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會有情緒,但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將其表現出來,消化它。有些人可能因此陷入憂鬱,有些人可能成為工作狂⋯⋯。

近日在 Netflix 上檔的台劇《誰是被害者》,看似一部推理連續劇,但背後卻隱藏著許多讓人落淚的故事。

在這一篇文章裡,我將運用林仁廷諮商心理師提出的「負面情緒短路徑」[1]與「認知重構」[2]兩個假說,來解析本劇主角方毅任和徐海茵這兩位搭檔,是如何在過去的生命中受了傷、如何透過工作來麻痺自己的情緒、又如何找到新的方法來愛他們所愛的人。

有著亞斯的鑑識員方毅任:我以為我離開,對大家都好

在這部劇裡面,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方毅任這個角色了。從劇情的一剛開始,就給了我一種不協調的冷漠感,他被社會孤立、排擠,但卻似乎毫無感覺。

你的邏輯和推理都很好沒有錯,可是你必須要去了解,他們為什麼這麼做?——方毅任的鑑識教授

事實上,我不覺得方毅任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但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對他的感情,也許有一部分來自於他的亞斯伯格,但並不是只有亞斯伯格的人會不知道如何面對感情,在薩提爾溝通模式中的「超理智型」,也會展現出相似的溝通模式。

美國心理治療師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曾經提出五種人在溝通的時候會展現出來的模式,分別是指責型、討好型、超理智型、打岔型等四種不一致的溝通方式,以及第五種「一致型」的溝通方式。前面四種溝通型態的人,在溝通時分別會展現出「忽略他人感受,只在意自己感受」、「討好對方,把對方的感受看得比自己重要」、「忽略感受與情緒,一切依照理性來談」、「不正視問題,透過顧左右而言他的方式轉移話題」來面對問題,只有一致型的人,會平等地看待彼此的感受,並將真實感受傳達給對方。而其中的超理智型,便是像方毅任一樣的類型,他們面對外在事件時,總是會像電腦一樣分析人的資料與數據,卻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感受。

方毅任也確實在劇中展現出了他的感情,只是他嶄露感情的方式,是一味地壓抑、爆發,可以看見他在案發現場發現失聯十年的女兒指紋時,臉部表情上展現出了非常強烈的情緒;在徐海茵威脅他要求合作時,他先是上了車,然後狂摔資料、狂撞方向盤,這都是因為他不知道要怎麼面對自己的情緒,因而展現出來的方式。


圖片|Netflix 提供

在林仁廷所提出的「負面情緒短路徑」[1]架構中,我們面對外在事件時,會先激起我們的情緒,尤其當外在事件的衝擊過於強大時,我們會呈現出「戰/逃/僵住(Fight/Flight/Freeze)」等三種模式之一,而之所以會讓我們開啟這些模式,勢必是因為這個事件,激起了我們無法面對的危機感,使得我們開啟了 HPA 軸線,讓全身進入備戰狀態。

一個事件,之所以會讓我們進入備戰狀態,除了先天演化上的可能之外,也有一些來自於過去經驗所形成的情緒按鈕(emotional button,即我們日常所稱的「地雷」),長期因為先天亞斯伯格症與後天缺乏適當的訓練、治療,使得人際關係一直都不好的方毅任,在面對自己沒有關注女兒,而使得她意外被化學藥劑腐蝕左手時,第一時間激起了強烈的情緒反應,進而讓他呈現「僵住」的狀態。

林仁廷的架構中提到,面對這些負面情緒,接踵而來的便是「認知」,最後則是「行為」。在那個當下,江若穎急著將曉孟送醫的同時,方毅任卻僵在那邊,而腦中充滿的聲音不外乎是「我果然是一個失敗的爸爸」、「我不適合組成家庭」、「我不適合與人交流」、「這個世界沒有我會更好」等等,源自過去被排擠、霸凌經驗所帶來的認知,進而讓他做出最後的行為:在曉孟和媽媽在醫院急救的時候,打包起了所有行李,留下離婚協議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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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十年來,方毅任不知道妻子癌症過世,不知道曉孟的生活,他陷入了一種用工作麻痺自己的狀態,因為那是他存在世界上唯一的意義感來源:「透過破案來讓自己感受到自己還有一些活著的價值。」

不斷逃避童年創傷經驗的新聞記者徐海茵:為了挖到新聞、得到成就而不擇手段

和方毅任一起追逐曉孟下落的,是一名記者徐海茵,在童年時期,她就失去了她的父親——父親因欠下巨額債務,因此帶著母親和女兒用汽車排氣管自殺。在喪禮上,她將獻給父親的花束往地上一扔,直接離開喪禮現場。

妳為什麼還要留在這個鬼地方?妳知不知道,我每一次、每一次回到這個家裡面,我都會想到他說要帶我們出去玩,結果是帶我們去死!——徐海茵

徐海茵在新聞界裡,是一個非常有工作能力的記者,她運用了各種方式要到情報,除了和小廖討情報之外,無論是偽裝成被害者家人、少年輔育院社工,或是跟車拍照、闖空門挖情報等等,只要能夠讓她挖出新聞的事情,她無所不用其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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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茵之所以這麼努力的工作,除了家母缺錢之外,或許就是為了要麻痺自己,好忘記幼年創傷。讀者在觀看這部戲的時候,或許會注意到,當她單獨一個人開車時,她從來不曾完全關上窗戶,總是會留下一個縫隙,這是因為她童年時期,曾經被父親帶去車內自殺,使得她一直身懷著恐懼;而她雖然工作能力強,卻不難發現,她不敢和其他人有著親近的情感連結,總是用情報交換的方式來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也許正是因為她相信著「只要我有信任的人,終究會有被對方拋開的一天,就像爸爸一樣」,因而總是獨來獨往,也從不輕易說出任何帶有情感的話。在劇中,除了方毅任給人一種行蹤不定、沒有親密友伴的感覺之外,徐海茵也同樣呈現了這樣的感覺,整部戲看下來,她和母親一直因為父親的事情保持著隔閡,同時也沒有任何親近的朋友,和方毅任可以說是同是天涯淪落人。


圖片|Netflix 提供

一起阻止曉孟的悲劇:人際連結,帶來情感的改變

原本只是互相透過情報互相利用的方毅任與徐海茵,在他們發現彼此都站在同一條船上:「要阻止曉孟自殺」之後,他們兩個之間開始慢慢有了一些信任感。儘管方毅任在醫院病床上,還是說著他不信任徐海茵,但卻可以看到,方毅任的行為其實很誠實,從他一直坐在徐海茵的後座,到後來卻跑到了前座、在方毅任要被捕的時候,他把阻止曉孟自殺的任務交給了徐海茵、最後在方毅任要去見曉孟的時候,他問了徐海茵:「如果妳是我,會怎麼讓曉孟開口?」

而徐海茵對方毅任也建立起了很強的連結感,他看到了方毅任的悲劇,也想起了自己幼時的悲劇。正因為彼此一起救了曉孟,徐海茵最後陪方毅任到感化院多次探望曉孟,她不希望曉孟自殺,希望曉孟能有一個安穩的未來,就像她所相信的,活下去的人比選擇死亡的人,還要有更大的勇氣,她想要給曉孟更大的勇氣。

但是你們要活下去才有力量,活下去才有改變、才有希望。就像我爸他要活著才能看到我已經長成什麼樣子的大人了。——徐海茵

而這邊的劇情,正是林仁廷所說的:「改變,要有『可依賴的關係』做後盾」[1],正因為兩個孤獨飄盪在世間的人,能夠重新找回與人的連結感,或者說「第一次」感受到與人的連結感,他們才能讓過去冰封的創傷融化,重新展現出不同的樣貌。

面對創傷,如何不再戰、逃、僵住?

林仁廷在他的「認知重構」假說中提到了,要避免事件引發的情緒滾雪球般地引出後面自動化的認知與行為,最需要的就是要改變我們對於過去創傷的解讀[2]。

要做到這一點,第一步是我們必須要能「覺察是什麼『關鍵線索』引發自動連結」,就好像方毅任原先以為「我以為我離開,事情會變得更好,我不知道事情會變成這個樣子」,但這源自於他過去總是被人排擠、霸凌,所以他以為自己不要進入任何關係,才不會再對別人造成傷害,這就是引發他離開的「關鍵線索」。

在方毅任與曉孟在懸崖上對峙時,終於發現了他的「關鍵線索」之後,經歷了住院時期的療養,獲得充分的休息,使得他能夠「暫停——遠離情境」,進而走到第三步驟「平靜後觀察與反思」,儘管他嘴上還是說自己不信任徐海茵,但卻說出了一句深深打入徐海茵內心的話:「但他的確都知道,在目睹事件對於這個團體的意義後,再也沒有發過任何新聞。她知道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這是劇中第一次,他對身旁的任何人,表達出一句充滿正向情感的話,開始能夠向別人表露自己的情感,不再把自己困在「無法與人連結」的過去中。從後續的發展也可以看見,他開始能夠與人表達感謝之情,開始突破「自己不可能和人取得連結」的框架,試著用不同的方式,和這個社會取得一定程度的連結感。

而在觀護所中,墜海後重新和曉孟第一次的會面裡,方毅任更說出了「被害者,都期待著加害者的同理心。我相信死不是重點,我們都害怕不被理解的死,我們都期待被理解。妳有想過拉他們一把嗎?我想拉你一把。你還活著,我們還有機會。」更翻轉了自身長期作為一個社會中「受害者」的位置,轉而成為能夠同理自己的過去,也能夠同理那些自殺者的人,同時對他的女兒傳遞出了他真摯的情感,終於得以踏入第四步「認知重構——新認知、新情緒、新決定」,儘管被曉孟拒絕,但他不再逃避,而是一天又一天地到看護所外等待曉孟願意見自己的那一刻,並在往後的兩年內不斷探視曉孟,使得曉孟有機會重新感覺到父愛,也讓曉孟最終把自己手中的信任之傘交給父親,讓父親為她撐起遮風避雨的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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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海茵也是如此。在劇情最後,她覺察到了自己面對自殺時的恐懼與創傷,不再逃避,轉而想要去聽聽那些自殺遺族心中的話。從停止報導到傾聽自殺遺族之間,她肯定經歷了「暫停——遠離情境」與「平靜後觀察與反思」這兩個階段,她知道自己無法挽回父親,但可以把自殺遺族的故事寫出來,讓更多人在自殺前得以想一想,得以「暫停——遠離情境」,最後再回過頭來「反思自身」,做出「認知重構」。

而徐海茵也對自身做了「認知重構」,雖然她還是沒有辦法和媽媽同住,但她理解爸爸在媽媽心中的地位,幫媽媽把房子買下來、陪媽媽去爸爸的墳前送花束。而在劇情的最後,徐海茵要去載方毅任帶曉孟回家時,如果觀眾有發現的話,此時的她,雖然是自己一個人開車到學校載方毅任的,但她的車窗卻是關上的,也象徵著她跨過被父親帶去自殺的那個坎,得以用不一樣的方式繼續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