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教育熱誠的老師，卻往往可以因為制度的關係，而坐領較高的薪水與職位？我們不能要求具有熱情的老師，要無限制地付出，卻沒有辦法得到實質的回饋，這樣把老師當聖人的期待，是不切實際的「齊頭式平等」。
每次世界盃足球賽開打，總能在全國引起一陣觀賞球賽的風潮，賽事高潮迭起，結局經常跌破眾人的眼鏡，冠軍賽更是嗨到最高點，能拿到冠軍的隊伍，必然會有一、兩位閃耀的球星為眾人所關注，而失敗隊伍雖然輸了球，但是大家對於其中幾位閃亮明星高超的球技依然讚賞有加。
這時心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把各隊最亮眼的球員組成一隊，是不是就能拿下世界盃冠軍呢？其實未必如此！冠軍隊伍並非僅靠一、兩位閃亮球星的驚人球技就能贏球，還必須仰賴全體隊員團隊合作才行，即使如此也未必能贏球，球隊的向心力才是發揮戰力的核心關鍵；向心力來自球隊長期營造，以及球隊領導者的經營思維，球隊總教練則掌控著人員的調度。該用誰？何時用？球員像是棋子，總教練得下盤好棋才能幫助大家得到榮耀。
那麼，如果將全國優秀的老師集中在一所學校，這間學校的發展又會如何呢？
自由與公平
自由與公平是個普世價值， 不過誤用自由與公平卻也是普世現象。黃老師在美國奧勒岡州(State of Oregon)念博士班，一念就念了七年，他相當熱愛釣魚，週末沒事就去河邊釣魚，他發現在美國釣魚竟然要買釣魚證，而且一條河需要一張釣魚證，買了甲河的釣魚證，不能到乙河釣魚；更讓黃老師驚奇的是，買了甲河Ａ魚的釣魚證，竟然就只能釣Ａ魚，不能釣其他種類的魚，如果釣上了Ｂ魚，很抱歉，請放回去。臺灣的朋友聽到這件事都哈哈大笑，並且表示在臺灣誰會理你啊！確實，這種規定在臺灣像是個笑話，臺灣的朋友愛去哪兒釣就去哪兒釣，就算這條河旁邊的告示牌寫著「禁止垂釣」，還是會有人視而不見。若問抓魚者此處不是不可以釣魚嗎？他會回答自己是用「網」的，可沒有釣魚！
美國朋友這麼「笨」地遵守規定得到了什麼好處？奧勒岡州政府收了釣魚證的錢之後，專款專用，全部用作維護溪流的生態環境，在適當地點建設釣魚平臺、廁所、停車場等公共設施，並且會養殖特定魚種至一定大小再野放，因此美國朋友不但可以舒舒服服且安全地釣魚，還能釣得很過癮，因為釣起大魚總是讓人心情爽快。
臺灣的朋友想要溪釣，必須自己研究釣點，還要披荊斬棘想辦法抵達溪邊，溪邊不但環境髒亂，溪水品質堪慮，釣起來的魚經常連巴掌大小都不到。表面上看來，美國朋友真不自由，釣個魚還得買張釣魚證，但是他們得到了品質和真正的方便；臺灣則看似自由，愛去哪裡釣都可以，想用各種工具都行，但每個人為了自我的方便，最後卻造成大家都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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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頭式平等的謬誤
安傑過去是一位極富正義感的學生，看到同學被欺負，經常會不畏流言主動仗義執言，不過他自己也有一些狀況，那就是對讀書感到意興闌珊，對運動也未必積極，很多分內的事總是一拖再拖，上課也總是在夢周公。多年以後，安傑踏入社會工作三年了，月薪只有二萬六千元，對比同學安東在私立高中當老師，月薪六萬多，安傑總感到心有不平。只是安傑忘了一些事，當他在恍神、睡覺、玩手機遊戲時，安東總是聚精會神地聽課、認真學習，拚死拚活度過各種挑戰，並積極參與各種校外活動，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最後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考上正式教師。接著再拚命教書，一週二十五節課，下班後繼續上課輔班，課輔結束，還接著晚自習，才拿到六萬多的薪水，這......不公平嗎？如何才算公平？
教育界很強調公平，卻是一種表面上齊頭式的公平。志光是一位很認真的老師，不但教學認真，對於教材研發更是用心，因此還得過教學卓越金質獎、師鐸獎等榮耀與獎項。教得好又用心，將班級交給志光老師負責幾乎不會有負面批評，於是，志光老師的課愈上愈多。
學校裡另一位孟非老師則是經常被學生和家長投訴，校長接二連三地接到教育局公文要求處理，使得學校行政人員非常頭疼，為了減少麻煩，只好盡量讓孟非老師少上一點課，甚至乾脆讓他去負責行政職，只是行政人員也沒人想與他共事，最後只好調動孟非老師到一個閒到不能再閒的處室。
與孟非老師相同年資的志光老師，每天勞心勞力地為教育打拚，薪水卻比閒到不行的孟非老師還少，因為「按照制度」，孟非老師比志光老師多了「行政加給」；根據現有制度，這種狀況等於是變相鼓勵大家：「擺爛」可以讓自己比較輕鬆，努力只會讓自己累死，而且更好笑的是，擺爛的人薪水還多一些。
關心教育的各界人士喜歡讚美把薪水捐出來的老師，頌揚不拿錢幫孩子免費上課的老師，推崇沒日沒夜沒休假地照顧學生，卻拋妻棄子的老師。如果要當個好老師必須把薪水捐出來、提供免費演講、當義工課後輔導，假日還要帶著孩子上山或環島，我想不會有太多優秀的年輕人願意加入這個行業。如果教育要靠一群「寂寞的傻瓜」自我犧牲（或說自我實現），真的是相當扭曲和殘忍。
與我同期的師鐸獎得主陳清圳校長，每天從雲林大埤的家裡，開車三十公里到華南國小，再開十七公里到樟湖國中小學，每個月光是油錢就要花掉二萬元。為了讓學生能有更好的生態學習機會，還自掏腰包租下學校前面的田地，這麼想為教育做點事的人，資源卻少得可憐，各界除了拍手之外，也必須體認這種現況的不正常，更需要有系統地解決教育資源齊頭式平等的謬誤。
像這樣的偏鄉學校，若是能打破現有制度所謂的公平，多提供人力與經費，即使一個老師只帶一個學生的狀況也願意支持，那麼不用多久，就會有不少老師爭取到偏鄉教學，也會有不少家長願意花費較長的通勤時間把孩子送到偏鄉學校，因為可以預期自己的孩子肯定會受到較多的關注。當然這時必定會有人批評是浪費教育資源，而且只教一、兩個小孩，工作量這麼少，太「不公平」了。
教育不是一門生意，不能用成本效益來衡量，拉偏鄉的孩子一把，是讓社會階層流動的必要舉措。偏鄉的孩子及其父母為什麼會待在偏鄉？因為他們多是弱勢的一群。經常看到有人在 Facebook 上分享佝僂的老婆婆擺攤子養活家人的故事，希望藉由分享吸引人們去消費，因為老婆婆屬於弱勢族群，所以激發了大家想幫忙的慈善心，但為何碰到給予偏鄉地區的弱勢族群多一點教育資源之議題，就一再強調表面上的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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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的教育發展
另一位同期的師鐸獎老師楊志朗，每個月將六分之一的薪水捐出來給學生買書，大家都相當感動（李濤拍攝的《善耕台灣》系列，光是楊志朗的特輯，就有五百多萬的點閱率），然而他卻犧牲了經營自己的家庭，四十多歲仍然孤身一人。我曾問志朗：「你寂寞嗎？」
「非常寂寞！」志朗坦白地回答。
將值得尊敬的教育界人士塑造成「完美」英雄形象，不但會傷害他們，也會傷害其他教育者。志朗捐錢捐了十七年，捐得毫無壓力，因為那是他自己想幫孩子，出名之後，總有些閒言閒語，原本出於熱心的捐款，現在卻變得如同欠誰錢似的，好像不捐不行，令志朗感覺變得有負擔了。每月花費二萬元油錢、捐六分之一薪水......全國有幾個老師能做到？然而，我們真的期待全國老師都這樣做嗎？長遠教育發展是這樣運作的嗎？
如果把芬蘭最優秀的數位教師集中在臺灣的一間學校，是否這所學校就會變得非常優質呢？那就得看這個學校的校長是否一樣很優秀，這個地區的教育局長是否有前瞻的理念，這個國家的教育部長是否有引領未來的眼光和勇氣。
現在的教育現場是如何選出一位教育部長呢？ 教育局長是如何指派的呢？各校校長又是怎麼遴選出來的？教育部長和教育局長何等重要，實在需要成立一個超越黨派的遴選與推薦委員會，來幫國家的未來找到適當的領導者。教育部長與教育局長選對了，那麼各校校長的遴選也就對了一半，另外一半就必須修改現有教師升任行政人員的辦法。
現在各個學校的行政人員，當然不乏擁有教育熱忱又熱心服務的教師，但也有很高比例是被強迫負責行政的菜鳥教師；不可諱言，還有一些教學狀況不佳，或是說不清為何要聘用導致無課可上的老師，以及參與學校行政比例極高的體育老師。這些行政人員都有機會成為主任，在高中裡只需校長任命，就可以成為主任，不需要任何考試，也不需要任何遴選，成為主任之後，只要用心經營人脈，不出數年大多可以順利當上校長。
如果新科校長是由擁有教育熱忱又熱心服務的教師升任，這不但是學校的運氣，更是國家的福氣；如果新科校長是當年教學狀況不佳轉而負責行政職的老師，因為多年的人脈經營，如今順利轉任校長，那真的只能請大家自求多福吧！
中學校長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體育老師轉任校長的比例特別高（有一說高達二分之一），這種現象當然是現有制度所造成。或許有人會提出，上述是否對高中校長由體育老師升任有偏見？這麼說吧，高中校長有一半是數學老師、地理老師或是音樂老師等，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造成這種現象的制度不需要討論一下嗎？這才是本文期望引起教育界思考的重點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