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記者羅南・法羅揭發了好萊塢製片人——哈維・溫斯坦的性侵事件,燃起擴及全球的 #Metoo 反性侵和性騷擾的運動 。

哈維・溫斯坦位高權重,許多倖存者表示在相關報導出來之前,完全不敢揭發他的惡行,害怕自己成為被報復的對象,甚至感到羞恥⋯⋯

安娜貝拉.席歐拉也在新聞刊出的當天傳了訊息來:「你不僅漂亮地打敗了他,讓他不能再胡作非為,而且還向外界傳達了所有受害女性一路走來,到現在都還持續歷經的痛楚。」她寫道。

等我打電話過去,她說她也是痛苦久久不去的女性之一。在我們的第一通電話中,她曾望向自家客廳窗外的紐約東河,掙扎著訴說起自己的遭遇。「我心想,『這一刻妳等了一輩子⋯⋯』」然後苦痛開始滲入心扉「我發著抖。」她回憶說。

「只想把電話掛上。」真相是她已經掙扎著想把溫斯坦的事情說出來長達二十年之久。期間她一直活在對他的恐懼中;她至今睡覺時,床邊都會放一根棒球棒。她說溫斯坦曾經粗暴地強占過她,並在那之後又反覆性騷擾了她數年。


哈維・溫斯坦在曼哈頓最高法院出庭受審。圖片|達志影像/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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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年代初期,席歐拉出演了溫斯坦製作的《紐約月夜情》(The Night We Never Met)之後,她說她被卡在了「米拉麥克斯的圈圈」裡動彈不得。

川流不息的試片、活動與晚宴,讓她無法想像離開溫斯坦生態系的生活。在一次紐約的晚宴上,她記得「哈維在場,而我起身要走,結果哈維說,『喔,我順道送妳。』哈維不是沒有順路送過我,因此我不疑有他—還想說有人送挺不錯的。」

最後在車裡,溫斯坦向席歐拉道了再見,然後她就上樓去到自己的公寓。幾分鐘後,她獨自一人正準備要就寢,卻聽到外頭有人敲門。「當時時間還不算太晚,」她說,「至少是沒有晚到什麼三更半夜,所以我開了個門縫,看看外頭是誰。而他就趁機把門整個推開。」

席歐拉至此頓了一下,就像是身體不容許她把這個悲慘的故事說下去一樣。溫斯坦「像進自己家一樣走了進來,彷彿他擁有這個地方,然後開始解自己襯衫的鈕扣。所以很顯然,他是打定主意才行動的。而我身上就是一件睡袍,基本上沒穿太多。」他開始在公寓裡繞起圈來,而這看在席歐拉的眼裡,是他在確認公寓裡有沒有其他人存在。

席歐拉告訴我,當她聽到古提耶若茲所錄下的警方釣魚行動錄音,整個人就像被打開了開關。她記得溫斯坦曾用過相同的手法把她逼到牆角,讓她退到臥室中。

「來這兒,來啊,別鬧了,妳在幹嘛,快來這兒。」她記得他是這麼說的。她試著要擺出堅定的立場。「我不可能跟你有什麼的。」她告訴溫斯坦。「你不能待在這,你得離開。滾出我的公寓。」

「他把我推到床上,用身體壓上來。」席歐拉話說得很掙扎。「我又踢又叫。」她說,但溫斯坦用一隻手把她的頭鎖進自己的懷中,然後硬上成功。

「完事後他射在我的腿上,還有我的睡袍上。」那是件傳家寶,是我在義大利的家族親戚傳下來,用白色棉花繡成的好東西。

「他說:『我的節奏真是抓得恰到好處。』然後他說,『接下來是給妳的服務。』」席歐拉不能自己地停了下來,止不住地拚命換氣。「然後他就嘗試要幫我口交。我想要掙扎,但全身剩沒多少力氣。」席歐拉說她全身開始劇烈顫動。

「我想某種程度上,那就是他離開的原因吧,因為我看起來可能有點像癲癇發作。」

這些經過整理後,最終登在《紐約客》報導中的親身經歷,都非常的精確而寫實。那些文字沒有刻意傳遞記者在聆聽席歐拉或每個人被暴力性侵時,內心感受到那真實而蒼涼的醜惡,她哽咽,她讓記憶從啜泣的空檔中如火山噴洩。

你只要聽安娜貝拉.席歐拉掙扎地訴說自身的遭遇一遍,那些故事就會留在你內心永遠永遠。

在她所稱的攻擊結束了幾星期,乃至於幾個月後,席歐拉都沒有把事情跟任何人說,更從來沒有去報警。「就跟大多其他的女性受害人一樣,我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羞恥。」她說。

「我不斷在內心糾結,鑽牛角尖,但始終還是會捫心自問,為什麼我要開那個門?誰會那麼晚了還不設防地開門?我無疑感到非常尷尬、非常不能接受。我覺得自己耍笨了,搞砸了。」她陷入了抑鬱,體重不斷減輕。

她的父親雖然不明所以,但仍非常擔心,於是催促她去尋求專業的協助,而她也確實去看了治療師。但她說,「這事我連對治療師都說不出口。真的是很可悲。」

席歐拉一如許多其他受害者,都認為溫斯坦在報復。她說她幾乎是立即就感受到生計受到影響。「從一九九二年起,我一連沒工作了三年。」她說。

「我只是一直鬼打牆地被說『我們聽說你很難搞;我們聽說這個,聽說那個』。我覺得那應該是哈維的機器在運作。」女演員蘿西.裴瑞茲(Rosie Perez)做為最先跟席歐拉討論這件事的朋友,告訴我說「她原本意氣風發,然後突然行為舉止變得怪怪的,最後更變得極其之宅。

我整個看傻了。為什麼這個才華橫溢、發展順利,戲一部比一部紅的女人,會突然之間從雷達上消失不見?看著她的演藝生涯沒有按計畫綻放光華,讓同為女演員的我看著非常心痛。」

幾年後席歐拉終於回歸工作,而溫斯坦也又一次以不當的性攻勢追求她。一九九五年,她來到倫敦拍攝《無邪之眠》(暫譯,The Innocent Sleep)這部並非由溫斯坦製作的電影。

按照席歐拉所說,溫斯坦開始留言給她,要她回電或去飯店找他。她不知道溫斯坦是怎麼找到她的。她說某晚他突然出現在她的房間外頭,開始猛捶房門。「之後接連好幾晚我都無法成眠。我把家具推去擋門,就像電影裡演的那樣。」

事隔兩年,席歐拉在犯罪電影《警察帝國》(Cop Land)裡飾演腐敗警官之妻莉茲.蘭頓(LizRandone)。她說她去試鏡時,一開始並沒有察覺到這部是米拉麥克斯公司的電影。

她是等到在談合約的階段,才得知溫斯坦的公司參與其中。一九九七年五月,就在電影發行前夕,席歐拉前去參加坎城影展。當她登記住進了位於安提貝(Antibes)的伊甸豪海角酒店後,一名米拉麥克斯公司的人員告訴她說溫斯坦的房間會在她隔壁。


安娜貝拉.席歐拉。圖片|達志影像/美聯社

「我的心立刻一沉。」席歐拉回憶說。某天清早她還在夢鄉中,飯店門板就傳來了敲撞聲。昏昏沉沉的她想著自己肯定是忘記要早起弄妝髮了,於是迷迷糊糊地開了門。

「站在門口的是全身只有一條內褲的哈維,他一手握著瓶嬰兒油,另一手則拿著一捲錄影帶,應該是部電影。」她回憶說。「那一幕非常恐怖,因為我是過來人了。」席歐拉說她轉身就跑。

「他追得很快,一下子就逼上來,而我則胡亂按起所有衣服送洗或客房服務的按鈕,直到終於有人出現。」席歐拉說飯店人員一到場,溫斯坦就撤了。

時間一久,席歐拉慢慢向一小部分人敞開了心房。裴瑞茲說她聽熟人說起溫斯坦在倫敦飯店的獸行,便跑去質問席歐拉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席歐拉把在公寓遇襲的事情告訴了裴瑞茲,而兒時曾遭親戚性侵的裴瑞茲當場落下淚滴。「我說,『喔,安娜貝拉,這事妳不報警不行。』但她說,『我不能報警。他會讓我在這一行裡待不下去。』」

為了鼓勵席歐拉站出來,裴瑞茲跟她分享了自己公開被攻擊一事的經驗。「我告訴她『我曾經躊躇不前好幾年,就像不停踩水,那真的是天殺的累死人了。或許把話說出來,就是妳的救生艇,妳就抓住船緣,浮出水面吧。』」裴瑞茲回憶說。

「我說,『親愛的,水是永遠不會退去的。但自從我把事情公開,那些水已經縮小成了池塘,而我也在上頭搭了座橋梁。我可以,妳也一定做得到。』」

等席歐拉決定要公開站出來後,我便告訴蘭尼克說我有資料可以補充。他指派了大衛.羅德(David Rohde)這名出身路透社與《紐時》的資深戰地記者來增援編輯的戰力。曾經被塔利班擄走的羅德,生得一張天使般的臉孔,你會覺得那張臉做不出惡意或欺騙的表情。

那年十月,他跟佛立—孟德森負責起一則專題,內容是諸多女性在猶豫著要不要把事情說出來時的內心糾結與掙扎,而這後來也寫成了一篇新聞。

我們在當中納入了席歐拉的自敘,外加女演員戴露.漢納(Daryl Hannah)的陳述。戴露告訴我說溫斯坦也曾性騷擾過她,並說在二○○○年代初期一次坎城影展期間,溫斯坦曾發了瘋地捶打她的飯店房門,逼著她走通往戶外的門溜出房間,在她化妝師的房間躲了一晚。

隔天晚上溫斯坦又跑來,她只能用家具把門擋起來。幾年後,戴露人在羅馬參加《追殺比爾》(Kill Bill: Volume 2)續集的首映,而該片是由米拉麥克斯發行。

這次溫斯坦直接現身在她的房間裡。「他有鑰匙。」漢納告訴我。「他穿過客廳來到臥房,就像頭發怒的公牛闖了進來。而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知道萬一我運氣不好,男性化妝師當時不在房裡,我的下場恐怕不會太好。

那場面真的很可怕。」應是為了不讓意料之外的第三者覺得他闖進來很怪,溫斯坦趕緊瞎說要我去樓下的房間參加派對,但等我真的下去了,房間空空如也,唯一在的只有溫斯坦。

他問我,「妳的奶是真的嗎?」然後開口說要摸摸看。「我說:『不可以!』然後他說:『那起碼閃一下給我看。』而我說:『給我滾,哈維。』」隔天早上,米拉麥克斯公司的私人飛機就拋下漢納飛走了。

席歐拉與漢納都提到了是哪些力量在讓女性噤聲。漢納說她一開始就逢人到處講,除非對方不願意聽。「而我發現根本沒差。」她告訴我。

「妳是不是有名的女演員沒差,妳是二十歲還是四十歲也沒差,妳有沒有報案同樣沒差,因為反正沒有人會相信我們。事實上說沒人相信是客氣了—我們會被譴責、被批判、被怪罪。」

另一方面,席歐拉一直畏懼把事情說出來的理由,也是許許多多性侵倖存者怯於開口的理由:亂棍在毆打她們內心的創傷;還有就是害怕被報復與污名。

「現在我不論上館子或去參加活動,旁人都會知道我發生過什麼。」席歐拉說。「他們會看著我,然後他們會知道我的過去。我是個非常重視隱私的人,而這肯定是最破壞隱私的事情了吧。」

但除此之外,席歐拉保持沉默還有一些特定的因素。溫斯坦的魔掌席捲了整個媒體界,所以你根本無從判斷誰能信誰不能信。「經年累月,我算是認清了哈維這人有多神通廣大,你真不知道他控制了多少記者跟多少八卦專欄作家。」她說。

她沒有證據,但她堅信溫斯坦派人監控她,記錄她的一舉一動,或是找臥底用各種理由接近她。她承認這聽起來有點被迫害妄想。

「我之前提防你,是因為怕你是溫斯坦的臥底。」她說。「跟你說話時,我怕你不是我以為的那個人。」我順勢問她有沒有可疑人士接觸過她,她努力回想。說有個英國記者打了通讓她不太舒服的電話來。「那人講話讓我覺得很唬爛。」她告訴我。

「我怕是哈維的測試,看我會不會爆他的料。」她在簡訊裡找了一會兒,有了,就在八月分他聯絡我之後不久,費里德曼也傳了封訊息給席歐拉說:「嗨,席歐拉女士,我是賽斯,倫敦的那個記者⋯⋯您會不會有空跟我很快通個電話,替我們的報導增色呢?最多十分鐘,我們的研究非常需要您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