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究竟是如何形成?和生活際遇有關嗎?還是生理作用形成?罹患憂鬱症的作者一面寫書,一面追尋解答。

文|約翰.海利

我 18 歲時吞下人生第一顆抗憂鬱劑。那天,陽光微弱,我站在倫敦某購物中心藥局外頭。藥錠是白色的,小小一顆,吞下後會感受到一個化學的親吻。

那天早上,我去看醫生。我跟他說,我怎麼想也想不出有哪一天不想哭。打從小時候——在學校、大學、在家或跟朋友在一起時——我常必須抽離一下,把自己關起來哭。那種哭,不是滴個幾滴淚而已,而是踏踏實實地哭。即使沒掉淚,我心中仍不斷響起焦慮的獨白。我會自責:都在你腦裡。要跨過去。不要這麼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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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讓我當時不好意思談起,現在也羞於敲鍵托出。

如果有人問,我會跟他們解釋憂鬱症是大腦疾病,解藥是「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SRIs,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後來當了記者,我在報上撰文對大眾耐心說明。我將持續回流的悲傷解釋成治療過程的必經之路——大腦裡的化學物質會用盡,無法控制也無從了解。我會說謝天謝地,藥物很有效。看看我,我就是實例。雖然腦袋裡三不五時會質疑,但只要多吞一兩顆藥,疑問就快速拋在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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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有一套說帖。其實我現在知道,這個說帖分兩部分。首先是憂鬱症病因——大腦失能,血清素濃度不足或大腦硬體出了亂子。第二是解藥,也就是藥物,藥物會修復腦內化學狀態。

我喜歡這個說帖。這說帖對我來說是合理的,也引領著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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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開始寫這本書,因為我還是有些謎題沒有解開。那些謎,是我長期信服的那一套所無法解釋的,我想找出答案。

來談第一個謎。服藥了幾年後,某天我坐在診間,向治療師訴說我感激抗憂鬱藥物的存在,讓我快活。他說:「怪了,我看你還是憂鬱呀。」我不懂他的意思。他繼續說:「你常常都是憂鬱的。在我看來,跟你服藥前的描述沒有差太多。」

我耐心跟他說明那是他有所不知——憂鬱症是血清素不足所引起,所以我要提高血清素濃度。我心想:「這些治療師到底受過什麼訓練了?」

這些年,他不時會溫和地提出這一點。他說,提高劑量就會迎刃而解的想法與事實不符,因為我多數時間還是心情低落,充滿著憂鬱和焦慮。

過了好幾年,我終於聽懂他當時說的話。因為,吃再怎麼高的劑量,抗憂鬱藥物都壓不住我的悲傷。一開始,化學製劑確實有明顯的緩和效果,但當那個防護泡泡散去,刺痛的不愉悅感會再度回來。強烈的念頭不斷出現,說著人生了無目的,所做的一切不具意義,只是浪費時間。焦慮感揮之不去。

因此,我想了解的第一個謎是:為何服用抗憂鬱藥物還是會憂鬱?我樣樣做對了,卻還是有些不對勁,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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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十年來,有件怪事發生在我家。

打從小時候,我就有印象廚房桌上有好幾個藥罐,上面有我看不懂的白色標籤。我寫過家中有藥物成癮的問題,以及在我非常久遠的記憶裡我曾努力要搖醒親戚,但沒有成功。幼年時,主宰我們的生活並不是禁藥,而是醫生開的藥——舊款抗憂鬱劑和鎮定劑,如煩寧錠(Valium)。有了化學物質幫我們微調,日子才過得下去。

我說的怪事是,隨著我的成長過程,西方文明在用藥這件事情上,追上了我們家。小時候跟朋友在一起時,我發現別人家並不會照三餐吃藥。沒有人用藥物來鎮定、鼓舞或對抗憂鬱。我才知道,原來我家的狀況並不尋常。

慢慢地,隨著時間推移,藥物在日常生活中愈來愈稀鬆平常,不管是醫生開的、經核可的或建議服用的藥物。時至今日,藥物處處可見。在美國,每五位成人就有一人因心理問題服用至少一種藥物,法國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服用合法精神異常藥物(如抗憂鬱藥),而英國可說是全歐洲用量最兇的。

抗憂鬱藥物幾乎讓你無所遁逃——科學家在西方國家的自來水中發現抗憂鬱藥劑成分,因為抗憂鬱藥物的服用者眾,排放後又無法從日常飲用水中過濾。確實,到處都充斥著這些藥物。

昔日異事今已司空見慣。人們也沒有多討論,就接受了周遭很多人得用強效藥物對抗憂鬱,以正常過日。

我第二個疑惑是:怎麼會多出這麼多明顯感覺憂鬱和嚴重焦慮的人呢?是有什麼改變嗎?

31 歲是我成年後第一次完全不吃藥。治療師的溫柔提醒——我雖然持續服藥,卻仍覺得憂鬱——我聽而不聞了 10 年。一直到人生遇到危機,無法甩開壞心情,我決定要聽他的。我把手上最後一包克憂果沖進馬桶,覺得我心頭的疑問像月台上等待接送的小孩,等待著我去注意。我為何依然憂鬱呢?為什麼這麼多人跟我一樣?

然後,我又發現第三個謎團:除了腦內化學物質失調外,有無其他原因會導致憂鬱焦慮呢?

曾有好幾年的時間,每當我開始研究這些謎題,看科學報告、和這些報告的作者對話,我就會退縮。因為他們說的事讓我亂了陣腳,使我更焦慮。我在我的著作《追逐尖叫:橫跨 9 國、1000 個日子的追蹤,找到成癮的根源,以及失控也能重來的人生(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有討論這部分。

聽起來可能有點扯,我覺得訪問墨西哥毒梟殺手比調查憂鬱和焦慮的起因容易,推翻我用來解釋我的情緒、感受和這些感受從何而來的說帖,對我而言是一種危險。

終於,我決定停止視而不見。於是花了 3 年,旅行 6000 多公里,在世界各地做了 200 次以上的訪問,對象是全球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歷經憂鬱和焦慮幽谷的人、痊癒者。我去了許多本來想都沒想過的地方,如印第安那州的阿米希村(Amish village)、柏林一個勇敢抗爭的公宅社區、巴西某個禁止廣告的城市,以及位於巴爾的摩、運用創新方法帶領人們回溯創傷的實驗室。這些見聞讓我重新修正我的見解——對於我自己、對於蔓延在我們文化中的悲傷。

當我研究這 9 個憂鬱和焦慮的起因時,我又有其他發現。過去,只要寫憂鬱和焦慮的文章,我會開宗明義地說:我不是在談不快樂。「不快樂」和「憂鬱」天差地遠。對憂鬱者來說,最火大就是有人叫你振作、開心一點,或教你開心的方法,彷彿你只是最近生活不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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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面研究這些證據,一面又看到一件不能忽略的事。

會加重憂鬱和焦慮的因素也會讓人不開心。不開心和憂鬱間有某種連結存在,但兩者還是非常不同,就像因車禍失去一根手指跟失去一條手臂、仆街和墜落懸崖,都是不同但有關聯的事件。

我逐漸明白,憂鬱和焦慮像矛最尖銳的邊緣,刺入我們文化中絕大多數的人。因此,本書的諸多內容,就算非憂鬱或嚴重焦慮者也會覺得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