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初,包含宋靄齡三姊妹在內的 17 位女性赴洋求學,成為中國歷史上極少數的女性留學生。她們一邊接受新式高等教育,一邊調和內心的傳統價值;有的採取女性主義立場,有的順從主流期待,留在家庭中。若換作是你,又會如何選擇?

宋靄齡,現代中國經商聚斂最成功的女性,宋美齡、宋慶齡的大姊,「宋氏皇朝」的幕後布局操盤手。

在 14 歲那年,就被父親送去美國留學。

那年代光是中國本土的女學生人數,都只有 1,853 人,不到學齡人口的百分之一(1907 年),而出洋去美國留學的女性,更是鳳毛麟角上宛如毛細孔的尖微:

1882 至 1915 年整整三十幾年間,赴美留學的中國男孩在記錄上是 359 人,女孩只有 17 人,宋氏姊妹就佔了三人。

想當然,這些女孩,一如宋小姐們的出身,都擁有與生俱來、得天獨厚的文化與經濟資源,家裡環境優渥,就讀教會學校,英語流利舉止合宜,幾乎每一位都有奶媽照顧生活起居。

但若因為這樣,我們認為這些千金的海外留學路一定順風順水,那可就誤會大了。


圖片|國史館;宋家三姊妹合影。

當千金宋靄齡乘坐豪華輪船頭等艙,抵達舊金山那天,還沒上岸呢,等在她眼前的,並不是爸爸為她安排的溫馨接送行程——而是美國移民局的冰冷刁難嘴臉。

根據《排華法案》的最新準則,宋靄齡因為身分不符合規定,照理說應該被關進碼頭旁的拘留所。

這個俗稱「中國監獄」的拘留所,位在海關建築的二樓,80 幾坪的空間,隨時都關著約 200 名中國人;空間擁擠到不用說桌椅了,鋪位上就連坐直的空間也沒有,要吃飯只能在地上吃。

裡頭被監禁的中國人宛如囚犯,受到移民局森嚴戒備,禁止外界探視,更被斷絕對外聯繫的所有管道,隨時都有可能被遣返回國。

宋靄齡日後的老公兼事業夥伴「孔祥熙」,山西富商之子,孔子第七十五代孫,比她早幾年去美國留學,入境時拿的可是當時全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李鴻章親自頒發的文件,同樣遭到美國移民局的入境折磨。

比宋靄齡更慘,他確確實實被關進了那座「中國監獄」,「被像動物一樣對待」整整一星期。


圖片|達志影像美聯社;左為孔祥熙,中為宋靄齡,兩人因孫中山相識。

這兩位人物的留美入境故事細節,來自歷史學者江勇振的最新著作《楚材晉育:中國留美學生 1872-1931》。

本書不只細述許多我們熟悉的歷史人物赴美留學時的境遇,更以宏觀的視野分析由滿清第一批留美的「容閎幼童生」,直到民國初年胡適等「五四世代」,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群體。

在海內外資料難稱齊全的限制下,江勇振先生仍盡可能負責而完善地調度解釋數據,他嘗試補充修正此前的中國留學教育研究,更提出許多新的看法觀點。

我並沒有涉獵留學教育研究,因此,本書大篇幅針對同儕研究的對話與批判,無可置喙;

但即使如此,像我這樣的普通讀者,讀起這本「學術著作」,並不覺得內容難以進入,甚至越讀發現越多故事和觀點,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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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Photo by  Christopher Luther  on Unsplash

「天龍」留學生心中的鄙視鏈

例如,前提宋靄齡與孔祥熙這兩位中國「天龍」少爺千金,入境美國時仍照樣被美國移民局極盡羞辱(特別是孔祥熙,他花了整整 16 個月跟簽證文件搏鬥才順利進入 Oberlin College 就讀)。

但根據江勇振的說法,這些赴美歸國的留學生,對於自身在美國遭受的歧視和刁難,大部分都選擇沉默不提,甚至回國後仍宣揚鼓吹美國如何自由、進步、文明。

江勇振認為,這些天之驕子覺得(或者說期待),美國歧視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另外一種中國人」。

也就是說,他們不反對美國法案排擠華工,他們只希望美國人能分清楚,他們的身分,和那些一般華工不一樣。

也因此孔祥熙以為拿著李鴻章親自發給的文件(而不是美國移民局要求的文件)就可以順利入關,宋靄齡的父親甚至大費周章為她辦了葡萄牙護照,想證明他們值得美國人另眼看待。


圖片|維基百科;宋氏家族合影,左前一為宋靄齡,她身後坐著的男性為父親宋嘉樹。

正因如此,對那些天龍留學生來說,最痛苦的,或許不是被海關刁難羞辱,而是我這等千金嬌貴之身,竟被美國人誤當做那些「無知無識」、「非我族類」的華工。

然而,除了少數清醒的人以外,大部分中國留學生終究沒想透,美國對華人才不是階級歧視,而是無差別的種族歧視,不管你是來讀書的千金少爺,還是來打工謀生的苦力,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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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生存之道

如果我們把這種階級鄙視鏈的心理,放到本書第五章,專門分析中國留美女學生的內容去看,特別有意思。

江勇振試著理解這些養尊處優的留美女學生,如何回應各種社會加諸她們身上的女性特質,特別當時中國正興起「新女性」的論述之爭;

關於女性到底為什麼要接受教育,女性走出深閨後的角色,以及兩性交往的新權力關係,都在公共領域中掀起討論。

當然,有關「新女性」要做什麼、又該怎麼做的這些問題呢,絕大部分給建議的都是男性(畢竟 mansplaining 可是不分時代的)。


圖片|Photo by zhang kaiyv on Unsplash

江勇振援引英國漢學家 Paul Bailey 的看法說:

參與這些(有關女子教育目的)論戰的人,所用的前提以及他們所提出來的作法,再再地顯示了男性對女性在現代化的中國社會裡,所應有的行為及其角色的焦慮感。

簡單講:男人一方面希望現代教育可以「修正」傳統中國女性的「缺點」,但又不希望女性被教育地太充分、太徹底、太成功,乃至於女人脫離了掌控,讓男性失去長久以來的社會優勢地位。

在這個時間點,留美女學生恰好站在一個特殊的位置,握有相對優勢資源去回應、參與、塑造這個「新女性」公共議題。

本書羅列了許多女留學生在美國的發言,我們可以清楚看見,她們如何一邊接受新式高等教育,一邊試著調和內心中國傳統價值:

有的人毫不猶豫採取女性主義立場,鏗鏘倡議女性經濟獨立和參政權(如李美步)。

有的人則從美國主流期待女性留在家庭畛域中──不要忘記美國大法官 RBG 女士 1960 年代法學院畢業仍求職不順──找到熟悉親切的論述;

用她們受過美國教育的中國腦袋,加倍堅定激昂地捍衛「男主外女主內」或「以夫為天」的倫理傳統(如顏雅清)。

在這兩端光譜間,我們看到每一位中國女留學生,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調和美國社會、中國社會、進步派、守舊派⋯⋯加諸她們肩上的種種矛盾想像。在這個高唱「新中國、新女性」但骨子裡仍是厭女到不行的父權社會,試著找到屬於她們的最佳生存位置。


圖片|維基百科;女權運動者,同時也是首位拿到庚子賠款獎學金的女學生李美步。

但問題就在這裡:如果這些女子,(一如江勇振多次企圖說明)來自富有到可以送女兒出國唸書的上層家庭,是天之驕女中的天之驕女;

如果她們本身就來自傳統中國的既得利益階級,那麼,我們便很難責怪她們多數人選擇站在保守光譜那端──畢竟如果遊戲規則對自己有利,那理性的人,為什麼要破壞規則呢?

本書研究時間段中 1920 至 1930 年代,剛好歐美時興起 Flappers 風尚。

Flappers 指歐美的摩登女子,她們剪短髮、畫濃妝、穿短裙,在公共場所盡情喝酒抽煙跳舞。一言以敝之,她們專做父權社會最不想看到女人做的事。

而本書也提到幾位留美的中國女性,極度不齒 flappers ,在報章雜誌上公開抨擊上海畫報中教女人如何打扮成 flappers 的妝髮教學(通常非常複雜而且厚重),是「奴才人生觀」,是「後宮疙瘩(Harlem Complex)的一個最鮮明的證據」。

確實,1920 年代歐美女性化妝的部份原因,是她們在兩性關係上開始採取更積極的攻守位置,但看在這些既得利益階級的中國女性眼裡,這樣的新女性舉止卻是「奴才」與「後宮」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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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維基百科;女星 Colleen Moore 的造型是 1920 年代 flappers 典範。

留美歸國女性,當然不反對一般女性可以教化;她們反對的,是把女性教化到太開放,開放到足以推翻她們所代表的社會價值:貞潔不二,相夫教子,持家有方。

簡單講,那些不操持家務,不奉養公婆,淫蕩遊走於眾多男性追求者之間的新女性,威脅到了留美閨秀們賴以生存的舊社會秩序。

而來自名門家庭,受過西方教育,擁有的諸多優勢經濟文化社會資源,在這時候便成為她們攻擊異己的利器。

女性可以教化,但不可以教化到威脅自己生存的程度,這個思維,和彼時中國男性「女生可以教但是不要教過頭」的新女性(厭女)論述,聽起來簡直如出一轍。

再一次,我想強調,我個人覺得這是女性在男人主導的社會中,被迫有意識或無意識採取的生存策略,當中無關價值判斷。

而且,如果真有價值判斷,我反而會認為她們採取了非常有效,非常理性(或非常「男性」)的手段,去捍衛自己的利益與存在價值。 


圖片|維基百科;對 flappers 抨擊最盛的,正是芝加哥大學西洋史碩士,中國第一位女教授,陳衡哲,她在北大任教一年,後嫁人生子,辭職養小孩。

這些在留美回國後選擇──或根本沒有選擇?──放棄職涯、進入家庭領域的女性高級知識份子,在仍舊由男性主宰的中國社會中,學會了創造屬於她們的鄙視鏈。

這一邊是「受過高等教育,具有高道德標準」,高級、持家、正確的我們;另一邊是只會「爭妍鬥寵」、「性開放」、宛如後宮小妾般的她們。

就我個人看來,這才是傳統父權社會中,女人境遇最可憐可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