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動物性」辯護性暴力？性侵受害者不需要為他人的犯罪負責

看到近期有網路上有以「動物性」辯護性暴力，並指責女性穿著的文章，我想到前陣子跟朋友玩的「如果電話亭」遊戲（如果電話亭是《哆啦 A 夢》中的一個常用道具，可以跟電話創造出平行宇宙，想想看，如果這個世界變成 ⋯⋯）

——如果今天被限制穿衣服的是男生，那會怎麼樣呢？

比方說，一個媽媽跟他的兒子說：

「你怎麼穿著這麼不檢點！你不知道現在外面壞人有多少嗎？」
「你是不會保護自己嗎，穿這麼少，萬一引人遐想怎麼辦？」
「你看新聞裡面的那個男生，就是穿得太少，所以才被強暴！」

如果這些媽媽真的會這樣對他的兒子說，那兒子的感覺是什麼呢？你的感覺又是什麼呢？

我第一次在玩如果電話亭的遊戲，覺得非常可笑，怎麼會有人這樣講話。可是我後來發現一件事，這可笑的背後可能藏著是一種荒謬，一種「為什麼我穿的衣服多寡，會需要為其他人的犯罪行為負責」的荒謬。

然後我嘗試把自己換到那個兒子的觀點，我發現有一種很深沉的悲哀，這是身為一個男生，我好像無法為自己決定穿什麼樣的衣服，從出生開始就被大家品頭論足、指指點點、出門不打扮，會被說「不像個男生、沒有禮貌」，過度打扮，又會被說「你這樣是要勾引誰」；

太晚回家會被唸，上大學以前不准交女朋友，可是畢業之後就趕快讓你找一個女人娶了，以避免「老了就沒人要了」⋯⋯

活在這種雙重束縛裡面（double bind）[1]，很容易讓人進退維谷，做什麼都不對，失去了選擇的權利。

圖片｜Photo by Giulia Bertelli on Unsplash

當然，回到現實世界，這並不是說社會對於女性比較苛責，而是在性別上，對於男性和女性都有不同的苛責——比方說，男生在打針的時候不可以哭、被要求要勇敢、要有肩膀、要有男子氣概等等。

我常常在想，我們能不能夠對性別有更多元的想像，給予彼此更多的空間。

但後來我發現，很多的壓力是來自於外在世界的內化，也就是說，不論別人怎麼說，你心裡面總是會有一個長期來所累積下來的聲音「我這樣穿我爸爸會怎麼說」、「我這樣做我媽媽會怎麼看」，所以真正的敵人並不是外在世界的人，而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可以面對心裡面那個，像是「教官」一樣的原型，讓他有時候搬個家，不要住海邊。

畢竟，現在的我們需要的，並不是更多對於性侵被害者服裝穿著的撻伐，而是對於不同的穿著、不同的選擇，有更豐富的接納。

當我們願意把穿著和打扮的責任，以及選擇的權利還給當事人，我們也有機會把自己應該負起的責任還給自己，而不是推給所謂的「動物性」。

前額葉是個好用的東西，希望人人都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