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導演鄭芬芬與《我們與惡的距離》團隊攜手推出影集《做工的人》,五月將在 HBO Asia 播出,描述鐵工兄弟阿祈、阿欽、板模工昌仔、怪手阿全等幾個好友因「發財夢」而生的荒誕行動,劇情搞笑卻又能賺人熱淚。我們專訪到導演鄭芬芬與製作人林昱伶,一探《做工的人》背後如何「發夢」。

林昱伶戲稱她和鄭芬芬是酒肉朋友,一次在飯局上,兩人聊到彼此的近況,那時候鄭芬芬就說,自己去問了林立青寫的《做工的人》的 IP,林昱伶在一旁聽了說:「我當時就在旁邊竊笑木哈哈哈哈,我就說:『真的很抱歉啦,是我拿到了』」

「我有說不用因為我們是朋友,就非給我拍不可。」鄭芬芬拍了一下林昱伶的肩。
「所以我掙扎了很久。」林昱伶爆出大笑。

兩人在對焦之後拍板定案合作,由鄭芬芬執導、林昱伶擔任製作,帶著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團隊在 2020 年五月推出《做工的人》,李銘順、苗可麗、柯叔元等大咖都走進工地拍攝,去年(2019)七月在 FB 釋出 30 秒前導片,底下敲碗留言已經讓大家期待爆表——台劇又將掀起另一波風朝。

我還記得自己看完《做工的人》第一集後,只想說:拜託,再來個第二季好嗎?

工人聊天主題,不是聊錢,就是聊小孩

變形的手指和隨處傷痕的身體、乾黑的皮膚,以及早早模糊不清的視力,成了勞力工作者身上共同的印記。每當工程完工時,會會看到穿西裝坐轎車來的人,與穿上整齊工作服、戴安全帽的人一同上台剪綵。他們朗聲說著如何風雨無阻、又如何克服環境⋯⋯
——林立青《做工的人》

《做工的人》原著作者林立青將親身工地經驗書寫成冊,2017 年出版即成為暢銷書。鄭芬芬和林昱伶兩人讀完書,都為當中的人物情感所打動,後來決定以鐵工兄弟阿祈、阿欽的故事為主線發展。然而要拍成劇還是有其挑戰,第一是工地是台灣戲劇少見的題材,對觀眾來說陌生,第二是大眾可能對做工存有既定印象,如何處理和包裝,讓工地議題更貼近大眾,變得格外重要。


《做工的人》劇照|大慕影藝提供

「我對工人/工地是陌生的,這也是為什麼立青的書,會讓我開啟不同的角度去認識一些人。」林昱伶說。也因為製作這部劇,他們有很多機會真正走進工地,去訪問真實的生命故事。

好比當時團隊找到一個營造包商,前往調查的時候,他們正在整地和灌漿,水泥車也才剛來,而裡面只有一個年輕人很勤奮地灌漿,其他全部都是老人,後來才知道他們是一個家族企業。

「他們之所以是家族企業,其實是因為很難找到年輕的工人,等於只有兒子能傳承,或找自己熟識的人來做。這個家族企業會很龐大,不只親兒子,堂弟堂哥表弟都會過來。其實這個產業不管是找工人、找婚姻都是蠻困難的。」當時劇組訪問了那位灌漿的年輕人,他說白天工作累,實在沒時間交際應酬,更何況找到女朋友。

「田野調查時,跟工人聊到技術細節的不多。可是他們都很喜歡聊天,聊天的主題就是圍繞兩個:錢跟小孩,沒有小孩就聊錢,有小孩就聊小孩。」鄭芬芬說,在做田野調查時,會發現工人們的生活重心很單純,就是好好賺錢,維持生活和家庭,如果小孩有成就,就是他們最大的驕傲。

⋯⋯反倒是工地的師傅們會讓兒女更早自由發展,常常不設限,也較不認定非哪些工作不可。有高職讀高職,有大學讀大學。科技大學和普通大學差在哪裡,這些師傅往往也聽不懂,總之讀得比自己高,也就值得開心一番了。
——林立青《做工的人》

林昱伶說起田調時很印象深刻的事:「訪問到一個工人,60 幾歲了吧,皮膚曬得好黑好黑,他聊起他的生活雲淡風清,但聊到小孩時候就眉飛色舞。他的小孩後來考上大學,你就可以從他眉宇之間感受到一種,跟他生活不太一樣的神采飛揚。」

「很多工人沒辦法有固定月薪,很多時間是在找下一個工作,以及找下一筆錢。有些工人自己是小老闆,或者是某個營造商小工頭的話,都會面臨週轉問題。他們常常面臨借錢的狀況。我們發現在聊天過程中,工人都會專注在這兩大主題上。」


《做工的人》劇照|大慕影藝提供

這也是為何《做工的人》裡面會發展出「發財夢」的主題,演工人間的情感,演工人的夢,用一種喜劇的方式。

「要開廟喔?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哥哥,每天都在做夢。」
「如果做夢可以更快活,又為何不做夢? 」
—— 戲劇《做工的人》

人生本來,就是把悲劇當喜劇活著

從首波預告片中,不難看出《做工的人》嘗試擺脫工地等同悲苦的既定印象,而是以荒誕詼諧的手法,呈現工人日常,帶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於是你看到第二集裡一群下工的工人,坐在路邊攤喝酒講幹話,生活難不難?無奈不無奈?當然啊,所以今天小菜多切一點,明天還是要想辦法賺錢。

「我要把我女兒當公主養,做什麼都好,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做工人」
「幹嘛,做工人也是有尊嚴的」
「尊嚴是要給有領固定薪水得人,像我們這種人的尊嚴,是看老天爺要不要給的」

—— 戲劇《做工的人》

「我們認識的工人,大部分都是用樂天的方式面對生活。」鄭芬芬描繪訪問時看到的工人面貌:「就是在講故事的時候,其實很悲慘,他也都會是笑笑地講給你聽,這是我覺得特別的地方。當然也跟創作習慣有關,你總是希望用親民、容易進入故事的方式,讓大眾貼近這群人。而且我覺得人生本來就是有悲有喜,大部分的人都是把悲劇當喜劇活著。」

林昱伶也想問,那為什麼觀眾在自己悲苦的情況下,只能去看另一個悲苦的故事?能不能用一種喜劇的方式,去打破某種既定印象,更何況所謂怨天尤人,也不是她們看到的現場,至少接觸過的工人朋友,即便悲慘,他可以嘲諷,可以樂觀,那是她們見到真實的部分。

所以問《做工的人》企圖在哪?有沒有要爭取勞權、是不是要為工人倡議疾呼、批判公家體制,林昱伶倒不這樣覺得:「其實只是透過一個好看的故事,讓觀眾看到這群熟悉的陌生人。當然如果,你透過一個好看的故事,能夠多理解一點點細節,工作或生活上的,或者是工地小知識,那就功德圓滿。」

工人們的故事,講的是人,不是工,同樣的故事與精神可能發生在不同職業工種上。因此某種程度上,她們會更希望傳達這部劇傳遞給大眾的,是能不能對工人這個職業有不同面向的想像與認識,能不能開始多注意與關心周遭的人?有時候多一點理解,就是很大的前進。


《做工的人》劇照|大慕影藝提供

理性分析是必須,但勇氣會在必要時候出現

兩人在專訪中不斷吐槽對方是不怕死的人,拍這部劇對兩人來說,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重點是,她們也滿享受在其中的。

光是選工地題材就需要一定勇氣,要找到工地取景更讓劇組耗費心力,還必須讓演員攀上 29 層的施工大樓演出。這當中當然聽過不少建議,但也阻止不了她想說好一個故事。

「以前我拍戲的時候,不是上山下海,就是曬大太陽颳風。會覺得,為什麼我老挑難拍的題材給自己。算命也說過我,就是永遠給自己找麻煩的人。」鄭芬芬笑著自嘲,性格決定命運,怪不了別人:「我比較大的慾望是在,我想說一個好的故事,我想創作,我想有一個好的東西給別人看,那個過程當中我是快樂、我是有成就感,可是你光是要滿足這個慾望,就可能要犧牲很多東西。」

「聽起來像是擇善固執。」林昱伶下結論。
「但這善可能你聽起來是善,別人覺得你是傻。」鄭芬芬悠悠地回她。

「《做工的人》的在地性、小人物之間的情感,加上工人題材沒有地域限制,不管從哪個角度,理性分析之下,對我來說都值得去做。在節骨眼上,其實你就會忽略旁人給你的忠告,那些忠告也是為你好,譬如『你要接別的劇啊』『你要活下去啊』但這只是讓我判斷:喔!他們說的這些事情我已經知道了,那我們要怎麼調整,讓我可以做到想做的事?」林昱伶說道。

因為有想說一個好故事的慾望,她們選擇將周遭人的聲音轉為動力。於是在她們身上重新看見對勇氣的定義,就是明知有風險,甚至不一定會成功,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覺得該去做,然後你真的做了。

林昱伶笑說:「當然活到這個年紀,想做的事情不可能真的讓它死,因為太多人參與在其中,不可以。所以理性分析還是需要,但是必要時候,那個勇氣就出來了。」

看來感性的勇氣,也是必要的啊。

曾經有幾年,日劇紅到已發紫,韓劇接著來,美劇英劇泰劇不遑多讓,明明身處台灣,卻幾乎沒有台劇的位置。然而在台灣影劇界,始終有群人不放棄,找尋著能重新讓觀眾回到電視機前,好好看完一齣台劇的理由。

於是 trial and error,一齣齣優質台劇接連回歸,重新走入人們的日常,而她們心中的好故事也將逐一呈現給大眾。

好了,先不說了,這禮拜如果別人問你這週末要幹嘛,當然會回他:追台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