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台灣政壇,現今政治人物常將性別歧視語言,視為用幽默打擊政敵對手的主要工具;然而,在性別議題上不斷失言,並合理化性別歧視的話語,真的值得選民一再容忍嗎?

 文|張天泰

近期,柯文哲市長再次因為「惡霸強姦說」,引發性別歧視風波。

根據台灣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在 2021 年 1 月 5 日發布「 2021 年性別圖像」,依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 2019 年性別不平等指數,台灣資料代入計算後,性別平等表現為全球第 6 名,居亞洲之冠。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國家、台灣國會女性立委比例為亞洲第一,照理而言,台灣性別平等排名世界第六,對於政治人物的性別歧視言論應是零容忍。

然而,當我們爬梳台灣政治人物「歧視女性言論」的歷史,卻是不分政黨持續發生。

包含國民黨前主席吳敦義,影射陳菊為「母豬」;

前健保署長楊志良曾提及:「總統蔡英文、總統秘書長陳菊、北農總經理吳音寧從未照顧過小孩,不知道有多辛苦。」

前總統府資政辜寬敏曾評論:「穿裙子的,不適合當三軍統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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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立委林重謨曾批評陳文茜,身為立委卻在媒體上批評時政,就像「菜店查某」在批評情色業;

前立委蔡啟芳甚至發出性騷擾言論:「陳文茜說她的乳房是社交工具,我可不可以社交一下?」

以及時代力量議員參選人吳佩芸,曾被民進黨籍議員何文海當面評論:「既然都拍泳裝照了,身材很好,就把上半身露出來,把胸部露出來。」 

台灣政治人物每當出現歧視女性言論,雖有輿論抨擊,但多以政治口水帶過,或口頭道歉,停留在不斷犯錯、不斷道歉和永不改過的模式,但卻很少台灣政治人物因發出性別歧視語言,就此下台辭職負責。

深感不安,台灣這樣合理化性別歧視言論的亂象,筆者認為此風不可長,故為想先介紹日本政治人物,因發表性別歧視言論而下台的案例,再來探究性別歧視語言,背後所隱藏的厭女症。

最後,再提出促進性別平等行動的理論基礎:女性主義教育學和女性主義,透過為女性增權賦能,用行動關注上述性別平等和正義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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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車之鑑:日本政治人物因性別歧視言論下台 

學者 Fairclough 在 1993 年曾提示:「語言是一種表達的載體工具,不同的意識形態群體,行使權力關係會透過語言展示,經由語言的形式去呈現支配地位的不透明,和透明的結構關係,包括語言中表現出的歧視、權力和控制,且過程是被隱藏的、有偏見地利用。」

日本同在亞洲文化脈絡下,但其政治人物發出性別歧視言論,所付出的代價是辭職下台負責,而非用政治口水帶過,或口頭道歉就可敷衍了事。

在 2021 年擔任東奧組委會會長的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因為一連串的歧視爭議發言,也掀起了當地輿論憤怒指責的風波。

森喜朗在的奧運籌辦會議上,針對組織性別比例的規定表示:「女性理事變多的話,開會很浪費時間。女人跟女人競爭意識很強啦,一個人要是舉手發言,另一個馬上也要講話。這樣大家就一直要說話沒完沒了⋯⋯。」

森喜朗歧視女性的語言連發,隨即因為線上會議的公開而引起風暴,雖然森喜朗立即召開記者會道歉。強調自己沒有歧視女性的本意,失當的發言為不經意發出,因此決心認錯並撤回發言。

然而,輿論並不因此雲淡風輕,森喜朗仍遭到民眾猛烈抨擊,甚至被迫辭去主席職務,森喜朗因性別歧視言論下台負責。

二、性別歧視語言背後隱藏的厭女症

性別歧視語言透漏出對女性不當的權力和控制,而筆者探究隱藏在性別歧視語言,其背後意識形態根源為厭女症(Misogyny)。

在厭女症定義,David D. Gilmore 用人類學家來詮釋,厭女症植根於男性相互矛盾的感受:男性在生育方面依賴女性的存在,以及男性在男性軟弱時期對女性權力的恐懼,這與男性對愛的根深蒂固的需求形成鮮明對比。 

而社會學家 Michael Flood 也曾對厭女症定義,他提及雖在男性中最常見,但厭女症也存在於女性身上,並且由女性對其他女性甚至她們自己進行。

厭女症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信仰體系,幾千年來一直伴隨著父權製或男性主導的社會,並繼續將女性置於權力和決策有限的從屬地位。

而社會心理學研究也對厭女症做描述性定義,其定義為對女性的公然敵對性別歧視,這性別歧視勢必引起女性的群起抵抗。

在政治領域,往往參政男性人數高於女性。


圖片|維基百科;圖為澳洲前總理 Julia Gillard。

2012 年澳洲女性總理 Julia Gillard,便在議會演講強烈批判,政敵對她倡議政策的評量標準和其他參政男性不同,此為厭女症下的雙重標準,並用粗鄙的性術語談論她;

再加上當天工黨通過立法,削減了向單身母親提供的 7.28 億美元福利,Julia Gillard 批判此為系統性厭女症,言論也受到全球廣泛的迴響。

然而,厭女症同時會發生在男女身上,有厭女症的人通常不會意識到自己有這樣的心態,因厭女症屬於無意識的仇女,所以常常都說出性別歧視的話語,卻不斷聲稱自己是無意。

根據科學研究,厭女症可能是在人類早期發展時,特定角色的女性造成了某些心理創傷,例如:母親家暴、母親對孩子的情感發展刻意忽視,或是被姐妹、女老師,女朋友用錯誤的對待方式,導致在大腦的皮質下區域(Subcortical matter)種下仇女的意識種子。

而這樣的意識種子持續在腦中成長,經過大腦中的恐懼處理(Fear processing)和記憶區域(Memory areas),最後影響人類感性及理性的決策,便形成厭女症,出現不信任女性、相信性別偏見、甚至是對身體、性和情感虐待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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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性別平等行動的理論基礎:女性主義教育學和女性主義

再追溯厭女症的因果連結根源,是來自於大男人主義把女性物化工具化當成物品,而不尊重女性的主體性,最常聽見的便是「女人如衣服,男人如手足」的大男人主義式言論;

看似要吹捧大男人主義虛偽膨脹的自豪感,但實質卻留下男性把女性物化工具化的性別歧視的語言證據。

筆者認為女性主義、女性主義教育學,可破解大男人主義把女性物化工具化的厭女症狀遺毒;

因仔細分析大男人主義的意識形態,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男尊女卑」的封建落伍思想,關鍵在思想教育出現偏差,必須以正確思想導正錯誤思想才能治本。

故筆者認為女性主義和女性主義教育學,可做為性別平等教育行動,和實踐性別正義的思想基礎,且可為女性賦能的教育,並產生阻止性別歧視和性別不正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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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女性主義教育學(feminist pedagogy)和女性主義(feminism)的關係密不可分,因女性主義把教育看成是一種啟蒙的過程,以開啟女性批判的智慧,掙脫宿命論的束縛為目的;

教育也被女性主義視為結束女性附屬地位的整合要素,且女性主義教育者也認為教育並非最終目的,則是達成個人發展與社會變遷的工具。

同時,女性主義者希望把理念落實在「教育」中,而不僅僅是以「性別平等」為滿足,更希望透過教育來提升女性意識,勇於採取行動來對抗父權制度(patriarchalism)的不平等結構,進而促進社會的改革。

其中,賦能(empowerment)是婦女社會運動的主軸,而女性主義教育學最大的核心觀念,正是為女性增權賦能。

在女性主義教育學的部分,學人 Shrewsbury 在 1987 年曾為女性主義教育學定義為:「使學習者增權賦能,對同儕及學習內容負責,並將所學付諸社會行動。」

其最後的理念目標是達成社會正義,並在教育的過程中重新重視女性被壓迫的經驗,重新去認知婦女的學習方式,並使婦女在環境脈絡中建立其主體性。

而女性主義教育學是女性主義的衍生,代表一種解放教育的出現,從解構權力、爭取平權、強調差異來著手,在關懷女性的教與學的轉化行動中,去終止女性被歸類為男性附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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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除了進行解構的工作——全面檢視現存的性別不平等和背後潛藏的結構因素外,女性主義的觀點更溢入教育學的土壤,豐碩了教育學的內涵,開啟了女性主義教育學。

要防治性別歧視和性別語言暴力的發生,男性也要正視自己的責任,學人 Jackson Katz 在 2013 年 TED 論壇,便認為男性在性別平權過程中的位置非常重要——

如何在性別歧視暴力事件發生時,絕不保持沉默並以行動制止,如何有男性在場的場合去主動自發地制止性別暴力,這是最大的關鍵,當男性也加入不接受性別暴力的隊伍中,將會出現一種更積極的反歧視暴力行為的社會文化。

這樣的社會文化,將會讓性別歧視暴力事件有效的降低。

而女性主義論述、女性主義教育學,不只能為女孩、女性賦能,有效阻止性別歧視暴力事件的發生,讓女性不被男尊女卑的意識形態、父權制度所綑綁而得到自由,也能使男性得到真正的自由,合理化壓迫控制或者虛假的優越感,從來不是獲得自由的正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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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家長選民和筆者提過,因為媒體大量曝光政治人物,導致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往往是學生模仿的對象。

現今政治人物常將性別歧視語言,視為他們用幽默打擊政敵對手的主要工具,而在性別議題上不斷失言,並合理化性別歧視的話語為幽默開玩笑。

事實上,這些性別歧視的話語不好笑,帶動性別歧視壞風氣,且會教壞台灣囝仔大小。

台灣政治人物必須徹底檢視自己言行,意識到性別歧視語言背後的厭女症,並學習女性主義和女性主義教育學,使其在男尊女卑、父權結構的綑綁下脫困。

如果好發性別歧視言論的行為模式不改,難保台灣選民會用選票拒絕其上台,並團結使其落選,走上和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一樣的道路,因性別歧視言論而終結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