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 #MeToo 視角轉往香港,一窺鮮少被報導的素人女孩故事。因為不知道「別人看自己裙底,等於被侵犯身體,是一種性騷擾」所以只能害怕與動彈不得;因為身處男性佔多數的產業,所以無人能同理相同處境。

亞洲的 #MeToo 浪潮就像未竟之業,在日本,伊藤詩織在 2017 年公開被傳媒界當權的山口敬之性侵一事。性侵在 2015 年發生之後,她馬上提告,除了需要面對警方「tone deaf」的調查方法讓她再受二次傷害,法律亦沒有將山口敬之制裁。

公眾亦指她說謊、炒作,受盡人身攻擊。 在香港,跨欄運動員呂麗瑤在 2017 年於社交媒體公開自己的 #MeToo 經歷,指自己在 13、14 歲期間,曾經被教練性侵犯,體育界發表聲明表示「不會姑息事件」,肇事的學校亦停止外聘教練。2018 年 11 月,粉嶺裁判法院裁定證據不足和矛盾,該名男教練罪名不成立,但法官表示「判決或沒有反映事實」,希望不會影響日後的 #MeToo 運動 。

網絡上出現對呂麗瑤的質疑,例如是「為何沒有即時提出」和指她公開事件是「未審先判」,讓人驚覺在香港,女性「說的空間」(space to express)極為狹隘,而同時,經常發表厭女言論、將女性評頭品足的討論區如連登討論區卻長期營運、長做長有。

究竟有多少女性面對過 #MeToo 情況?除了鎂光燈下的女明星、日本的記者和香港的運動員,現實中任何年齡層、任何職業的普通女性,似乎都曾經試過「感到被侵犯」的情形。

未懂事的女孩不明白的,原來是偷窺

現在 23 歲的 Vava(化名)憶述自己在 10 多歲一次乘搭巴士的經歷:「 那是熱狗巴士(香港的無空調公車叫法)還沒有全面被淘汰的千禧年代,我貪方便,坐在出口的旁邊,面向走廊,座位是高一級的。然後,一個準備下車的中學生,身體向前傾然後看我的大腿,我以為他在找些甚麼,多年後我回想起來才知道他在看我的內褲。 」自從被偷窺之後,她未有再坐在出口旁、高一級的座位。

同樣的經驗,也發生在我的身上。在小學二年級(九歲)的時候,男女同學都在學校禮堂席地而坐,班上有兩名特別好色的小男生,一直盯著我的裙底看。他們說:「 陳 XX 的内褲是粉紅色的!」 但其實我的内褲不是粉紅色的。當時除了害怕和動彈不得,其實也意識到那是性騷擾,我向男教師求助,誰知道我獲得的回應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

現在回想,這無疑是性騷擾,因爲我當時不安到連學校也不敢回去。 因爲投訴無門,也不敢跟家長說,我用了一個反叛的方法去反擊—— 聯合幾位同樣被騷擾過的女同學,拿著粉筆在女厠寫上兩位男生的名字,配上小學生能力範圍内最粗俗的圖像和用字。 結果受罰的,還是我們這幾位九歲的女孩兒。

Vava 說,當時自己固然沒有被教育「看裙底等於被侵犯身體」,不懂保護自己,但她憤怒地指責偷窺者,「為什麼這些人可以如此肆無忌憚、光天化日、明目張膽看女生的裙底?不會有羞恥心嗎?」如果再登上這班巴士,她說,「我會一腳踢在偷窺者臉上。」(推薦閱讀:【性別觀察】#METOO 運動過火了嗎?女人開始自省,但男人去了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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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的待客之道,不包括被你親臉

從事精品咖啡行業的 Monsha(化名)喜歡夜生活,喜歡品酒,性格圓滑外向,非常受店裡客人和合作夥伴歡迎。店裡的常客和工作夥伴不乏在港工作的外籍男士,而 Monsha 腦海裡揮之不去的,是一次法籍男士對她的過份熱情,「他經常以公事為由約我出去,而且都約我喝酒,說什麼摸著酒杯底說話可以放鬆一點,我經常以上課和工作忙碌為由拒絕邀約。」

雖然能夠阻止單獨見面的機會,但是阻止不了對方來店裡購買咖啡豆, 「他經常會來店裡取咖啡豆,每一次,他看著我的眼神,讓我感覺被視姦,非常不舒服。」 雖然不舒服,她卻無法開口喝止,這種讓女性不舒服的凝視,每天都在不同的公共領域上映。「 有一次,他拿完咖啡豆,我禮貌地送他到店門口,因為他是法國人,習慣臉碰臉(cheek kiss)道別,可是他忽然用嘴巴親我的臉頰,我嚇了一跳,他也離開了。 我沒有明確地表示我不喜歡,但事實上我很反感,事後跟他說話都會更加小心翼翼,也會避免身體接觸。」

「令我生氣的,不只是這位客人的行為,還有我上司得知後的反應。 我的上司說,可能是我不小心放了電,說話談吐讓人覺得我是個隨便的人,而且因為我經常去夜店喝酒,別人就自然覺得可以對我這樣做。 」

不但沒有被保護,反而被再度教育何謂好女人、壞女人,Monsha 一點都不認同, 客人的行為絕對有問題,「我的上司卻說全世界的男人都是這樣,指我不檢點、放了錯誤的信號,但事實上我一直視那法國男性為客人,連朋友都不是,我說話恭恭敬敬、有禮貌而且有距離,我並不認同我有什麼做錯、讓他有權強行親我的臉。」

攝影行業男性當道,言語騷擾等於常態?

從事攝影的 Kristy(化名)發現行業內有一個長久的騷擾常態,負責攝影和打燈的大多是男性,「他們喜歡談論女性,尤其是女性的外貌和身形,並以調戲女性場務工作人員為樂。」大專畢業之前一次拍攝,她聽到一句說話:「Kristy 算是有胸部,可惜不漂亮。 」

當時她沒有反應,其實是不知道如何反應,想說服自己他們只是開玩笑,卻質疑開玩笑的下限在哪裡、由誰來訂, 「我回家之後,才意識到他們這樣真的 好仆街,可是在強烈的男人場合,那種無形壓力讓我無法反駁,難受亦難以用言語形容。」現在 Kristy 已經出來工作,以女攝影師的身分,在傳媒行業打滾, 「以前我太 fresh,未意識到這種片場文化的問題,很容易啞忍。」

她意識到攝影棚中的性別權力失衡,是原因之一, 「有一次看到負責燈光的男性突然抱起女助理轉圈,她沒有反抗,我很困惑,心想她們是不是很熟之類,當然我無從得知,但是當下我還是看到呆了。」(推薦閱讀:#MeToo:被性侵後,我對親密行為有根生恐懼

她渴望攝影行業和任何在相關工作領域的男女都能平等地競爭和相處,「曾經,一位初出茅廬的噓學生導演過份攬權,很享受那份獨裁感,對任何工作人員都態度刻薄,更對我說我適合做下把位。我很生氣,甚麼是下把位?」

對於行業裡面的性別定型,她感到反感,「女性工作人員常常受到男性工作人員的保護式對待,但我認為這並非真正的保護,男性工作人員的友好,可能建基於男性凝視,而在友好的下一秒,任何女性工作人員都可以變成被談論身材外貌甚至被騷擾的對象。 」

行業裡面的女性不需要男性保護,她們需要的是平等對待,「以前的公司出現過一種女攝影師負責拍女人和美妝、男攝影師負責拍時裝和型格的設定, 其實每一個攝影師,不論性別,都有自己的風格,我們需要在工作開放溝通,放下自我和他者給予的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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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我們能從她們身上學到的

Vava 的例子,提醒了我們愛護和教育小女孩的重要性,教育和保護不代表把她們困在家裡,而是我們該教導脆弱 、未懂事 、 年紀很小的女孩保護自己的身體,以及在遇上侵犯者時馬上向信任的成年人提出。

很多時候,小女生在學校、公共交通或者教會都曾經遇過程度較輕的性騷擾 ,而且事隔多年才意識到當時自己被冒犯甚至侵犯。後知後覺不代表侵犯者沒有錯誤,而後知後覺地公開事件,也不代表女性想「公審對方」、「獲得很多關注」、「心懷不軌」,我們需要釐清以上。

Monsha 的例子則是典型的「Blame The Victim」,這種將不尊重女性身體的行為責怪在女性身上,指責女性穿太少、說話不收斂、給人隨便的印象等,其實常見於我們生活。記得一段訪問印度男性的短片嗎?我們必須記得「共識」必須是清晰的一個 YES 字。

Kristy 的例子點出日常生活中的「常態」其實是該被質疑的「變態」,當中包括針對女性的言語性騷擾和物化,以及她再一步延伸到的「職業性別定型」和男女職場地位差距。具體的改善方法,或許是「拍電影的工作團隊中,多點由女性成為導演和參與決策過程」,或「在攝影行業中,能有更多女性攝影師的視角被採納」,由上而下地建立一個更為平均和平等的工作環境。

在三位香港女性的口述中,我們會發現事件的共通性,第一,事件已經發生了一段時間,而且事主都沒有即時採取任何法律的反擊行動,甚至,事主在事隔多年後才發覺當年的事情,原來對於自己的身體和精神都構成了侵犯和傷害。第二,這些 #MeToo 事件不限於性侵/強姦,三位女性所經歷的有言語性騷擾、偷窺和非禮,即使沒有行動上的「身體侵犯」,精神、言語上的侵犯,亦應被考慮為 #MeToo行動當中重要的平反目標,邪惡在平庸和日常細節中,我們不該再給藉口讓厭女的施害者和旁觀者,不該再讓性別潛規則在社會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