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庭心理學看《返校》，也許，重要的不是想起，而是知道。

環觀一些影評或身邊友人的觀後感，《返校》所得到的評價其實蠻兩極，主要可分為兩點：（1）如果它是一部政治色彩的電影，它有否成功反映白色恐怖時期的樣貌，和對此展現出反思的批判？以及，（2）要是如電影監製李烈說「《返校》注重的是人，所以不應拍得太政治化」，那女主角方芮欣的回憶或贖救之路，有否成功達至結局的「致自由」（個人／政治）？

放心，今天這篇不全是爆雷的影評，我會先從這些疑問去思考家庭無形的影響力，繞道到最後才來回答《返校》的影評為何如此兩極。


圖片｜《返校》劇照

「這原來是我的錯！」是的，但這句話不全然對

在心理治療的工作裡頭，常常強調唯有當個案意識到他所抱怨的種種家庭、人際、感情困擾中，其實自己也摻了一腳，甚至是由自己的潛意識挑起，即錯不全然是別人的時候，他就因著「背負起自己的責任」而漸漸走上改變的路途。這的確是一個令心理師和個案都感動的時刻，經典的對白是：

「啊！原來這些事是我所造成的，這原來都是我自己…（怎樣怎樣）…的問題。」

不過在心理學上，我們會發現一些個案其實是過度神經質（excessively nervy）的小孩，他們常常會自惹麻煩，變成別人眼中的討厭鬼，甚至引來別人的霸凌。要是心理上的問題沒有得到處理，他們長大以後，又會常常在關係上受挫，在別人眼中成為任性又自我的攻擊者。事後，他們又總是為此愧疚，無奈於不受控的情緒爆發和自我的惡（badness）。而為了能讓自己感到安心，他們就要有能力在外邊看見自己內心的善（goodness）[1]。

好比一位個案，他很需要在各種志工服務上讓自己看到自己內心的「善」，來對抗他常常在關係中不受控地反應的「惡」。在一段長時間的心理諮商後，他漸漸意識到自己在意著甚麼、因甚麼受挫、內心有甚麼念頭、最後造成怎樣的結果。因此，於是他──就如《返校》的方芮欣──回過頭來承認自己的「惡」和面對自己一手造成的「錯」。

然而，「面對恐懼以後才有自由」的自我救贖之徑，並未順利上路。每次投身於關係之中，不管個案他帶著多大的善意，做出來的、或別人感受到的，常常與自己想像的不同。原因我會說：因為他又把問題全都攬到自己身上！但更準確的說法是，他「記」起來的問題並不是全部，他其實仍被一個無形且不自「知」的、更大的背景深深影響著──所以現在讓我們來問還未問的：這個小孩怎麼會過度神經質？


圖片｜《返校》劇照

不是不想記不起來，而是根本記不起來

人不可能獨立於環境而長大的。所以早期環境，即家庭對個人的無形影響力，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我聽過有一位女性，她從小受到父母極高要求的管教，只要無法於 XX 女中拿到第一名都會被慘慘的修理。長大以後，即使受憂鬱困擾的她，也一再希望以工作上的成就來換取父母的認同。但當她的心理師點出：

「其實你是很怕父母不愛你（意指她從來沒有真正感受到父母的愛），某程度而言，你不敢相信你父母小時候對你是很差的。」

她被這句話嚇壞了！一般人認為淺顯易懂的事實，卻是她為了活下來必須防衛的。

這位女性個案從來沒有思考過、也意識不到自己今天的情緒問題，其實跟早期家庭環境有怎樣直接的關連。所以她瞎忙了半輩子，用盡不同方式調解自己生活上的各種問題，認為有好好面對自己的「惡」與「錯」，還是沒有如願。同樣，上文提到的那位男性個案之所以會如此神經質，是因為一連串交織的隔代教養、家暴、父母對他的態度、他對父母的複雜情感所造成的。然而，這些東西已經淡退至能發揮最大潛意識影響力的背景之中，不經過長期的諮商，我們都難以發現並思考這些過去怎樣於今天仍舊無形地作用著。

所以在心理治療的自我救贖之旅中，「記起」那些自己的惡所招致的錯，並不必然能解決問題（當然也是重要的一步），因為常常真正重要的是「記不起來的」、在無形中引領著「錯」的環境影響。

要面對它，不是用「記起」，而是要去「知道」，就是重新建構起來。

可惜的是，不只心理健康程度較差的個案，連一般人也不一定能夠／想要「知道」，因為它就在我們的內在隱身著。


圖片｜《返校》劇照

「原來我不被（國）家所愛！」當認盡一切的錯，反而贖錯了罪

繞了一圈回來，是時候回應《返校》的影評為何如此兩極。相信有認真看上文的讀者已經自行猜到，評價兩極的原因就在於：《返校》的確注重人，方芮欣內心的贖罪與自由，卻忽略了這個人的政治環境影響力。

《返校》裡那隻提著燈籠去抓人的怪物（衙差？香港電台的《頭條新聞》就是用衙差來影射香港警察）的臉是一面鏡子，當芮欣選擇去面對自己對他人所造成的傷害時──「我不要忘記，我要記得」──鏡子就破掉了。而且她不跟魏仲廷一起離開翠華中學，要去找自己間接害死的張老師。鏡子所映照的，或那句「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所指的，始終是在「局外」的芮欣自身的罪惡感而已，若說有甚麼跟「局內」政治有關的，就是她利用了這個國家機器來實踐了自身恨意的遺憾與創傷。

一如有文章一針見血地問道：如果芮欣的舉報沒有導致張老師被國民黨捕殺，她還會內疚嗎？她還會對政權有所不滿嗎？[2] 我相信不會。因此，芮欣的贖罪，只做了一半！她記起來的也只有一半！民主與自由精神只是牽強地跟她扣上半邊。

她雖然記起「都是我的錯」，卻不知道自己的錯的生成背景為何──從家暴的父親和不管孩子的母親環境下長大，到白色恐怖的政權下當一個不唸禁書的乖學生認同，背後都指涉著她不敢思考「原來我不被（國）家所愛！」、甚至一早被它所害、塑造成我今天討厭自己的樣子。

《返校》影評的兩極化，就如同監製李烈希望注重電影中的是人，那些個體的罪與贖，但又希望把民主自由這些政治意識扣上邊。或反過來說，《返校》明明就是一齣政治意味濃厚的電影，不幸是芮欣辛辛苦苦的贖罪，卻又逃避了身上的「政治環境／家內戒嚴」問題──一種整個世代的創傷都以「不該提」的方式傳遞[3]，或以精神分析的用詞，這些事情被「內在的監控者：超我」禁止去知道。

有時候，「這不是你的錯~」這種俗辣的心靈雞湯也是有道理的。只是它的表達過於無力，一如還魂的張老師對芮欣說：「害死我們的並不是你」，或人們只會把所有錯都歸到自己頭上。也許，要真正面對這段（國）家的環境創傷，是「害死我們的既是『你』，亦是你還不知道、卻在你內在的那個『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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