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寫自《這是愛女，也是厭女》第七場新書發表會「愛女文化？厭女文化？」側記。我們在愛裡，也會受傷，想安慰自己的時候，通常會用「愛女」的模組，例如「她是因為愛我，所以 XXX」的句構。爸媽因為愛我，才會傷害我。伴侶因為愛我，才會傷害我。也讓很多人受了傷，卻以為是愛。
對談的開始，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殷寶寧，從不同波女性主義的角度切入談，第一波女性主義談到人人平等，談女性的基本權益，到第二波講個人即政治，集結每個人的聲音，也許就能引起改變，在後現代主義之後的第三波，開始去主張和強調每一個人的獨特性與魅力，搭配數位時代的工具，從個人引領風潮，從前一波個人即政治，再將關注焦點回到個人身上。
「厭女文化的現象，是非常深刻的，內在的心理狀態，在個人的層次上作用，如何回到個人即政治，轉化成有政治性的狀態，是《這是愛女，也是厭女》提出的一個重要切入點」。過去發生的不會不見，但是會被遺忘，沒有打開這本書，我們可能就忘了那些發生過的真實故事。婦女團體多年以來的運動，從原先聚焦在生理，近年來開始探討情慾、不同性傾向的人，或者是性少數者，在現在多元性別議題的討論中，我們需要再次看見厭女的結構和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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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愛你，我是為你好
最基本的，從家庭關係開始，我們都遇過許多愛女／厭女的二元故事，而不自知。王曉丹老師分享一位 A 的故事，A 是一個重感情也孝順的人，家庭成員還有兩個哥哥，與媽媽感情好，但是如果家庭有資源、有錢，都會先想到給兩位哥哥，如果有長輩生病，媽媽就會期待是 A 要來照顧，於是在 A 出國後就不願意再回台灣，A 會希望她愛的人（媽媽），和自己是有集體感的，集體感也就是認為自己是個好女兒，在距離的屏障之下，A 才能繼續做一個孝順的女兒，也保有自己的主體性。
同場與談人張惠菁作家也分享到自己的故事，她生在一個一家五口的小家庭，家中有三姐妹，兩個在美國東西岸，一個在北京，長大後「總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母親在奶奶家裡，可以感受到她並不是很快樂」，不同時代背景之下，社會對於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和責任有既定的期待，社會無形的牆和價值籠罩和判斷，作為女性，這樣是一個不成功的女性、不夠好的女性，會讓媽媽封閉自己，不要與社會有太多的關係，建立一個無形的牆。
這背後結構來自於道德二分結構，把女人分成好女人與壞女人，於是我要是好女人，我得要是好女兒，我要孝順，我要能夠在社會期待的「好」的模組裡，生成我的模樣。
圖片｜王曉丹老師提供
告別厭女，告別二元模組
從二分的結構跳出，要先開啟多元的敘述模組。我們認識一生中發生的事情的方式，是透過語言和認知系統，在詮釋不同事件時，大部分人通常會進入既定的敘事模組，然後下訂一個道德判斷，但真實的情況是無法透過語言再現的。我們在愛女和厭女的其中，和道德二分模組做抵抗與協商。集體的情緒背後，有一個結構，此結構可以被轉化成不同的敘事模組，在敘述和安慰自己的時候，都是用這個模組。
我們在愛裡面的時候，也會受傷，想安慰自己的時候，通常會用「愛女」的模組，例如「她是因為愛我，所以 XXX」的句構。這可能導致一種後果，就是受害者會被愛困住，沒辦法辨識出傷害，或是意識到哪裡怪怪，卻說不出來，又或是想要被愛，而讓自己繼續相信這是一種愛，繼續落入二元，甚至只有一元的循環裡。
「告別厭女，不只是破除好女人／壞女人或者男／女的邏輯，還要打破陽剛／陰柔的二元對立。答案不在於超越，而是在其中，在巴特勒所稱的「一個人的自陳」（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g) 中不斷提問與顯示自身，作為一種協商自我與他者關係的過程。——節錄自《這是愛女，也是厭女》p.21
在現場討論時，延伸書中所述，張惠菁作家也進一步提出為什麼要對自己提問。
王曉丹老師回應，透過對自己提問去不斷建構新的模組，在關係裡選擇和行動，在行動裡，有敘事模組幫助詮釋遇到的事情，在關鍵時刻，必須要延後判斷，去看見敘事模組和結構如何影響到我的情緒，避免讓自己的情緒去決定認知，情緒和認知結構會互相建構，情感會影響到認知，認知也會引導出情緒。鬆動整個解構很困難，用延後判斷（delay judgement）的方式，讓自己慢一點、退一點、謙卑一點去看見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可以對自己的提問方式，是先去看見，這件事情有哪幾種詮釋方式，有沒有其他敘述的可能，去找到多元的，其他故事的可能，就可以讓自己慢一點，「不去找用『愛女』包裝來安慰自己的敘事」。理事長補充，很重要的開端，是我們要開始「意識」到問題，並且想要去面對它，往返在動態的討論中，不斷去看到敘事結構裡的厭女，不用愛女去控制整個故事。
在打破厭女網絡的社會過程，最重要的在於「為什麼是我」的提問，這個提問幫助我們理解，屈服與自由之間主體建構的困境，也強調了重建倫理關係的努力，這樣的提問引導出，個體踏出的每一步，都是謙卑地回應過去被拒斥的、被排除的、被壓制的片段。——節錄自《這是愛女，也是厭女》p.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