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伊朗女權運動家馬希赫・阿琳娜嘉德，從發起「我的秘密自由」鼓勵伊朗女性揭開頭巾的運動起手，翻轉父權主義加諸於女性之限制，爭取女性權益與自由平等。
隨著恐怖主義、難民危機等議題在國際社會持續引發關注，當我們談及穆斯林群體時，相應的宗教、性別問題也愈來愈顯得無可迴避。人們關心穆斯林國家的女性權利問題，並就此展開了更加深入的討論。
有更多的人關注到不同地區、群體中的女權問題是好事，但也許身處異鄉的我們永遠也沒有辦法、也不該代言她們，給出真實有效的解決方案。穆斯林社群中的女權問題到底是什麼？應該如何解決？我們需要更多、更耐心地傾聽穆斯林女性自己的聲音。
身在伊朗的權文武給我們發來了這篇採訪記錄。身為多年來致力於改善伊朗穆斯林女性權利狀況的活動家，馬希赫・阿琳娜嘉德是如何看待伊斯蘭教國家的女性權利政策問題，又是為什麼選擇了她現在所做的事業？也許我們能夠從這位了不起女性的敘述中，感受到穆斯林女權主義者的力量。
馬希赫・阿琳娜嘉德
6 月 7 日，在伊朗與比利時的男排比賽中，伊朗女性在伊斯蘭共和國成立 38 年後首次被允許進入體育場現場觀看比賽。我藉此話題找到了著名伊朗女權活動家馬希赫・阿琳娜嘉德（Masih Alinejad），跟她探討了後核協議時代（編者註：指 2015 年 7 月達成的伊朗核問題協議，長達 10 年的伊朗核制裁自此被取消）伊朗性別平權運動的發展前景與策略，以及 Alinejad 發起的摘除頭巾運動的現實意義。
馬希赫・阿琳娜嘉德，1976 年出生於伊朗里海沿岸。伊朗著名記者、女權活動家。早年擔任過駐議會記者，並曝光過多起政府官員貪腐案件。2009 年綠色革命失敗後，她流亡美國。現為 VOA 波斯語頻道節目主持人，並頻繁做客 Radio Farda、Manoto 等伊朗境外獨立媒體，點評婦女權利、社會公正等議題。
2014 年起，她在臉書上發起「我的秘密自由」（My Stealthy Freedom）運動，鼓勵伊朗女性在公共場合悄悄揭掉頭巾拍照並上傳社交網絡，推動伊朗女性著裝自主權。目前該頁面已經獲得超過百萬各國粉絲支持。
問：
伊朗政府在伊斯蘭革命後首次允許女性進入體育場觀看比賽，您從性別平權角度，如何評價這一事件？您覺得在未來 4 年，魯哈尼政府第二任期內（編者註：2017 年 5 月 20 日，魯哈尼擊敗對手萊希，成功連任伊朗總統），會有更多推動女性權利的政治舉措嗎？
首先，所謂伊朗女性獲准進入體育場觀賽其實是一個謊言。這次被允許觀賽的女性其實都是排球運動員、體育協會或相關部門負責人的女性親屬，而非所有伊朗女性。伊朗政府不過是挑選少量女性進入體育場，然後以此作為政治宣傳的材料，搪塞國際社會對伊朗性別不平等的批評。
不過，儘管如此，這些被精挑細選的女性獲准現場觀賽，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積極意義。考慮到伊朗進步女性的選票在這次魯哈尼成功連任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推動其改善婦女權利的壓力是存在的。
但我們要注意，魯哈尼 4 年前在競選第一任總統職務時為了撈得選票，大打性別平等牌，但他當選後，政府婦女與家庭事務部長 Molavardi 卻稱為了遵守宗教信條將不再推動此事。所以，如果這屆政府繼續實行靠口號撈取選票、當選後向宗教保守勢力妥協示好的政策，對於未來 4 年伊朗女性權利能否改善，我並不樂觀。
問：
伊朗核協議簽署，伊朗慢慢向西方世界大開大門，越來越多的西方公司和旅客進入伊朗。在您看來，伊朗女權乃至整個民權運動的政治生態會在後核協議時代得到改善嗎？
伊朗經濟對外開放是把雙刃劍。
一種可能是國際社會，尤其是歐洲國家，加強監督後核制裁時代的伊朗，繼續充當伊朗性別平等問題的支持者。西方政府可以要求本國公司與伊朗公司的協議中增加女性參與就業、取消強制頭巾等條款，外國非穆斯林國家女性旅行者在與伊朗當地女性的接觸中，也會帶來新的性別平權觀念。
但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如果外國投資者只考慮自己的腰包而無視女性權利問題，那麼與西方接觸的獲益者就將只是伊朗政府而不是伊朗民眾，伊朗女權運動的未來反而可能受到沉重打擊。
很遺憾，最近的事件表明，後核協議時代伊朗女權正朝後一種可能的方向發展。制裁解除前，歐盟主席阿什頓女士訪問伊朗期間，曾積極為伊朗女權和民權運動發聲。制裁解除後，更多的西方女性政治家來到伊朗，但卻不再就性別平等問題向伊朗政府發難，因為她們更想讓本國公司進入伊朗市場。
舉個最明顯的例子：歐盟安全事務代表穆格里尼女士，為了能夠獲准進入伊朗、從伊朗未來經濟發展中分得一杯羹，甘願屈從落後的、歧視婦女的伊朗伊斯蘭法律，佩戴頭巾。來到伊朗後，她跟伊朗政府只商討貿易合同和經濟合作，任由伊朗人權和女權的議題被核協議後雪花般飄來的經濟合同掩埋。
我很擔心，後核協議時代伊朗女權與民權運動的未來就跟今天的沙特一樣—— 政府對外國投資者十分友好，外國女性政治家或商人甚至可以在公共場合不帶頭巾，但在通過與西方交往獲得大量資本後，對西方的媒體和政治機構施加影響，讓其對本地女權狀況噤聲，從而可以為所欲為地鎮壓本國女性權利和民權運動。
Masih Alinejad 發起的「白色星期三」運動
問：
伊朗女性思想相對中東地區其他穆斯林國家來說要更加前進，但據我個人觀察，她們更多是在個人口頭而不是集體行動上追求性別平等，比如更願意通過婚姻而不是獨立奮鬥改善自己的命運。您如何解釋這一現象？
我堅信，伊朗女性也是高度負責任的群體，每天都在抵抗和挑戰性別歧視的法律。
你要認識到，伊朗的體制是一個對女性施以高壓的體制，女性的集體政治行動受到很大限制。伊朗精神領袖甚至下達宗教裁決禁止女性騎自行車。在政府核心崗位，女性的參與也受到限制，魯哈尼內閣成員中只有兩名女性部長。
面對這個限制女性政治參與的高壓體制，做一個言論上挑戰強制佩戴頭巾的女性甚至需要擁有比民權主義行動者更大的勇氣，因為她挑戰的是宗教體制的紅線。曾有議員在國會中提到頭巾問題，但兩天後就收回言論並公開道歉。高壓的體制下，即使是女性議員也不得不在自身性別議題上退讓，面臨比政治家更高傷害與風險的普通伊朗女性就更難就女性議題有組織、有行動地抗議。
關於大多數伊朗女性想通過結婚改變自身境遇，我並不認同。你可以看看統計數據，伊朗女性在工程師、醫學和體育等各領域，雖然受宗教限制在參與度和收入上不如男性，但貢獻非常大。伊朗女性儘管在法律上倍受歧視——不經丈夫允許不得獨自旅行、繼承權為男性一半、不得擔任法官、不得出任總統⋯⋯卻取得了與其他國家女性一樣甚至更巨大的成就，引領國家進步。
問：
在伊朗這個法律和社會結構上反對男女平權的國家，您發起的一些關於穿戴的女權運動，如「我的秘密自由」（鼓勵女性在公共場合秘密摘掉頭巾然後拍照上傳到社交媒體上）、「白色星期三」運動（鼓勵女性在每週三佩戴白色紗巾對抗宗教所代表的黑色），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女性爭取性別平等？您為何針對宗教文化議題而非政治和經濟議題——如政治參與、就業平等——發動平權運動？
就這個問題，我想先給出一個概括性的回覆：如果一個政府不允許女性自由選擇腦袋上面穿戴什麼，又怎麼會讓女性根據自己頭腦裡面的想法在其他領域上的議題如就業、遺產繼承權和政治參與上的平等做決定呢？伊朗女性首先必須要在關於自己的身體和穿著的議題上自豪、大膽、高聲地發表看法，才能獲得力量去爭取在其他議題上發言的權利。
我發起的秘密自由運動，根本上講不是為了通過法律手段爭取取消強制頭巾政策，而是讓那些因為反對強制頭巾政策被境內國家媒體屏蔽 40 年的女性獲得發聲的渠道，讓她們知道自己並不孤獨，還有很多跟她們一樣的人在為穿戴自由而奮鬥。挑戰男權政治結構的第一步，就是要讓女性相信自己有力量，相信自己的聲音和身份能得到傳播。如果女性的聲音能夠更多的在媒體上傳播，壓迫女性的人就會有所忌憚。
Masih Alinejad 穿著印有「我的秘密自由」運動照片的 T 卹
我和其他伊朗女性反抗的不僅僅是強制頭巾，我們反抗的是所有男權主義體制。我們通過頭巾議題打破伊朗官方媒體對女性權利的噤聲，發現其他女性議題上的戰友，更加團結地在各個男女平權議題上奮戰。
對於你關於女性權利優先議題的質疑，我想問：作為一個人，你早上準備起床上班，但穿衣服時卻有一個人過來告訴你該穿什麼不該穿什麼，然後給你穿上他認可的衣服，你會怎麼想？你這一整天會有怎樣的心情？是考慮跟辦公室老闆爭取收入平等權，還是先想到為什麼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穿戴？這就是 40 年來伊朗女性的境遇。每天早晨，政府、法律、男權社會掐住了我們的脖子，由他們決定我們該如何穿戴。
這種對女性精神上的傷害、對我們真實身份的剝奪，從 7 歲上小學時起就開始了，我們被迫在強加的謊言和虛假的身份中生活。在高壓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女性，很難意識到自己的權力和力量，去追求性別平權。我希望，通過「我的秘密自由」運動，讓下至 7 歲的女童上至 80 歲的老嫗彼此團結起來反抗政府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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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星期三」運動海報
頭巾議題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台階，一個通往奪回女性其他應有權利之路的台階。伊朗媒體多年來宣稱，如果女性不佩戴頭巾，就會失去安全、被男性侵犯。也就是說，女性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不帶頭巾在公共場所自由行走，而在伊朗必須佩帶頭巾才能安全，難道伊朗男人是禽獸不成？這難道不也是對男性的污衊嗎？
強迫所有女性帶頭巾和強迫所有女性不帶頭巾在道德上沒有任何區別，都是剝奪女性對自己身體和穿戴的選擇權，所以強迫戴頭巾也是對自願戴頭巾女性的污衊。
剝奪女性的對身體自由選擇權就是剝奪她的生命。如果一個女孩走在街上，卻要由別人支配她身體的穿戴，她便與行屍走肉無異了，何談爭取其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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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您覺得，女權主義為了在伊朗更深紮根、獲得更長遠廣闊的發展，未來是否需要本土化，即融合伊朗傳統道德和伊斯蘭價值，並做出部分讓步？
我在伊朗生活時，常常思索，由於西方女權主義的反對者在伊朗政治結構中十分強大，伊朗國內所有（在女性議題上）變革的道路都被堵死，因此只有通過與伊斯蘭女權主義者合作，改變才有可能發生。我認為，只有世俗政府（編者註：即在社會生活和政治活動中擺脫宗教控制，俗稱政教分離）才有可能從根本上維護性別平等，尊重女性權利。但目前，鑑於伊朗當下狀況，我出於策略需要選擇與伊斯蘭女權主義者合作。
比如，以西方女權運動為模板的「性別平權百萬簽名」運動遭到伊朗政府嚴酷鎮壓，議員甚至不能在議會裡商討此事。而 Shirin Abadi 以一個穆斯林女性的身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編者註：Shirin Abadi，伊朗女性律師和人權活動者，2003 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成為第一位獲獎的伊朗人和穆斯林女性），關於伊朗女性權利的話語討論才慢慢放開。她甚至能與一些議員會面，商討改變法律中的一些性別歧視條款。
由於法律中很多性歧視的條款可以追溯到沙利亞法，貌似只有伊斯蘭女權主義者才能通過與宗教權威人士對話、討論，給變革帶來一些可能。而這些伊斯蘭女權主義者也確實正在遺產繼承平權等方面做出著努力，改變男權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