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亦絢讀《寬宥之南》，細看性侵受害者與加害者如何和解。我們曾被殘酷對待，但因知道何謂喪失人性，或許能更加堅強地守護人性。
文｜張亦絢／作家
《寬宥之南》這本書，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一種挑戰。
不遠千里的歷史性會面
共同署名的作者，莎蒂絲是強暴倖存者，湯瑪斯是強暴者。無可逃避地，我們將會聽到倖存者的創傷，並且經歷強暴者的現身說法──兩者帶來的衝擊都非同小可。然而，本書呈現的內容非僅於此。在強暴事件發生十六年後，雙方決定從各自的居住地，冰島與澳洲，飛往南非的開普敦，進行為期數天的會面與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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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經濟並不特別寬裕的雙方而言，這項行動都耗費金錢與時間。讀者也許會疑問，在通訊設備如此發達的今日，有必要捨科技的便利，選擇如此古樸的方式？更何況，撤除大部份屏障的近距離接觸，倖存者不害怕嗎？強暴者沒猶豫嗎？事實上，這兩個問題已使一部份的答案浮現：正因強暴不只是對意志的侵奪，也是對倖存者肉身與安全感的極端破壞，雙方是否能以身心俱在的方式，處於同一時空，可以說是檢驗「和解」深度的最後難關。
圖片｜TED 演講截圖
我在「和解」兩字上加上了引號，因為這是經常引起誤會的詞彙。在一般人的想法中，「和解」有時表示「事情沒那麼嚴重」，或者「雙方沒那麼在乎」，因而「和解」有時帶有「河蟹」的嫌疑與汙名，有時也確實與「敷衍塞責的原諒」一般，濫用在「對惡的不求甚解」與跳針反應上。因此，《寬宥之南》可說在鋼索之上行走：因為它既拒絕對強暴的殘忍進行淡化，也拒絕「以保護之名，行退縮之實」。這個雙重拒絕，在反強暴一事上，為我們帶來了「堅決、複雜，且具彈性」的視野。
約會強暴，既關於個人，也關於社會
在我記憶所及，台灣出版史中，較早處理「約會強暴」的作品，有徐璐的《暗夜倖存者》。 儘管以台灣智識所及，我相信目前任何性侵害防治的教育，都不太可能略過「約會強暴」不談，然而我也認為，這個議題並沒有那麼容易被了解。
我們都知道，在討論疾病時，有個詞叫做「病識感」，意思是患者有自己生了病的認知；強暴雖然不是一種疾病，但我們也許可用「罪識感」這個詞，來指陳加害者對自己犯了罪的認知有無與深淺。想像一下一個駕駛，闖紅燈撞倒了行人，這個駕駛的「罪識感」可能從最清楚到最薄弱，在最清楚的狀況下，駕駛會馬上承認過失，但如果「罪識感」薄弱，甚至根本沒有，則可能找出千奇百怪的理由，責備被撞到的行人。如果有其他證人或證據，要矯正駕駛匱乏的罪識感，會容易得多。警察或司法系統的運作，有時也不只是定罪，還包括要讓犯錯者建立必要的罪識感。這個罪識感也有歷史與文化的因素存在，舉例而言，在蓄奴合法的社會裡，蓄奴者通常少有罪識感；但在蓄奴被認為是侵犯人權的社會裡，蓄奴的行為，除了犯法，也會引起公憤。
圖片｜TED 演講截圖
「約會強暴」交疊了兩個領域，它既是對性自主權的侵害，也是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兩者在現代生活中，共享的特徵是「隱密」。一旦加害者的罪識感薄弱，受害者的處境非但孤立，也不太可能像上述的交通事故般，可能有其他證人或證物，加入進來，矯正肇事者罪識感匱乏的問題。姑且把法律資源這一複雜議題暫時擱置，即使受害者不尋求賠償，獨自親臨暴力現場的經驗，仍會帶來以下影響：一是受害者「見識」到人的殘酷難解，二是他或她，有可能為不能阻止加害者的再犯而感到煎熬。如果說前者打擊個人的尊嚴與身心健康，後者，則可以說是因為在公共安全一事上的「難有作為」，而受到無力感的折磨。換言之，倖存者在強暴事件後，往往受到「不能合理參與社會，以及基本社會正義感被剝奪」的痛苦。
這是為什麼許多倖存者出面「打破沉默」，最在乎的似乎是公眾「知的權益」與預防犯罪，而非個人可以有何收穫補償。《寬宥之南》的成書背景即與此有關，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是倖存者與加害者的對談；更深層來說，這牽涉到倖存者以個人之力，試圖達成一種正式（司法、文教）機構還未完備的社會使命。當我們讀到湯瑪斯說出自己：「受了那麼多教育、感受到那麼多愛，﹝⋯⋯﹞我還是做出了強暴這種事。」（一五三頁）我想很少讀者能夠不感到震撼。儘管我們早已知道，強暴與社經教育背景都無顯著關聯，然而聽見這番自白，感受依然大不相同。
雖然被殘酷對待過⋯⋯
莎蒂絲發起的這項計畫，得到包括父母與未婚夫，不同程度的支持。莎蒂絲的未婚夫再三表示，感覺她的做法超怪，但還是支持她貫徹想法。在少數寫到父母的段落中，我們也感受到，做為倖存者父母，儘管非常低調，卻也絕對沉重的苦痛。然而他們都選擇了尊重莎蒂絲的意願，沒有以約定俗成的常識去束縛她。這仍然反映了北歐地區的女權狀態，除了不責備受害者，對於女性的自由、特立獨行以及創造力，人們已經能以具體作為加以肯定。
儘管如此，我想還是有必要，對這個「非正統的實踐」稍加補充說明。在一般狀態下，這樣的會面，確實具有一定的風險。如果有人無法鼓勵倖存者進行這類接觸，也未必毫無道理。要知道，莎蒂絲並非全無準備一頭熱地投身這個計畫，會面發生在強暴事件十六年之後，在這段時間裡，她做足了功課，也在事前與湯瑪斯的長期通訊中，奠定了開啟對話的基礎；在書中，我們看到，她會很細緻地辨別什麼是「加害者具逃避性質的罪惡感」，令我們深深感覺到，這本書非但為性暴力帶來深刻的了解，對於如何阻斷加害者各種「迴避型的假處理」，也提出了敏銳的觀察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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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TED 演講截圖
根據對《護家魔》這部紀實電影的報導，現實中真有其人的女孩「海豚」，讀到繪本《妳可以說不》中，繪本中的母親，會給予遭受性侵的女兒溫柔的支持，然而海豚卻發現現實中自己的母親，只是對自己惡言相向──提起這個令人鼻酸的對照，並非希望減少倖存者的勇氣，而是覺得有必要提醒，如同沒有標準化的受害者與加害者，兩方會面，能不能得到本書中所看到的誠意與進展，永遠會是一個未知數。雖然不希望這本書被簡化為膚淺的「速食和解」，更不希望有人斷章取義地，只是苛求倖存者必須複製同樣的行動，因而造成更多傷害。但在另一方面，也必須要說，某些時候，打一場「必勝之仗」未必最有意義，我們支持人們保持樂觀與開放，並不表示我們認為積極的態度，一定會有皆大歡喜的結局，而是因為樂觀與開放，本身就是高貴的情操。這本書揭露了一個險象環生的過程，許多堅持可說讀來驚心動魄。目前來說，我們還沒建立整套充份維護性侵倖存者的制度與文化，在這個奮鬥的過程裡，身先士卒的《寬宥之南》，容或有未臻完美處，仍是令人不忍錯過的珍罕作品。
如果以一句話來總結《寬宥之南》的精神，我會說它是：「雖然被殘酷對待過，但並不因此變得更加殘酷；即使知道了何謂喪失人性，卻能更加堅強地守護人性。」願我們都能以此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