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的故事,你知道嗎?她是台展三少年中,唯一的少女。 她擅畫摩登女子題材,女孩胭脂水粉、旗袍洋裝,在在體現所謂「時尚」,就是各國政治角力的結果。時尚即政治。陳進與她的繪畫,就像台灣文化史上的一道陰性註腳,值得被細細訴說。

台展三少年,與你還不認識的唯一少女

你或許曾在歷史課本上讀過「台展三少年」,但是你可能不太了解「陳進」(1907-1998)。作為台展三少年之一,她不只是最早入選台展、帝展的畫家之一,更是台灣第一位被歷史記載的女畫家。

她的筆觸優雅、用色纖細,描繪大量日治時期台灣女性的日常生活。謝里法曾評:「再也沒有誰能如她的畫,如此真切地表現出三十年代台灣女性的特質來。」[1]

陳進筆下的摩登女子,雜揉中國、日本、西方的流行服飾細節,也正像是台灣經歷各國角力的文化史縮影。她的每一筆觸,都是替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化史,寫下一道道陰性且溫柔的歷史註腳。


圖片|來源

當台灣少女入選日本帝展

出身新竹香山望族的陳進, 15 歲進入台北州立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中山女高)。18 歲那年,家人同意讓她赴日留學,進入東京女子美術學校日本畫科,專攻東洋膠彩畫。成為當時少數能夠赴日留學的女性高級知識份子。

她在東京,受美人畫大家鏑木清方、伊東深水影響,專精描繪女性優雅姿態。而或許也是同樣身為女性的緣故,她所描繪的服飾細節、女性舉止,都更展現一種特有的細膩優雅美感。

1932 年,25 歲的她完成第一幅代表作〈芝蘭之香〉,描繪台灣新娘華麗莊重的服飾細節。畫中新娘身穿彩色鳳冠霞披,紅色繡鞋,背景是黑地螺鈿木桌椅,流蘇燈籠,白色蘭花。她神情肅穆。足足顯示了她精巧畫工與細緻觀察力。


圖片|來源

她也極重視生活細節與品味。1936 年,29 歲的她畫〈梳妝〉,描繪中產階級女性的日常生活。家俱同是日本黑地螺鈿桌椅,屏風紋樣是菊花、紫藤花、櫻花與菖蒲。坐著的女孩手持唇筆,桌擺胭脂水粉瓶罐,均完整展現了當時台灣中產階級的時尚細節。


圖片|來源

陳進主要的畫作形式為膠彩畫,先以膠混合不同顏色的礦物粉末,再用水調和,在不同材質上作畫。膠彩畫之特色,在於層層疊色後,會產生具有厚度、緻密的古典氛圍。非常適合花卉、衣裝這種層次密度很高的題材。

叢叢花瓣襯葉,層層珠搖流蘇,適合她,也適合台灣這樣故事錯綜複雜的島嶼。

中日西混合,就像她與台灣。

1934 年,陳進完成最有名的巨幅畫作〈合奏〉,畫她的姊姊。兩個年輕女孩並坐演奏,一位西式燙髮配大紅高跟鞋、一位古典包頭配平底繡花鞋,兩人明明身穿旗袍,裡面卻配上黃綠長褲。都可以看出中國、日本與西方文化,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台灣女性的摩登梳妝。

〈合奏〉完成後,入選日本第十五回「帝國美術展覽會」,是當時台灣美術界的最高榮譽。日本畫壇或許從未想到,來自殖民地台灣的年輕女孩,原來有能力畫出這麼充滿情調、且重視細節與真實生活的巨幅畫作。

根據報導整理:「當陳進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女畫家。報紙報導,其作品深具「台灣色彩」,陳進受訪時則興奮地說:『台灣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誰不愛自己生長的故鄉呢?』[2]

台灣的歷史,也正像是這些女性衣裝,啟蒙於異國,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故事,再讓世界重新看見。

那是時尚,也是政治,更是日常。


圖片|來源

從少女成為母親,再成為自己

楊翠曾評論,陳進是日治時期的「新女性」:「能夠在寂寞異鄉獨自吞忍苦楚的精神而言,她是自主的、堅毅的、甚至可以說是自我解放的。」[3]

以當時標準而言,陳進並不是個按照「正常」時序步入婚姻的女性,她 40 歲結婚,43 歲生下兒子。

進入婚姻後,陳進的繪畫題材也漸漸轉變:她開始繪畫成為妻子與母親後的身體、還有她的孩子。她的細緻觀察力,從裙擺皺褶與花鳥紋樣,轉移到繽紛的學齡玩具上。1954 年,從她的畫作〈小男孩〉,我們看見男孩專注在木製五彩算盤小卡車、幾何積木,還有散落一地的ㄅㄆㄇ讀本上。那是國民政府來台的第五年。

從這些散落的故事裡,我們可以發現母親的殷殷期盼,也看見世界正經歷的劇烈遞嬗,就在嬰孩的學齡玩具裡。


圖片|來源

中年以後,陳進開始接觸佛教題材。畫中卻依舊充滿精緻細節。1965 年,58 歲的她畫〈釋尊幼年時〉,題材是摩耶夫人懷抱嬰兒悉達多,不過特別之處在於,場景竟是日治時期台灣常見的仕紳家族客廳,一樣黑地家具,一樣白色蘭花。[4]

那既是摩耶夫人,也是她自己。她仍然抱著兒子坐在自己最鍾愛的客廳裡。夫人凝神歛目,嬰孩有聖光。

萬物永恆如常,神聖平實。


圖片|來源

繪畫、時尚與政治:並不只是很小很美的事

賞畫的人或許評價,作為台灣第一位女性畫家,她多少受家族庇蔭,才有如此成就。她出身新竹望族,女孩得以自幼習字學畫,培養秀異品味。結婚生子後,丈夫同樣理解她的藝術世界,她因此能夠擺脫 20 世紀初女性必得替家庭奉獻、放棄職涯的宿命,專注教學與作畫。不過,這當然不意味著,她的人生從沒遇過反挫。

日治時期,她曾自言:「長期單獨在殖民母國的繪畫世界裡與各路英雄競爭,讓我深刻感受到『本島人』與『內地人』(指日本人)的差別待遇,『男性』與『女性』的高低社會位階。因而我從中學習到,惟有堅毅自強,力爭上游,才能突破外在環境對一個來自殖民地女性的種種箝制。」

同樣地,她也不是沒考慮過,如果想要更成功,她大可畫更多日本題材,而非專注於台灣人的生活。但作為台灣的女性知識份子,她很相信自己的選擇。

ARTouch 一篇報導整理中,節錄她與江文瑜對談。「那時候是第一次跟別人競爭,一心想要怎麼樣才有特色,不知道要畫些什麼會比較出色。如果畫些日本的題材會比較方便,尤其那時我人在日本;但是想了想,我們台灣人,還是畫我們鄉土的東西。」[5]

陳進關注的,永遠是台灣女性的生活。並且替我們在日本統治時期的藝術史,打開一個陰性視角之可能。她讓我們看見,女性私密又貼身的日常生活。閨閣梳妝,旗袍鞋包,在在都是台灣暗潮洶湧,各國文化角力的結果。

在她的時代,世界遞嬗極快,人們時常來不及辨識與定位自己。面對這樣的世界,她說。

「唯其能夠忠實地把時代的姿態經過純粹的藝術精神而表達出來,才有永遠的生命和永恆的價值(中略)但這並不是應與世同浮沉之謂,我們不應忽略時代的潮流,更應認識時代精神,和思索時代特色的所在,而努力創造富有生命的美的作品。」

她用於觀察世界、定位自己的方式,就是繪畫。她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唯有當你完全沈浸投入生活中、忠實地呈現時代精神,才是一種對世界負責的表現。

「要一來可以回味可愛的家居生活中所酣享的點點滴滴,而且還得同時將時代性的生活腳步,作最好的注解,若是不畫它,自己的繪畫歷程會形成片段的遺漏,對自己和社會,都不是盡責的表現。」她說。

民報整理,日本藝術評論《萬朝報》曾稱她為「南海女天才」,她卻謙虛地說:「我不跟別人比,只跟自己比,有沒有更進步?有沒有更突破?」

當我們談女性第一人,談台灣第一人,我們也看見,陳進從不試圖成為誰的代表。她就是她自己。她忠實地觀察、紀錄女性的日常生活。女孩們在畫作裡,抖落一身時代金粉。栩栩如生。

陳進的每一筆觸,都是替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化史,寫下一道道溫柔的陰性註腳。對她而言,畫出時代精神,或許正是她作為女性、作為知識份子、也是作為台灣人,一生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