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深信,唯有更多人明白為何校園性侵事件層出不窮,瞭解涉案孩子及家長的處境,進而理解現行制度下教育者的困難,才是對受害者最有力的支持,也才是扼止悲劇重演的契機。」《沉默的島嶼》作者陳昭如書寫台灣校園性侵案,直面傷痛並說出來,從不是為了指責,而是期望我們記取了教訓,不再沉默。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的痛苦》裡,對於人們透過媒體看到苦難有著一針見血的批評:

我們感到憐憫,指的是我們感到自己不是製造苦難的幫兇。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以及我們宛如真切的無能為力。甚至可以說,不論我們懷抱多少善意,憐憫都是個不恰當,甚或隱含侮辱的反應。

現代傳媒無遠弗屆的傳送,讓人們常對遠方的、他人的苦難心生憐憫之情,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可能陷入道德上的兩難:受苦者是否需要我們的憐憫?這樣的憐憫,是否只是在消費對方的痛苦?如果傳媒把重點放在受害者的痛苦,很容易激起外界的關懷與同情,但若是捕捉的苦難過於巨大,巨大到讓人在哀傷之餘,僅察覺了個人的無能為力,受挫情緒一再地累積,反而可能會讓情感與道德的知覺陷入冷感而不自知。(延伸閱讀:「請給自己機會,去處理傷痛」從陳三郎到陳潔皓,性侵傷痛的三十年

撰寫《沉默的島嶼》之初,內心不時有著這樣的拉扯。這四起背景互異(分布於都會及偏鄉)、手法有別(誘姦、強迫性交及宗教騙色,且受害學生有男有女)的案件,涉及的是向來難以啟齒的性侵,又是發生在相對保守的教育體系,記錄事件始末肯定是吃力不討好、處處是地雷的苦差事,令人精疲力盡。出版這樣的作品有什麼意義?讀者真能體會當事人(受害者、家屬、援助者)的痛苦?或者只是加深了對既有體制的無力感?

如果我可以假裝若無其事,對當事人的自白無動於衷,一切就結束了。可是,我做不到。尤其當我深刻感受到,他們最深的痛苦未必是來自受害本身,而是外界的漠視與否定;他們最大的打擊,是看到人性不該看到的那一面,讓「信任」兩個字變得遙不可及……面臨背叛、沮喪與憤怒的他們是在身心承受的壓力達到極限,才不得不向外求助,但旁觀者往往卻退縮了,沉默了,假裝若無其事地轉身離開。

他們被迫噤聲,並不是無法開口,而是環境讓他們開不了口。(延伸閱讀:「我被性侵,我父親替我選擇了原諒」12 歲受害者的沉痛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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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漫長的訴訟過程、多方的撤訴壓力與周遭的異樣眼光,他們依舊勇敢地說出來,期待自己的現身說法能阻止不幸繼續發生,幾經思考,我刻意不以激越的文字挑動感傷的情緒,也不試圖援引任何理論學說與其他案例,只是忠實敘述他們沉靜求生的歷程。事實上,只要簡單描繪案情原委,整體社會的輕忽默視、官僚體制的官官相護,真相的崩壞瓦解便已無所遁形。

教育改革從來不是把老師當敵人,而是試圖挑戰他們背後的價值觀。我一直深信,唯有更多人明白為何校園性侵事件層出不窮,瞭解涉案孩子及家長的處境,進而理解現行制度下教育者的困難,才是對受害者最有力的支持,也才是扼止悲劇重演的契機。(延伸閱讀:台灣校園性侵案:小朋友都知道的事,為何學校置之不理?

描述南韓青瓦台如何操控媒體的紀錄片「共犯者們」的末尾,兩位前媒體工作者有這樣一段對話:

「我們抗爭有意義嗎?」

「我覺得光記錄就很有意義了,至少在那種黑暗時期,我們並沒有沉默。光這一點,我就覺得有足夠的意義。」

收錄在這本小書裡四案的當事人選擇不再沉默,挺身而出,而我在寫與不寫之間徘徊再三,終究決定協助他們說出這幾則故事,試圖在荒蕪的廢墟裡重建真相。在此特別謝謝他們的信任。

但願未來島嶼上的人們憶及這些案件是因為我們記取了教訓,而不是記得彼時我們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