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蒂·史密斯 12 月 30 日生日,70 歲的她像強悍堅韌的符號,象徵尚未逝去的光輝年代,永遠在向前,永遠有想望,永遠都要革命。人們喊她搖滾教母,而我們知道,她不過是用一生換一個對理想的執念,無論是愛,無論是音樂,又或是生命。

那是什麼感覺

1946年12月30日,芝加哥,我在一場巨大暴風雪中誕生。就在我父親奮力幫著敞開車窗的計程車爬行過密歇根湖岸大道之時,母親分娩了。我一生下來就是個骨瘦如柴的孩子,父親費了很多心力才讓我活下來,他一直把我捧在冒著熱氣的洗衣盆邊上,好讓我呼吸。我想當我七十歲生日那天,帶著樂隊、兒子和女兒走上芝加哥里維艾拉劇院的舞臺時,我就會想起他。

儘管前些日子因為總統大選,群情激奮的氣氛吞沒了我們,我仍試著讓自己在12月專注於工作,照料家人,為新的一年做準備。年底回芝加哥前,我的2016年還有最後一個重要的任務要完成。9月時諾貝爾獎委員會找上我,希望我能到頒獎典禮上演唱,向今年的文學獎獲獎者致敬。當時我們都還不知道誰會獲獎,我只是考慮到可以去斯德哥爾摩待上幾天,住在俯瞰水面的美麗旅館——那將是個值得榮耀,也適合沉思和寫作的機會。我答應了並選了一首自己的歌,想著那首歌很可以搭配管弦樂團。

等巴布·迪倫獲獎並決定接受的消息傳來時,上場演唱我自己的歌曲就顯得不再合適。一切出乎意料之外,我內心開始湧現衝突感,他將缺席,而我能勝任這個演唱的任務嗎?我這麼唱會冒犯巴布迪倫嗎?他可是我最不願冒犯的人了。既然已經許下承諾,我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演唱<暴雨將至>,這是我從青少年時代就喜歡的歌,也是我去世的丈夫所喜歡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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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歌曲後,我就抓緊每一個空檔練習,想確保自己能謹記並傳達出每一句歌詞。我的兒子就是個藍眼孩子,我愉悅又堅定地練習著,用原調唱著這些詞句,一遍又一遍。我決心盡我所能,完全按照這首歌被創作出來時的原樣演唱它。我買了套新西裝,修剪了頭髮,真心覺得我準備好了。

典禮的當天早上,我一醒過來就有點焦慮。外面傾盆大雨,而且越下越大。我一邊穿衣打扮,一邊自信地復習著歌。我在旅館大堂見到了一個可愛的日本女人,她穿著正式的傳統服裝——綴滿刺繡的淡黃色及地和服,踏著木屐,還有一頭完美的髮型。她跟我說她是來向自己的老闆致敬的,她的老闆榮獲諾貝爾醫學獎,可惜這天氣不盡如人意。妳美麗極了,我對她說,無論多大的風雨也無法改變這一點。等我到達音樂廳時,外面開始下雪。我和管弦樂團進行了一次完美的彩排,我被安排到一間單獨的更衣室,裡面還擺著一架鋼琴,有人送來茶和熱湯。我能改受到人們對這場演出的期待。所有的東西都出現在我面前。

我想到了我的母親,是她在我還不到16歲時買了第一張迪倫的專輯給我。她是在一家廉價商店的折扣品中翻到,用自己當服務生的小費買下。「他看起來像是你會喜歡的人。」她對我這麼說。我一遍又一遍地放這張唱片,最喜歡的就是<暴雨將至>。我激動地想,雖然我沒有活在詩人蘭波的時代,但我起碼活在巴布迪倫的時代。我想起了我的丈夫,想起我們一起演唱這首歌時的樣子,腦海中出現他撥弄琴弦時的雙手。

忽然,上場時間到了。管弦樂團在俯瞰舞臺的包廂裡,國王、皇室家族和獲獎者也在那兒。我坐在指揮旁邊。晚會開始。我坐在那裡,想像著過去的獲獎者走向國王接受獎座的情景。赫曼·黑塞、湯瑪斯·曼、阿爾貝·卡繆。接著,大會宣布狄倫獲得這一屆諾貝爾文學獎,我感覺到心臟重重地撞擊著。一段感人的授獎詞之後,我聽到自己的名字,便站身來。像是走在童話故事裡一樣,我站到瑞典國王王后以及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一些頭腦的面前,帶著一首歌,歌裡的每一行詞句都像被編碼後般注入我們時代這位詩人的人生經驗與活力。

開場和絃響起,我聽見自己唱著,第一句還過得去,有點顫抖,我想還能定下神來。結果跟我想得不一樣,我的情緒在這樣的強度之下崩潰了,完全不受控,淹沒了我。我從眼角就能瞥見電視錄影機巨大的臂架,還有臺上的尊貴的男女們。這樣壓倒性的心慌,讓我無法繼續下去,我並非忘記這些已經成為我身體一部分的歌詞,但我真的完全無法把它們演唱出來。

這奇怪的狀況不但一直不退,還殘忍地待在我身上不走。我只好停下來,向大家道歉,然後重新嘗試在這種情緒中用全部的身心來演唱,我仍然唱得踉踉蹌蹌。我很清楚,歌曲的敍事開始於「我在那十二座迷霧的山邊跌跌撞撞」(I stumbled alongside of twelve misty mountains),結束於「但當我開始唱歌的時候我會清楚我要唱的是什麼。」(And I’ll know my song well before I start singing.)回到自己的座位時,我被失敗感恥辱地啃嚙著,同時我也怪異地意識到,我竟然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且真正地活在了這首歌詞的世界裡。

當天在諾貝爾獎的晚宴上,我坐在美國大使對面——一位美麗、健談的伊朗裔美國人,她負責在晚宴結束前朗讀狄倫的一封信。她讀得完美無瑕,我不禁想,狄倫有兩個強壯有力的女人站在他這邊啊,即使我表現的支吾顫抖,她可沒有,而我們都是心無旁騖,全心想著為他的作品服務。

隔天早上醒來時,我看到外面仍在下雪。早餐時,我遇到好多位諾貝爾獎科學家,他們跟我打招呼,並對我前一天在大庭廣眾之下的出錯掙扎表示讚賞,他們告訴說我表現得很好。我回答他們我希望能再好一些,不不,他們回答我,我們可不這麼希望。

對於我們來說,你的表演就像是象徵我們這些人常年都在作的努力掙扎。人們的善意言辭持續不斷,到最後我接受了這個看法,我到這裡來的任務是真實地表現人們的情感。我們為什麼對工作有所執著?為什麼要登台演出?最重要的不就是為了讓人們快樂和有所感受。除此之外,歌曲別無所求,創造歌曲的人也別無所求,那麼我為什麼要有所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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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丈夫弗雷德去世時,父親告訴我,時間並不會撫平所有創傷,但時間會帶來忍受苦痛的方法。我後來知道,這句話對於世間的事情,無論大小,都是真理。遙望未來,我確定暴雨不會停歇,而我們都必須對此有所準備。這一年將盡,12月30日,我會在我所出生城市,與我的樂隊、兒子和女兒演唱《馬群》(Horses)。

所有我所見過的、經歷過和記住的事情都會與我同在,而我此刻所感受到無比強烈的懊悔也會與其他人生時光揉雜。成為七十年的瞬間,七十年的生而為人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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