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看筑媛的生命經歷，從向家人出櫃到為了婚姻平權走上街頭，她說，這些努力都是為了十年後的自己，從現在開始，推進一個可能的希望。
筑媛的初戀來得很晚，一直到研究所都沒有戀愛經驗。
在這之前，她已經跟媽媽提過，自己可能不只會喜歡男生，也可以喜歡女生。高中其實就開啟過類似的話題，媽媽沒有那麼放在心裡，上大學後，也一直催促她去交男朋友。甚至有一次，媽媽心事重重走進筑媛的房間，談起最近跟朋友的對話，朋友因為女兒交了女朋友，覺得非常痛苦。媽媽安慰對方，說父母不可能一輩子陪在子女身邊，這樣至少子女不會孤單，會有個伴。
筑媛將這個故事視為媽媽釋出的善意，等到 26 歲她談了戀愛，便坦白告訴媽媽。
「然後我媽就不講話。洗完澡後她在客廳坐著，坐一坐跟我説：『我跟妳說，交往就交往，但如果有更適合的人，也就不用認定在這裡，還有如果真的碰到其他緣分，要和平分手。』媽媽沒有不支持，但她仍然有一種刻板印象，跟她所期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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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女友已經交往五年多，大概到前兩年，我媽都還會說：『哎呀妳都沒有男朋友，快點交一個。』」筑媛笑說，「後來我比較釋懷，發現我的親戚也會硬說男朋友是朋友，可能對他們來講，沒結婚都不算。我爸就是 Don't ask, don't tell. 我會跟媽媽聊我女友的事，爸爸會在旁邊偷聽。他本來就是一個比較沉默的爸爸，愛你但是沉默的人。」
圖片來源｜婚姻平權大平台
筑媛的現職是婚姻平權大平台的副總召，法律碩士，擔任過國會助理，談起婚權現況條理分明。但她不是一開始就對法律有興趣的，剛好分數能上法律系，就填上了。大學期間還翹課跑去跟著劇團巡迴，上過台表演，體悟到自己對戲劇缺乏不可抹滅的熱情，跟著同學們一起準備考研究所，接著陰錯陽差考進法律所得基礎法學組，念起法律理論、法哲學，思考倫理規範與界線，才像是真正開竅，進而愈讀愈有滋味。
她解釋，「法律跟社會是一個互動的概念，規則從社會長成，社會的立法者跟人民討論出規則的形成，那歷史的背景、文化的脈絡，會如何影響法律的形成？適用之後在這個社會文化下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法與社會如何互動的過程，我後來覺得這個很有趣。」
興趣一旦生成，便有足夠的動力念完研究所。研究所口試結束，改完論文，離校的隔天她就進國會工作，做的也是相關的事。她跟的老闆是尤美女，比較沒有選民服務的壓力，可以專心經營議題，工作除了寫法案跟質詢稿，還要跟公民團體保持聯繫，回報修法的進度。工作到一個程度，她覺得該是休息的時候，本想讓自己放假，回學校進修。
直到 2016 年 10 月，護家盟風風火火地來了，她無法靜下心做研究，毅然加入婚姻平權大平台。數算著日子，打仗的時間過得飛快，兩年彷彿一彈指。
圖片來源｜婚姻平權大平台
為什麼離開喜歡的學術工作，跑來又忙又苦的前線？
「跟自己是同志有關，但我不覺得那是主因。我在大學之前是完全跟政治無關的一個人，我的家族是深藍家族，對政治冷感，進研究所後才接觸社會運動。只要打開對於這個社會批判跟思考的點，是你轉開了以後很難回去的。當然你可以把這個東西轉進學術的角度寫下來，但當這個議題一直在走，然後你已經跟著這個議題的時候，你很難抽身說，好我要轉往一個比較安靜的角度，去沉澱，把這些東西好好地寫出來。」她說，「一方面是時間還沒到那個時候，我的老師常講的，歷史的『後見之明』還沒有出現。加上本來就有參與這個運動，來一個什麼訊息，你就會想有些東西該怎麼做。對我來說，關心社會議題是思考我跟這個社會之間關係的方式，已經開始關心這件事，是靜不下來的，會一直走。」
從沒有想過，人生會開始打一場全國等級的選戰，在大平台工作以來，她每天都在面對不一樣的時刻跟挑戰。私人生活被擠壓到只剩一點點，工作佔據大部分的心神，她常常想到的一件事是，過了 10 年之後，該怎麼回頭看這兩年或三年。
可能是最壞的時代，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筑媛及其一代人看見許多卡死之物，無論經濟，無論貧富差距，但在眾多社會議題中，「婚姻平權」對她來說是一個破口，是一個沒有那麼死的希望，然後她希望透過這個議題的完成，傳遞出一個真確的、可實現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