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與惡的距離》裡的人權律師王赦,到《最佳利益》裡的方箏,或許今天當律師真正成為我們生活中稀鬆平常的存在,律師也不會再是硬幣的兩面。

隨著國人法律常識與法治觀念日漸成熟完整,律師這個行業也開始走出迷霧,走下神壇,成為日常裡的一部分。當其在在流行文化與影視作品中粉墨登場,我們開始發現,所謂的律師,不是只有黑(為奸商惡棍擺脫牢獄之災)與白(頭頂聖光,在高牆與雞蛋間永遠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的分別,而是在人性的灰色地帶裡,為了自己的信念努力。(推薦閱讀:《我們與惡的距離》吳慷仁:「王赦堅持的,很少人能理解」

事實上,雖然其多數時候有些太過良善正直,形象依舊停留在近乎絕對的「正義感」與幫助弱勢裡頭,但藉由編劇設計的種種複雜自省和挫折,《我們與惡的距離》裡的人權律師王赦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善惡二元論的平板對立,成功營造出鮮明又熟悉的立體感。最終人性掙扎乃至回歸初心的歷程,也相當令人動容。就算真實世界裡的律師不見得總是如此,但依舊呈現出律師這個行業,貼近現實同時最美好的樣子。

無獨有偶,剛有了王赦這樣的理想型律師,緊接在後的《最佳利益》,則讓台灣觀眾更進一步,一窺律師事務所背後的實際運作,編劇林珮瑜和陳文梓共同創造出一位看似完全站在王赦對立面的「冷血律師」方箏。對比王赦,開口閉口「最佳利益」的方箏看似冷漠無情,光第一次登場便透過擔任軍中過失殺人案的被告律師,以及離開法庭後盛氣凌人的姿態,打破「主角必須討人喜歡」的不成文規定,並在接下來一次接著一次的訴訟過程中,透過查案的縝密心細、與同事間的唇槍舌劍,以及對新進菜鳥的諄諄教誨,讓觀眾雖不見得能認同角色,卻能理解角色的出發點與世界觀,成功做到讓戲劇「不僅好看,還有好品質」的境界。劇中同樣是殺人的刑事案件,同樣的思考脈絡,卻引導出不同的方向與結果,正是型塑律師形象的關鍵差異。而當劇組選擇以方箏的口頭禪,做為整齣劇的劇名,則《最佳利益》渴望忠實呈現律師日常工作,以及司法體系運作的決心,便是它從「以律師為主角的偶像劇」,蛻變為「台灣第一齣律政劇」的關鍵。(推薦閱讀:為你挑劇|《最佳利益》,接棒《我們與惡的距離》的重要台劇

事實上,不只方箏本身,整個長河律師事務所從實習律師到資深合夥人,都可以看見形形色色的律師樣貌,有汲汲營營,有面惡心善,有大智若愚,甚至有以現實人物為藍本、看似道貌岸然但實際上利用權勢伸出鹹豬手大吃豆腐的渣男,儼然就是一個栩栩如生的「律師生態池」,足以看見林珮瑜對現實的重視,以及田調工作(或是本於自身人生經歷)的豐富成果。反而劇中具有強烈正義感,認為人性本善並因此渴望成為律師的菜鳥陳博昀(鍾承翰飾演)雖然勇氣可嘉,相形之下就顯得有些突兀或劃錯重點了。

其實到頭來,一如所有職業,相信律師彼此之間各自也有著截然不同的樣貌,而我們對於律師的想像,一定程度上還是受到我們對於律師這個職業接觸有限,所造成的侷限。若將眼光放遠,光是美劇裡的律師形象便有《傲骨之戰》的仗義執言、《絕命律師》裡的不擇手段,乃至《無照律師》裡的古靈精怪,後者甚至在亞洲各地,透過翻拍出現不同面貌。或許今天當律師真正成為我們生活中稀鬆平常的存在,律師也不會再是硬幣的兩面,而是萬花筒裡的繽紛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