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微雷）擁有心理臨床經驗的作者認為，《小丑》想告訴我們的是，社會偏見和歧視會造就一個生命個體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文｜吳天慈
男主角瓦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的演繹如此引人入勝，走出電影院時，內心有股深沉的痛楚，難以形容的，我想這就是導演希冀觀者理解的心情吧。
想要建立自我價值和有意義的人際關係卻屢屢挫敗，著實令人感到孤單，也難以相信似乎需要成為「只敢躲在面具背後的小丑殺人犯」，才值得被看見、被重視，而最終，仍抵不過社會的壓迫，只得在精神病院過完餘生。最後一幕醫護人員與亞瑟間的追趕，像極了湯姆貓與傑利鼠的互動過程，呼應著片頭對街上超級老鼠的描寫，或許最後他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的脫口秀最後走向如此。
電影穿插卓別林的懷舊影片，現實中，卓別林跟亞瑟的背景有些許相似，從小失去父親、「母親」曾住過精神病院、在貧困的環境下長大。看著影片中的卓別林不斷因為出糗、反抗社會體制、走在鋼索邊緣而滑稽地逗弄觀眾，一開始的亞瑟並不想反抗體制，渴望透過自己的努力帶給世界歡笑。
從一開始用心、賣力工作的舞姿，華麗地旋轉著廣告牌就像悉心照顧共舞的女伴，在人來人往的高譚市街上，於眾多的忽視中，如此受人矚目，以廣告的角度來看確實發揮效用，但招來的卻是青少年的作弄，甚至藏不住不知由來的氣將亞瑟往死裡打，自己就像是超級老鼠人人喊打般棄之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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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說人生如戲，但戲真的如人生嗎？
卓別林的其中一句名言：「我最成功的一次演出，便是出現錯誤的那一次。」筆者不禁想著亞瑟的生活又禁得起幾次的「錯誤」。先天的障礙使他異於常人，加上後天環境不客氣的玩笑，讓他時常無法照劇本順利演出，每每試圖再站上社會角落的舞台，卻一再地出糗，從廣告牌的碎裂、婦人的斥責、遭暗算的槍枝、湯馬士的一拳、精神病院裡病歷的描寫、幻覺過後的恍然大悟、莫瑞的冷眼與調侃等。那些他曾真心相信和愛過的世界，不斷冷眼、提醒，甚或嘲弄著他的錯誤，他成功了嗎？「我希望我的死比我的人生更有價值。」不論片頭、片尾都聚焦著這句錐心刺骨的文字。
圖片｜《小丑》劇照
自我價值的基本核心在於自信、自愛和自尊。當亞瑟遭受路邊青少年的作弄、同事的陷害、公車上婦人及老闆在不理解情況下的鄙視和否定，他是如此地不滿和悲傷，卻也奮力地靠自尊爬起、靠帶給世界歡笑的自信活下去。
下班回家路上，看著他的背影拖著沉重的步伐走上一階又一階的階梯，就像他的生活一樣，雖然貧窮、社會也收起了善待，但依舊背負著這些疼痛，努力，從挫折、打擊繼續向上爬，卻又在看似嶄新的一天中被拉扯下。
劇中他發笑時，似乎總在感到緊張或衝突的片刻，像是在公車上本著良善的使命，逗弄孩子給予歡笑卻遭來孩子母親尚未理解前先到來的嫌惡；華爾街富人調戲車上女子，最後招致的威脅；和舞台上的表演等。從必須哭著笑地應付這世界，到後面在正常反應應是難過、害怕、氣憤、緊張的時刻，精神疾病讓他必須笑著呈現，如同母親每叫著亞瑟 Happy 的小名，笑與哭之間，容不下一絲喘息的空間。
面對不知道是悲劇還是喜劇的生活，或許他總是經驗著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拜託不要解雇我，這是我最愛的工作了。」當亞瑟在兒童醫院盡情表演卻掉落槍枝，即便幽默地化解出錯的張力，也得面對對他來說最能體現自身價值的工作的失去，他不知道自己還剩下什麼，找父親的旅程中發現自己的身世是一連串的謊言、最後連幻覺都欺騙了自己。
整部電影的每個環節都程度不一地影響著一個人，如同我們存在社會中的每個小細節，試想，自己是否曾因討厭某位師長而在某個時期對其所教的學科產生排斥感？同儕壓力下，曾放棄或失去過某些偏好？或當命運無情地剝奪了自身某些權益，甚至曾想放棄過？這些情境下的妥協、將就，跟相對好的例子一樣不勝枚舉，小則影響當次選擇，大至影響人生。
許多發展心理學的相關研究都在探討遺傳（先天）和環境（後天）對人的影響，甚至發現它們彼此間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s）影響力甚鉅，臨床中的病理現象也大都是先天基因與後天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也許後天環境不完全可以克服先天遺傳或早期的創傷，但影響力絕對大過一般人的想像，遭受什麼餵養，最後多半成為那個模樣。
成長階段每個境遇都會影響著一個人的選擇，要找到自己真心嚮往的事情更是不易，當亞瑟面對孩子真摯面容時所流露的真誠，筆者相信他真心想帶給這個雜亂不堪的社會一抹歡笑，但究竟是什麼迫使他一步步走向萬惡的深淵？社會心理學中提到包含社會偏見和歧視、不適當的行為楷模、資訊不對等、習得無助等，均會造就一個生命個體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一幕鮮明的畫面在於亞瑟受邀於莫瑞的脫口秀，去程穿著對比社會灰暗而帶著衝突感的小丑裝扮，一步步以輕快、優雅的舞姿扭動著身軀舞下階梯，每個舞步都像是燃燒過後的自由，但也有種連舞蹈都無法消彌的憂鬱和憤慨。
既然再怎麼努力，原本相信的世界依舊糟蹋、遺棄了自己，何不以另一種因被社會氣息壓抑的認同者所高舉的樣子活著？在化最後一個小丑妝時瞥見湯瑪士寫給母親的愛慾文字，畫面隨即帶過，究竟自己的生父是誰已不再重要。話至此，是否也聯想到過往新聞曾出現的某些角色？電影留給我們的是個無言的結局，深刻如真實人生般，許多社會案件或更多藏在社會角落的生命，有個令人悲慟的走向、殞落一再地發生。
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存在著喜怒哀樂，導演提到並不是要人同情暴力，而是「現代觀眾已經習慣大堆頭卡司與大場面特效，但我想讓觀眾看到一部深入刻劃角色的電影。透過這樣的角色，傳達同理心的訊息，更重要的是留給觀眾針對現在所處的世界，一個反思的空間。」
電影裡，一句話令筆者印象深刻：「所有人都希望有病的人，假裝自己沒病。」心理治療的臨床經驗中，幾位個案曾跟我說過類似的話：「多希望自己得到的是癌症。」
心理的痛楚和壓抑往往隱形於人際之間，相對診斷、數據來得不易意識、理解和接納，尤其台灣近二十年才逐漸重視心理層面的照護知能和落實，相對歐美國家來說接受程度較為不高、給予支持與協助的動機較為匱乏，即便在高譚市裡，社福單位的心理治療師告知亞瑟：「沒人在乎你，更沒有人在乎我。」
如果說環境的影響力確實存在，那社會中的「happy」與「put on a happy face」之間，又可以多容納些什麼？或許電影裡也曾有那麼一線生機過，在亞瑟的幻覺中，他渴望親密關係，那是人際間支持、接納的一種形式。
鄰居蘇菲在亞瑟打著誑語時，不給予評價的會心一笑，更像是流露一種「我知道你沒有這麼壞」的同理和接納；真相大白前，母親身旁總有個位置等待亞瑟一起看脫口秀、一同談論偶像的陪伴；公車大嬸在看見亞瑟隨身攜帶的卡片後，予以理解而不是更多的嫌惡與評價；在失去工作前，老闆也曾提供工作上的支持，替先天缺陷的亞瑟製作說明小卡片；同事在亞瑟失意時的安慰；又或者蘇菲在亞瑟面臨母親病倒時的一個拍肩與一杯咖啡等。無不描寫著這社會需要更多的理解、體諒和支持，以滿足身而為人需要的自我價值和歸屬感。
「是我的錯覺，還是這世界越來越瘋狂了？」世界一直在變，或許我們可以在意識之後使社會更加瘋狂，或者變得良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