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終究會忘記今天所發生的事,也不表示今天一點都不重要」,從《在遺忘之後》這齣戲裡,讓我們重新了解失智症患者的日常。

文|鴻鴻

即使終究會忘記今天所發生的事,也不表示今天一點都不重要。 ──《我想念我自己(Still Alice)》主角愛麗絲

人的一生,就如同人類的歷史一樣,遺忘的遠比記得的多,往往是在搬家整理舊物的時候,才會湧現回憶的亂流:一張照片、一封信、一份節目單、一頁筆記,會提醒某個你早已遺忘的場景、某個早已失落的時刻。一旦擱下,進入「斷捨離」的行列, 它們──也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就隨之進入永恆的黑洞。

以感性詩意手法 重新理解人生意義

一般人少有機緣,會在黑洞前試圖注視自己的人生,然而,這卻是失智症患者的日常。試圖辨認熟人或陌生人、試圖記起原該熟極而流的話語跟動作,都成為極其艱難的考驗。越來越多藝術作品涉入這個領域。小說 《我想念我自己》探討失智症患者的家庭與人際關係,改編成電影之後,引起更多討論;英國重現劇團(Theatre Re)的《在遺忘之後(The Nature of Forgetting)》則以默劇、 肢體劇場、現場音樂的手法,將失智症作為理解人生意義的切入點。


圖片|©Danilo Moroni 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

《在遺忘之後》的創作團隊實際採訪失智症患者,也與神經科學家合作,製作出一幅感性與詩意兼具、且符合醫學專業的生命意識流。一開始,女兒教導患有早發性失智症的湯姆換裝,準備迎接他的 55 歲生日,然而更衣不順,引發湯姆回憶起人生的片段:包括童年、課堂、初戀、年少輕狂的冶遊、畢業與就業、婚禮、親子關係⋯⋯這些片段不按時序、也沒有邏輯,被一些細瑣的動作或物件喚起,又隨時中斷、失落,來去都帶著強烈的情緒。(推薦閱讀:為你選書|《我輩中人》失智以後,母親成了我的孩子

我們看到湯姆被擲入這些過往的錯愕,也看到他試圖抓住這些記憶的徒勞。美好的片刻無法留駐,痛苦與遺憾卻長久綿延。失智症那種明明知道卻無法表達、抓住枝節卻無法連結整體的失落感,凸顯出人生一去不復返的遺憾。

迷路旅程的人生隱喻

但《在遺忘之後》的主題不是遺忘,而是記得。困難在於,缺漏的拼圖太多,記得的碎片如何組成意義? 這正是我們共同的人生課題─如何為自己破碎不連貫的人生,賦予意義?就主題而言,最能與這齣戲呼應的,當屬法國新浪潮大師雷奈(Alain Resnais)1968 年的科幻片《我愛你,我愛你》Je t'aime, je t'aime。自殺未遂的男主角被送進實驗室,穿越時空、卻失去方向,所有的回憶與想像紛至沓來,突兀跳接,觀眾和主角一同迷路,搞不清楚何者為真;只能說,只有「當下」是最可以把握的真實。


圖片|©Danilo Moroni 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

《在遺忘之後》的美妙之處,或許就在於讓迷路本身變成迷人的旅程。

透過簡單的道具(4 張課桌椅、兩排衣架、一台單車)、簡單的人物 (4 位演員、2 名樂手)、簡單的場景(4 米見方的舞台),排列組合出無數可能。桌子可以喚起課堂記憶,也隨時可以變成吧台、車廂、展櫃或婚禮的講台,演員更也可以瞬間出入於母親、妻子、女兒、路人等迥異的角色──猶如在夢境中一般。時間被拉長、加快、停格、反覆或變形,如同一首樂曲,同樣的主題在不同的樂器與聲部之間流動,變化出完全不同的效果與感情。於是,我們不只是在經歷生老病死這些耳熟能詳又千篇一律的人生過程,而是在此起彼落的斷裂、重疊、變奏當中,像茶葉被泡開又擠壓那樣,品味每個意外尋獲的殘缺片刻之獨特意味。

在這齣戲裡,失智不僅被「除罪化」,甚至被「神聖化」,簡直如同恩寵,賜予經歷者一種觀照的眼光。重現劇團的前一部作品是《盲人之歌》Blind Man’s Song,或許正可展現他們對於殘缺主題的關切所在:或許我們都會忘記,但我們會記得我們的忘記。這便是在自省中砥礪出來的生命價值。

語言退位 肢體、音樂舉重若輕 演繹生命之重


圖片|©Danilo Moroni 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

《在遺忘之後》雖然是戲劇作品,但是話語極少,主要是透過肢體與音樂來表現。語言退位,一如失智症患者經常面臨失語狀態,但一個手勢、一個角度、一個眼神、一個聲響,卻可以喚起強烈的感知記憶。現場的鍵盤、提琴、爵士鼓和預錄的鼎沸人聲及電子雜訊,不只是在詮釋情緒, 更是在驅趕、鞭策、又不時勒緊這趟浩瀚旅程的韁繩。導演紀堯姆.皮 傑(Guillaume Pigé)身兼男主角,他坦承自己從波蘭劇場大師岡多 (Tadeusz Kantor, 1915-1990)的劇場得到啟發。岡多用模擬戲偶的演員來重現記憶中的童年,作品充滿死亡意象與死亡氣息,而皮傑的作品卻洋溢生之歡愉。(推薦閱讀:卡繆戲劇《圍城》的今日寓意:酸民、英雄、恐懼綁架

這或許便是《在遺忘之後》的祕密:舉重若輕,以幽默表達深沉的主題,以演員的活力對抗失控與失落的記憶。在 75 分鐘的最終,觀眾不得不承認,看見的有限、記得的更少,但那些片段卻逐漸在我們腦海中重組成形。每個人的組合不同、重點不同,當然結論也不同。不為觀眾下結論、不滿足觀眾對結構的預期,這種挑戰或許正是導演想要觀眾參與的。一如自己的人生,我們無法抓住每一個細節,但並不表示它們不重要,因為在稍縱即逝的當下,我們的感受仍可以無比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