鮮艷的色彩,陰柔的材質,解構十八世紀末以來的「男性時尚大揚棄」(the Great Male Renunciation)[4],也解構了「穿著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5]六〇年代的中性男孩,因此掀起了《君子雜誌》(Esquire)專欄作家弗萊茲(George Frazier)口中的「孔雀革命」(The Peacock Revolution)。[6]現在,男人也要當孔雀。

如果傅里丹(Betty Friedan)在1963年以一本《陰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質問了父權社會對陰性身份的建構,那麼,孔雀革命就是男孩們透過時尚對父權社會「陽性迷思」(the masculine mystique)的挑戰。男人也不是生來就是男人。男人「成為」男人。六〇年代不只是第二波女性主義興起的年代,也是第一波男性研究萌芽的年代。當女人質問父權社會對女人施加的性別框架,男人也同時反思父權社會對自己套上的性別樣板。因此,孔雀革命真正的意義不在於徹底改造男性時尚,而在於重新形塑男性主體。

披頭四也是中性的。不同於上一代的搖滾偶像,披頭四的外型並不特別陽剛。披頭四的覆額長髮,披頭四的不夠陽剛,於是也與孔雀革命接合,成為男孩爭相模仿的對象。有趣的是,披頭四的不夠陽剛,與六〇年代女孩的雌雄不分,居然產生了相會交疊,使得女孩也可以在這個曖昧模糊的性別形象中找到自我。史塔克(Steven D. Stark)在《遇見披頭四》(Meet the Beatles)中也說了,披頭四是女孩的自我投射。[7]

於是,披頭四的中性時尚對於六〇年代的青少年粉絲而言,不在於單純的風格模仿,而在於創造出另一個性別空間,使得青少年粉絲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與性別框架持續協商,不停游移,進而組裝出新的性別身份。 披頭四是屬於男孩也是屬於女孩的。男孩在披頭四身上找到了理直氣壯留長髮的理由,留著一頭披頭四的長髮對他們而言是成為泰迪男孩的身份打造。女孩也在披頭四身上找到了理所當然叛逆的理由,追隨披頭四對她們而言是擺脫鄰家女孩的逃逸路線。

所以,披頭四不只是少年的革命,更是少女的叛逆。披頭四一體兩面。他們一面是搖滾的英雄,少年的偶像,一方面卻是情慾的出口,少女的另一個自我。他們一方面重新形塑了男性主體,延續了孔雀革命,一方面卻改寫了女孩生命,創造了少女革命。披頭四可以很少女,不在於他們本身很少女,而在於,六〇年代的少女可以透過披頭四所打造出的這個性別文化空間,掀起一場屬於她們的情慾革命。

這才是披頭四熱背後隱藏的秘密:不是披頭四收編了少女,而是少女挪用了披頭四。

是六〇年代的少女,把披頭四變成披頭四熱。

情慾革命:性、少女與披頭四熱

如果說,男孩們在搖滾空間中釋放自己無處宣洩的憤怒,女孩們也透過披頭四解放受到壓抑的情慾。都說了六〇年代是青少年情慾被「發明」出來的年代,這當中不只有少年的情慾,更暗藏了少女的情慾。

六〇年代的少年可以是叛逆英雄,六〇年代的少女卻大多仍是鄰家女孩。六〇年代的青少年情慾與地下次文化之所以可以掀起道德恐慌,正在於主流社會的保守框架仍未被拆除。面對情慾萌發的少年,少女仍被期待保持貞潔,拒絕誘惑。相對於少年的叛逆歲月,少女的青春時期是婚姻前最後的自由時光,少女只是「前婚姻」的過渡階段。在那之後,少女就要走入婚姻,走入家居空間,成為妻子,成為母親。(推薦思考:

1964年二月七日,披頭四改寫了美國少女的生命。這是披頭四第一次造訪美國。當他們抵達紐約,美國少女都瘋了,超過四千名少女聚集在甘迺迪機場失聲尖叫。她們更包圍住四名男孩入住的廣場飯店(Plaza Hotel),使得男孩成為少女的情慾俘虜。披頭四讓美國少女理直氣壯地走入公眾空間宣洩情慾。披頭四讓美國少女理所當然地把男孩化為情慾客體。披頭四也讓美國少女有了挑戰性別雙重標準的正當理由。安瑞芮曲(Barbara Ehrenreich)、赫斯(Elizabeth Hess)、潔卡柏(Gloria Jacobs)因此在那篇有名的披頭四研究中,直接將披頭四熱定義為六〇年代美國女孩帶起的第一波情慾革命(sexual revolution)。[8]

披頭四讓少女覺得釋放情慾很安全。相較於貓王(Elvis Presley)的陽剛搖滾形象,披頭四不夠陽剛的中性意象,不太情慾的性別特質,反而讓六〇年代的少女能夠更安心地投射情慾。披頭四因此創造了一個性別翻轉的潛在空間:在這邊,男孩不夠情慾,女孩反而非常情慾。在這邊,男孩是情慾客體,女孩才是情慾主體。古德(Jonathan Gould)在知名的披頭四傳記《愛情無處買》(Can’t Buy Me Love: The Beatles, Britain and America)中說了,披頭四提供了美國少女一個安心宣洩自己情慾的文化場域。[9]所以,披頭四絕對是情慾的,可是不在於他們本身很情慾,而在於,他們引發出少女潛抑已久的情慾。

少女的情慾也引發男人的焦慮。許多男性批評家嗤之以鼻,他們說披頭四熱不過是少女被商業收編的證據。[10]他們說少女失控的行徑是女人歇斯底里、失去理性、無法控制自己的證據。可是,少女的失去控制,少女的失去自我,恰好是披頭四熱之所以帶來少女情慾革命的原因。

費思科(John Fiske)在《瞭解大眾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1]中,以「具有生產力的愉悅」(productive pleasures),分析大眾通俗文化中的兩種身體:生產的身體與逃逸的身體。費思科認為,往常受到壓抑的身體,往往可以在通俗文化中找到逃逸於主流規訓之外的空間與時刻。也正因為受壓抑的身體在這些時空中積極地生產出一個更叛逆的自己,因此,這些身體也是生產的身體。

披頭四熱中的少女身體是逃逸的身體,也是生產的身體。她們在追隨披頭四的過程中失去自我,可是,這樣的失去自我卻不只是單純的歇斯底里,而是對父權社會的一種有力反抗。這是少女對於束縛她們的貞潔框架的逃逸,也是少女對於捆綁她們的雙重標準的反擊。披頭四熱是少女透過狂熱對社會化自我的消融,也是少女透過情慾對性別化自我的解構。

在披頭四熱過後,許多少女走入家庭,成為人婦。可是,披頭四熱已經成為她們主體的一部分。在一段段訪談中,當年參與過披頭四熱的人婦紛紛回憶,當初帶領她們追隨這四個大男孩的動力,是對於自由與解放的渴望。她們不願意長大成人,她們不願意走入婚姻,她們不願意只當妻子。披頭四提供她們最後一個解放的機會。是在披頭四浪潮中,她們可以衝到甘迺迪機場,包圍廣場飯店,與其他少女一起瘋狂奔跑,放聲尖叫。是在披頭四浪潮中,她們可以成群結隊走入搖滾音樂空間,聽著披頭四唱著〈我想牽你的手〉(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想像自己與這四個大男孩浪漫約會,釋放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備受壓抑的情慾。追隨披頭四,就是六〇年代美國少女的日常情慾革命。這不是什麼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卻是日常生活中持續改寫少女生命的小革命。

披頭四永遠地改寫了六〇年代少女的生命。她們仍未平靜,仍在期待下一波少女革命的到來。

 

作者個人部落格:「後女性的魔鏡夢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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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柯恩在《俗世惡魔與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一書中以摩斯族、剃頭族(skinheads)與泰迪男孩分析創造出道德恐慌的另翼族群與主流社會之間互生互構的關係。請見Cohen.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2]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Routledge, 1979.

[3] 相較於女性大量穿起褲裝與男裝,六〇年代男性的中性時尚最大的改革在於細節的陰性化,例如穿起鮮艷的色彩與陰柔的材質。關於美國發生於六〇年代的中性革命,可以參考寶列緹(Jo B. Paoletti)所著的時尚論述《性與中性:時尚、女性主義與性別革命》(Sex and Unisex: Fashion, Feminism,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4] 「男性時尚大揚棄」是心理學者弗呂格爾(John Flugel)在1930年所創的概念,指出十八世紀末男性時尚走入簡約、去除鮮艷色彩與過多裝飾的過程。這同時也是男性主體「去時尚」、「去身體化」的過程。關於男性時尚的變遷歷史,可以參考愛德華(Tim Edwards)寫的時尚理論《時尚放大鏡:概念、實踐與政治》(Fashion in Focus: Concepts, Practices and Politics)。

[5] 「穿著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源自美國小說家威爾森(Sloan Wilson)1955年的小說作品,隔年改編成電影《一縷灰衣萬縷情》。這個書名喚起的當然是男性時尚大揚棄以後對男性時尚的經典想像:去色彩、去時尚的男性。

[6] 關於孔雀革命,也有人認為這是流行想像多於實際革命,畢竟真正願意穿起鮮艷色彩與陰柔材質的男孩仍是少數。而在七〇年代中期以後,男性時尚也逐漸回歸保守傳統。不過,孔雀革命的意義當然不在於實際上改變男性穿著,而在於透過流行文化的再現帶來男性主體的重塑與反思。

[7] Stark. Meet the Beatles: A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Band That Shook Youth, Gender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ing Inc., 2005.

[8] Ehrenreich, Hess & Jacobs. “Beatlemania: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Ed. Lisa A. Lewi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84-106.

[9] Gould. Can’t Buy Me Love: The Beatles, Britain, and America. New York: Harmony Books, 2007.

[10] 關於男性批評家充滿性別歧視的論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丹賽(David Dempsey)在《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中發表的評論。請見Dempsey. ‘Why the Girls Scream, Weep, Flip.’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3 Feb. 1964.

[11] Fiske.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