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韓國檢察官徐志賢,在遭到檢察官安泰根性騷擾後,她因為舉報而遭到人事報復。她說,自己花了八年的時間,才知道這一切不是自己的錯。

「八年的時間,我不斷想是自己哪裡做錯了、是不是哪裡出錯了,非常痛苦。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裡,要告訴所有犯罪受害者、性暴力受害者,
我想跟你說,這絕對不是你的錯——

這件事我耗費了八年才意識到。」——徐志賢

2018 年 1 月 29 號,韓國電視台 JTBC 《News Room》攝影棚。

曾經揭露前總統朴槿惠閨蜜干政事件的記者孫石熙,坐在鏡頭前,訪問的是韓國檢察官——徐志賢,揭露了八年前遭到上級長官性騷擾,而司法界企圖包庇性暴力加害者、湮滅事件。

在這場近 20 分鐘的採訪,日後掀起了韓國長達兩年的 #Metoo 運動浪潮——從文壇到政治界、演藝圈、運動界,乃至於校園,無一不受影響,至今仍未平息。

徐志賢成為韓國第一位 #Metoo 運動就地鳴槍之人,然而每當她被稱呼是 #Metoo 運動的先鋒、代表人物時,她總是平靜地微笑,沒有接受也沒有拒絕。專訪當日,她仍舊神情沈靜,每字每句說得清晰:

「人們總說我勇敢。但我會說出來,不是因為我勇敢,而是因為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韓國正義殿堂,掩蓋了不義之事

2010 年 10 月 30 號,檢察官徐志賢出席葬禮,遇到了與法務部長同行的檢察官安泰根。席間,安泰根不斷對徐志賢性騷擾,摟住腰間、摸了她的屁股,身旁不僅有法務部長,亦有眾多檢察官,當下她只不斷的閃躲,顧不及公開。

「剛開始,我打算在檢調內部解決這個問題。」徐志賢說。當時她向檢察廳上級表示,要求安泰根能道歉,事情卻無疾而終,接下來回應她的,是不正當的人事命令:2015 年,她被無預警調職,從首爾北部地方檢察廳指派到慶尚南道的統營地方檢察廳。

弔詭的是,在命令下來以前,她才剛獲得上級的稱讚,徐志賢也在 JTBC 的訪問中表示,這樣的處分命令任何人都會覺得不對勁。

於是在 2018 年 1 月 29 號,徐志賢首先在檢察官內部網路釋出一篇文章 “I Have A Dream(我有個願望)”,指控安泰根性騷擾,其後有 JTBC 的採訪報導出現:「去年上電視節目揭露上級性騷擾,其實我是非常害怕的,因為被害者不僅要告訴大家名字,自己的臉也必須被看到。然而當時的韓國社會,普遍不是批判加害者,而是批評被害者,所以當這類事情發生時,被害者常常因為害怕受到二次傷害,便選擇忍耐。」

「但是我無法忍耐。檢察組織應該要是最充滿正義的地方,他們卻選擇隱瞞這件不義的事,這一點,我再也沒辦法忍受。」徐志賢對結果充滿疑惑,反問自己:「檢察官這個職業,本就該伸張正義、保護被害者。但我作為一位檢察官,為何連自己被傷害都無法解決?」

國家的正義殿堂,卻將性騷擾事件視作無所謂,莫大的諷刺,讓她無法坐視不理。

揭露之後:我一直想表現出幸福的樣子

我問,看見你在其他的採訪,看起來很堅強,很勇敢,會不會有人因此懷疑你不是「受害者」?徐志賢微微點頭,說:「普遍來說,不僅是法院要求露出『受害者』該有的樣子,社會也會如此要求。不夠痛苦,法律就不會相信。」

她思考了一下,緩緩說:「但是我覺得,受害者一定要比任何人都幸福。所以我努力表現出幸福的樣子,不要表現出痛苦的樣子。」

她不願做別人眼中典型的受害者,而是想要流淚就流淚,覺得快樂就能肆無忌憚的笑。作為她人口中的「受害者」,她有權決定自己該以什麼樣貌及姿態出現,並且在日常生活裡,慢慢的去找回力量與復原。她的所做所為,不是為了取信於誰,而是堅信事實是如此,司法就該如何回應。

那一刻我想到了某些人,例如伊藤詩織,例如崔泳美,她們總說,不是勇氣而行動,而是不得忍受、不得不為。於是擔起了異常沈重的包袱與眼光,有的是批評與謾罵,可越是害怕,她們越是撐起笑容,不願落入這個社會對受害者的單一想像。

儘管事件被公諸於世,龐大民意壓力使得南韓法務部不得不行動,然因案件追訴期已過,檢察官無法以性騷擾起訴安泰根,且2017 年安泰根即因貪污醜聞而遭革職,偵辦難度將提高。後來檢察官改以濫權罪起訴,表示任意調職一事造成徐志賢內心極大傷害。

而在 2019 年 1 月 23 日,安泰根因濫權罪被判 2 年有期徒刑。

儘管舉報,真正被受理或定罪的還是少數

當 #Metoo 運動推動受害者出聲,司法是否能夠創建一個相對完善的制度,來給予受害者幫助?

我們問起韓國性別現況時,她從包包裡拿出整理好的筆記,上頭佈滿數字。她不疾不徐地說,接下來想用檢察官的身份,來談談韓國問題。

她指出,韓國近幾年性犯罪情況嚴重,最大的問題出在司法體系:儘管受害者舉報,被受理或定罪的僅有少數。她表示,在韓國,遭到強暴的受害者有 70% 是女性,但是有 65% 加害者的處罰僅為罰款;延伸至親密關係裡的暴力,更是難以被處理的犯罪問題,37% 的家暴受害者會選擇報案,但多數不被受理,因家暴仍舊被警察認為是「家務事」。

這些統計數字也僅是冰山一角,龐大的黑數未可知。

在 TIME 的影片報導中,徐志賢曾經說過:
「如果有人問我,在韓國生為一位女性,是什麼樣的體驗。我會回答:『一個即便重生,你也不會希望生而為女性的體驗。』」

根據 OECD 公布的數字,自 2000 年起,韓國的男女薪資差異就不斷維持在 30% 以上,是 OECD 國家平均的兩倍:「就業市場也是男女差異大,公營企業不惜在成績動手腳,只為不錄取女性。即便進到企業裡,因為育兒而辭職的人也很多。韓國社會認為家事與育兒是女人的事,這個觀念根深蒂固。」

生為女人,生而為韓國女人,性別如同原罪。可是她相信,女性的聲音,從來不因一時的埋沒而消失:「韓戰之後,女性擔任的角色日漸重要。1990 年代,韓國女性是第一個出聲譴責日本慰安婦行為的人;2016 年,有文壇內部揭露的性騷擾;2018 年後則有正式展開 #Metoo 運動。」她肯定地說著。會有改變,也必定有改變。

徐志賢在韓國開啟的 #Metoo 運動,但最終目標,是希望有天不再有 #Metoo,因為那個未來,不會再有人受到壓迫。

在寫專訪的當下,我回憶起了她在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閉幕式上的演說,

她說她曾有個夢想,是成為正義的檢察官。
現在她則有另一個夢想,是夢想自己能夠活在一個,不再需要 #Metoo 運動的世界。

編輯後記

徐志賢的身體狀況一直不是很好,她在專訪中提到。訪談結束後,我們嘗試錄了影音,不確定她會不會感到疲倦,於是問她能不能補錄幾段話。

徐志賢笑了起來,開玩笑說當然可以:「我可以錄一輩子!」

我於是想起了那些將自己經歷說出口的女性,站出來的時候,像是早已準備打一輩子的戰爭,是自己對心魔的,自己對抗社會不公的,這場戰爭有了開頭,就不會隨意停止。

在我眼裡,她們就像女戰士,即便說著自己不勇敢,仍是能夠走到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