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導讀《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細看美棠與饒平如的情意,當我們被想念包圍,你會發現海並不深,懷念一人比海還深。

認識美棠那一年,饒平如二十六歲,從黃埔軍校畢業,在一百軍六十三師一八八團迫擊炮連二排,打湘西雪峰山外圍戰,差點丟了性命。身邊戰友被打中肚腹,腸子流了出來,慘叫之聲讓他「多年無法忘記」。他被槍彈壓得趴在山坡上,手緊緊抓著草莖,抬眼看青山之巔,深藍天上,白雲滾滾而過。

「這就是葬身之地了,也好。」他說,「那時候一個人,不怕,不知道怕,男孩子的心是粗的。」 

戰爭結束,一九四六年夏天,饒平如的父親來了一封信,希望他藉著假期回家訂親。

「父親即帶我前往臨川周家嶺 3 號毛思翔伯父家⋯⋯我們兩家是世交。走至第三進廳堂時,我忽見左面正房的窗門正開著,有個年約二十面容嬌好的女子正在攬鏡自照,塗抹口紅—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美棠的印象。」  

「覺得美嗎?」我問。
「那時覺得女孩子都是好看的。」老先生老實說。

兩個人也沒講什麼話,父親走過去把戒指戴在姑娘手指上,人生大事就這麼定了。兩個青年都覺得好笑,笑之餘,去她房間坐,妹妹們繞著床玩,美棠拿張報紙捲筒,唱歌,還拿相冊給他看。

他覺得她大概是喜歡自己的,從相冊中抽了幾張帶走。

回軍營路上,他穿軍裝站在船頭,看滾滾長江上的波光,覺得自己的命從此輕慢不得,因為命裡多了一個人。

他最喜歡美棠的一張照片,石榴花底下少女鮮明的臉,捲髮尖臉細彎眉,放大貼在軍營牆上,還把照片分贈給戰友—我簡直不能明白男生這種心理,問他,他承認「還是有幾分得意的」。之前鄰居有十四五歲的少女常來,有日,看到照片,問:「你女朋友?」臉色一黯,後來再沒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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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之後開始,他不想打,請假回家成婚。

  
圖片來源|《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

八十歲時,美棠去世,他今年九十歲,畫十幾本畫冊,叫做《我倆的故事》。  

把石榴花下的黑白照片重新沖洗,塗一點唇紅,底下寫「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一筆一筆,從她童年畫起,幼年時如何在課室裡羡慕小丫鬟在外打秋千,如何與好朋友捲髮旗袍去舞場跳舞⋯⋯都按她當年所講畫來。兩人婚禮的照片在文革中燒了,他靠記憶,把當時的建築、場景、人都畫進去。畫的時候並沒什麼用意,只是覺得全景的角度可以把大家都畫進去,一個不少。

看的人不免覺得,這個角度像是對兩個人的背影隔了歲月的凝視。


圖片來源|《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

婚後時局動盪,饒平如帶著美棠,在貴州當雇員,為了躲劫匪,將首飾藏在車輪子裡頭。又在南昌經商,他畫下那個年代裡的細節,寫「開麵店生意不佳、上夜校學會計、面試糧食局、投簡歷給測量隊、賣乾辣椒搞不清楚秤—美棠嘲笑我根本不像個生意人,我自思也的確如此,至今還未弄明白盤秤要扣除盤重是怎麼一回事。」

居然這一段回憶最快樂,他畫年輕人無事打「梭哈」—我根本不知這是什麼紙牌法,他興味地向我解釋半天,我也不解。只看他畫五人,座位都標得清楚,還像小孩子一樣標上每個人的身份「老吳」、「定姐」⋯⋯還有「平如」和「美棠」在板凳上緊靠著,相視而笑。

兩夫婦住的房子只是一個亭子加了四面板改成的房間。「那個時候真的不覺得苦,好玩,為什麼?一到那個下雨,狂風大作,那窗劈裡啪啦地響,又打雷,風呼呼吹,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個詩意,水泥房子領略不到這種山間的野趣。」

「中國人愛說貧賤夫妻百事哀,你為什麼覺得有詩意?」我問。「我想跟那個心境有關係。不管什麼時候,什麼地域,什麼人生,有些詩意的人,他看什麼都是有詩意的。」

到了一九四九年,饒平如本來要隨眾去臺灣,又想「岳父把他女兒嫁給我,是希望總要有個依靠,我要是走就不負責任。」於是留下來,覺得總有地方容得下寒素的家庭。

一九五八年,他被勞動教養。沒人告訴他原委,也沒有手續,他被直接從單位帶走。單位找上他妻子:「這個人你要畫清界線。」

關口上,美棠說的話透出一股脆利勁兒:「他要是搞什麼婚外情,我就馬上跟他離婚,但是我現在看他第一不是漢奸賣國賊,第二不是貪污腐敗,第三不是偷拿卡要,我知道這個人是怎麼一個人,我怎麼能跟他離婚。」

饒平如去了安徽一個廠子勞動改造,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每年只能回來一次,二十二年,一直如此。

他幹的活是獨輪車運土修壩。兩三百斤的土,拉車還可以兩個人一起,輕鬆些,但他選推車,為的是一個人自由,可以把英語單字放在衣服裡,一邊默背,知道沒什麼用,只是不願意生命都消磨過去了。

這二十多年裡,夫妻二人,他寫給美棠的信件都沒有被保留,美棠寫的信他大多留著,全貼在畫冊裡。美棠的來信裡幾乎沒有情感的字樣,都是艱辛的生活:怎麼搞點吃的,怎麼讓他弄點雞蛋回來,怎麼讓孩子應徵工作,怎麼能夠給他們找一個物件⋯⋯他依日期貼好,信件有日久殘缺的地方,他用筆填補好。

十幾本畫冊沉又大,放在桌上,都不好平攤開來。我就趴在床上看,一邊摘些字句,看到有的地方失笑—美棠是個小暴脾氣,信裡有時寫「我很氣你,我很生氣,我越寫越氣」,筆一扔,後邊不寫了,要過一兩個月才又有新的信。

「你看了是什麼感覺?」我問饒先生。
「我同情她。」
我沒想到:「同情?」
「她平時對我很好,她說這樣的話,一定是心裡受了很大的刺激。」

他常念及一個女人帶幾個孩子,工資不夠,需要背二十斤一包的水泥掙點錢,從孩子口中省下糖塊寄半包給丈夫,他拿手絹包著放枕頭下,吃半個月吃完。

她過世後,他現在每每經過上海自然博物館,都停下腳步,「這個臺階裡面,我不知道哪一塊是她抬的水泥,但是我知道,她為了孩子,為了生活,她背啊,她的腰、腎臟受損了,恐怕也就是這樣引起的。」每到過年前,他在安徽買了雞蛋、花生、黃豆、油,一層層,用鋸末隔好,租個扁擔,拿棉襖墊著肩膀,坐火車挑回上海,就等妻與子開門時這一下熱騰騰的歡喜,「一晚上這些小孩子可以吃掉差不多一麻袋。」

我問:「中間二十年,相隔兩地,沒有怕過感情上出問題嗎?」

「想都沒想過。那首歌裡唱的,白石為憑,日月為證,我心照相許,今後天涯願長相依,愛心永不移。這個詩說得很好,天涯,這個愛心是永遠不能夠移的。」這是美棠最喜歡的《魂斷藍橋》裡的歌詞。青年時代沒有那麼重的憂煩時,家中如有客,她讓他吹口琴,自己唱和。現在她不在了,他九十歲才學彈鋼琴,為的就是常常彈這首曲子,是一個緬懷。

「你什麼也不會做!」——這是美棠一生對他講得最多的話,「不管做什麼,都被說『你什麼都不會做』,比如炒菜炒得不好,抽屜沒有關上,給孫女買的書是錯誤的等等。」

他嘻嘻笑。

有時子女也覺得母親苛刻了些,老先生趕緊擺擺手,意思是「人家教育自己老公,跟你們什麼相干」。

他說:「她其實一直在埋怨我,一直在笑我。但這個笑當中,不是譏笑,也不是諷刺,就是好像好玩兒:你看你連這個都搞不清楚。」「有的男人可能會覺得,這會不會對自己太挑剔了,覺得面子掛不住。」我說。

「根本沒這個事兒。什麼面子?沒有。」

幾個年輕姑娘在現場聽採訪,聽到這裡都笑了。饒先生也笑,說他小時候,母親覺得他傻乎乎的,他辯解「我看著傻,心裡不傻」,母親笑,又講給父親聽,邊講邊樂,小孩子也跟著高興。

這麼些年,妻子買菜他都跟著,怕她拎著重。「我拿著籃子,跟在後邊培訓培訓,她教教,帶徒弟,『這個菜怎麼樣,那個菜怎麼樣』。我說:『妳不買妳問他(老闆)幹什麼?』她說:『你傻,多問幾個地方,心裡有數,再去買不是有比較了嘛。』她就嫌我腦子太簡單。東挑西挑。」

「一般男人都會說『我不去了,你去買』吧?」
「我從來不欺騙她。我對她不講什麼謊話。」
「你也不發火嗎?」

「不不,我從來沒發過火。前幾天在電視上看到,一個男的也五六十歲了,跟老伴兒吵架了,這個男的說他老婆如何如何不好。她沒你文化高,她智力不如你,你的邏輯好,你會分析,她不會分析,她講不出理由。但是她對你好的時候,你想過沒有?你有理,可是你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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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人生總有起伏,有錢了,但可能會沒錢,今年他升官了,明年他可能倒楣了,這都不是人生的價值,人應該「不改初衷」。

「有人覺得這個初衷只是你們父母之間的一個約定?」

「那是一個引子,後來是兩個人在一起生活,這是最寶貴,人生當中一個最真切的東西。」他說。

一九九二年,美棠腎病加重,饒平如當時還在政協工作,推掉了所有工作,全心照顧妻子。從那以後,他都是五點起床,給她梳頭、洗臉、燒飯、做腹部透析,每天四次,消毒、口罩、接管、接倒腹水,還要打胰島素、做記錄。他不放心別人幫。

「您心裡有煩躁的時候嗎?」
「沒有,沒有,這個一點都沒有,這個是我的希望。」

後來,美棠在病痛中漸漸不再配合,不時動手拔身上的管子。她耳朵不好,看字也不清楚了,他就畫畫勸她不要拉管子,但畫也不管用,只能晚上不睡,一整夜看著她,但畢竟歲數大了,不能每天如此,還是只能綁住她的手。

「她叫『別綁我』,我聽到很難過,怎麼辦⋯⋯很痛苦。」

美棠犯糊塗越來越嚴重,有一天稱丈夫將自己的孫女藏了起來,不讓她見。饒老先生怎麼說她都不信,他已經八十多歲,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她看著他哭,像看不見一樣。

他說:「唉,不得了,恐怕是不行了。像楊絳寫的這句話,『我們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個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我們已經到了生命的盡頭。』」

饒先生的孫女說奶奶從那以後很少清醒,「所有人都只當她是說胡話的時候,只有爺爺還一直拿她的話當真。她從來就是挑剔品質的人,她要什麼,爺爺還是會騎很遠的車去買哪個牌子的糕點哪個店鋪的熟食。等他買了回來,她早就忘記自己說過什麼,也不會想要吃了。勸不聽的。奶奶說她那件並不存在的黑底紅花的衣裳到哪裡去了,爺爺會荒謬地說要去找裁縫做一件」。

  
圖片來源|《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

孫女寫道:「想不到老爺子神經那麼脆弱,虧他是當過兵放過炮的。恩愛夫妻有很多,但是那些事情在當時已經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晚輩都在制止,覺得做了也是徒增自己的傷心,不知道他是特別天真還是特別勇敢。」

我問饒老先生:「晚輩勸你,說做這些事都沒有任何意義了?」

「不這樣做,我心就不安,理就不得,就這麼一句話,明知其不可而為之。做了,我心裡沒有什麼愧疚,不做,倒是一個永遠的譴責,那一輩子,就不會好過的,我會拷問自己,人生當中,你可以做的事情為什麼不去做。」

我聽到這兒,有所觸動,心裡一塌,幾乎失去再繼續問下去的勇氣。

白居易寫『相思始覺海非深』⋯⋯到了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海並不深,懷念一個人比海還要深。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九號下午,她去世,四點二十三分,我一進去,遠遠地看見她睡在床上,她已經⋯⋯她的生命已經沒有力量了,已經耗盡了,她理智還有一點。她看見我,流了一滴淚,只有這一點力氣,看見我了,但是她講不出,她不能動,她的生命就剩這麼一點點。」

「您當時說什麼了嗎?」

「沒有說什麼,她已經不能講話,我摸摸她的手,還有一點點溫。後來我意識到真的是冰涼了,我就拿剪刀把她的一縷頭髮剪下來,用紅絲線紮一紮,放在家裡⋯⋯這是她唯一剩下的東西,那就作個紀念。一個戒指,很小的戒指,她平常戴的。我平常不戴,我今天戴著來了。」

他小指上戴著細細一圈的金戒指。當年父親贈給新人的那個,因為後來家境貧寒,美棠已經變賣了,晚年他買了另一只送妻子。

「這是她的戒指。我說我到北京來,我都帶著她來,讓她也來,讓她也來經歷一番。我不離開手的這個戒指,我今天帶來了⋯⋯」採訪的燈,罩了層柔光紙,打在老先生臉上。老人穿著白襯衣,外面是深色格子外衣。

白髮細密如縷,戒指一點微微的金光,四周都是黑暗。

「⋯⋯反正是人生如夢,人生如夢,我今天戴來了,讓她也看看。我的故事,就是這一段。人人都要經過這一番風雨,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白居易寫『相思始覺海非深』⋯⋯到了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海並不深,懷念一個人比海還要深。」

美棠去世後有半年的時間,他無以排遣,每日睡前醒後,都是難過,只好去他倆曾經去過的地方、結婚的地方,到處坐坐看看,聊以安慰。她的骨灰就放在他臥室裡,要等到他離世後,兩人再一起安葬。

「我不願意把她單獨擺下去。把她放在房間裡,沒有離開過。我每天早上晚上,上一炷香,祝願她,天上也好,地上也好,反正是⋯⋯那種安息。」

他決定畫下他倆的故事,覺得死是沒有辦法的事,畫下來的時候,人還能存在。他沒學過畫,這本畫冊裡不少畫是他喜愛豐子愷,臨摹來的。他喜愛蘇軾、林語堂、楊絳、章詒和的句子,就抄下來。誰的印刻得好,自己也學著刻一方印上。詩、口琴、畫,老人說,都是少年時代受惠於母親和學校的那一點記憶,描摹仿寫,也許談不上技藝,是情動於中,無可奈何而已。

他說:「古人有一種說法,『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情重的人頭髮容易白,所以我頭髮白了這麼多。」

「您已經九十歲了。難道這麼長時間,沒有把這個東西磨平了,磨淡了?」

「磨平?怎麼講能磨得平呢?愛這個世界可以是很久的,這個是永遠的事情。」

他現在與一隻普通家貓一起生活。貓陪伴他與美棠十年,因為肝中毒被寵物醫院診斷沒救了,他花了四千多塊錢,在家吊針救活了。貓愛出去玩,他在陽臺門上貼「don't be out」;寫字臺下面壓著他寫給自己的提醒,一個字,「慢」。每年春節他自製春聯,孫女說看到每個門洞都沒有漏貼一個小小的「春」字,覺得有點可愛,「讓人感覺他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東西從來不曾被日常生活磨蝕掉,好像現實再不濟也未敢玩世不恭。」

我問他:「家人覺得你怎麼能夠一直這麼特別天真?」

他說:「外國有這麼一句話,《聖經》裡有,說只有兒童的心才會上天堂。」

「你原來是一個當過兵、經歷過炮火的人,人們可能說你怎麼會這麼脆弱?」

「善與惡之間,我有一個判斷力,我要堅持做善的,我不做惡的,我有這個堅強的信心。我是這樣想,一個人要有力控制自己,你可以不危害於人,你可以有這個力量,這不是他的心脆弱,這是他道義的堅強。」

採訪中有段話,沒有編輯進片子裡,但我一直記得。饒先生說上個月有天在院中看到一個二十公分長的黑色的東西,是有人丟的骨頭,幾百隻螞蟻圍住啃。他說:「像我從前,掃掉倒了就算了,這次覺得,我的力量比它大,我要掃就掃,不掃就不掃,它對我也沒妨礙,何必?我不去動它,我進屋,不動它。」

我當時聽,不知道他要說的是什麼。

「第二天,我再到院子一看,這個骨頭變成白色的了。原來螞蟻把它外面的這些肉隙都吃得乾乾淨淨,就剩下骨頭,螞蟻也沒有了,這個是我想不到的。」

我問他:「這給你一個什麼感受?」

「它是生命,我也是生命。為什麼我有能力,我有權,我要它死?我一踩,它就死了,但又何必呢?它對我沒有影響。它也是生命,它也要生活。」這個採訪已經過去了幾個月,我記得這些話,但沒細想過,有天看書看到黃永玉說,「美比好看好,但好,比美好」。

我看到這兒,想起那根赤白乾淨的骨頭,這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