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什麼性別,面對孩子的逝去,都需要時間沉澱與哀悼。本篇從男性處境探討,理解那些面對流產,被忽略、被低估的男性感受。

如果女性覺得另一半「不懂」自己的感受,還會在流產後刻意疏遠他。

但其實男性是「懂得的」,只是有他們自己的方式,通常還有他們自己的步調。

我們難以理解男性對流產的反應,這是因為西方當代對於陽剛氣質和生育的看法把大家搞糊塗了。即使最近幾十年,父親的角色有一些轉變,變得更溫柔感性和「樂於參與」。

但仍無法為男性創造一個展現脆弱的空間,更別說另一半流產的哀傷。男性仍然要服從文化的期待,以特別的方式(不可以太公開)感受並表達情感,還要承接文化指定的角色。

說到流產,男性既有的角色是支持和保護另一半,還有「採取行動」和「安排事情」。包括通知其他人壞消息,做一些實際的安排。

如果女性站不穩,人很虛弱或不舒服,男性也可以在旁邊攙扶。他可能是主動想做這些事,也可能是迫於情勢,最後卻導致大家看不見他的痛苦,只因為他有在做事,大家就以為他「沒事」。

每次我從體內排出受孕體, 大衛就必須喚醒他想都沒想過的情感儲備(Emotional Reserves)。我們生兒育女的夢想煙消雲散,我在那邊喊痛或大失血,看到螢幕上的孩子停止心跳,他急著想安慰我、鼓勵我、幫助我,很容易把自己的痛苦往肚子裡吞,研究證實很多男性都有類似的情況。

有些女性流產了,並不會特別傷心。當然也有這樣的男性,對於另一半的懷孕沒有感情,當懷孕突然終止,並不會有妻子那麼強烈的感受。

我面談過的男性另一半,老是說他們跟懷孕的妻子,還有跟正在長大的寶寶缺乏身體聯繫。尤其是在懷孕初期,亦即流產最可能發生的時期。

畢竟他們還沒有機會在產檢時看到寶寶,或者在隆起的孕肚摸到胎動。有些人覺得寶寶太不具體了,完全感覺不到哀傷,還為此深懷罪惡感。

瓊恩‧柯漢(Jon Cohen)是《設法忍受》(Coming to Term )一書的作者,這本書整理從古至今的流產研究,他坦承自己對於妻子的懷孕和流產無法感同身受。

他和妻子經歷第四次流產時,他的情緒當然會動盪不安,這促使他不斷地做研究。他們第一個寶寶在懷孕第六週就流產了,他回想起妻子在寶寶原訂的預產期那天傷心欲絕:「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流產對夏儂的意義,但其他女性所處的位置比我更有利,她們比我更明白夏儂的失落感。流產對於女性是真真切切的經歷,無論男性有多麼投入,永遠都只是旁觀者。」

但柯漢坦言,就算男性只是「在旁邊看」,流產仍然是令人不忍卒睹的痛苦經驗。


圖片|Photo by Clem Onojeghu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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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諮商室跟很多男性聊過(一般而言,我的男性個案還是比女性少得多),但是聊到流產的機會很少。

我在英國流產協會擔任電話關懷志工時,也很少接到男性的電話。那些來找我諮商的男性大多是妻子安排的,主要是跟妻子一起來,只有極少數是獨自前來。

卡斯來見我,也是因為老婆露西的關係。我的個案露西(本書第二章的故事)鼓勵卡斯來見我,主動幫他約時間。我很少分開面談夫妻,但露西認為卡斯需要一個可以暢所欲言、不用擔心看到任何人的空間。

卡斯的故事相當深入,實屬難得,我也相信每個人讀完都會有這種感覺。

我早就知道露西在擔心卡斯,她被拒於他的心門之外,不是很清楚實際狀況。但她知道卡斯絕非只是兩次流產的「旁觀者」,反之他壓抑了一些痛苦的感受。

第一次流產是在家裡發生,卡斯陪在她身邊;第二個寶寶死亡時,也是卡斯陪她一起看超音波。但是這一次,卡斯反對手術,她卻堅持要動手術。

過了幾個禮拜,卡斯開始有明顯的內心掙扎,她再也沒有感受到卡斯的陪伴。我答應為卡斯諮商前,已先確認他跟我見面不會有壓力。但我們初次聊天時,我明顯感受到他的複雜情緒,他說:「我很好,真的,露西想太多了。但試一次也無妨,搞不好會有幫助。」

卡斯和露西育有一子,叫做弗瑞迪,我聽露西說過,他們盡其所能的兼顧育兒和工作。卡斯很投入露西的第一次懷孕,包括參加產前護理課程和閱讀育兒書籍。他也在弗瑞迪出生時,一直在身邊支持露西,親手剪斷臍帶。

後來還請了陪產假,也請了無薪假,盡量在弗瑞迪很小的時候,多花一點時間陪伴他。露西對第二胎的期待和計畫,卡斯也參與其中。

卡斯後來跟我說,當爸爸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他從小就想過,有一天會有自己的小孩,自己將會成為父親。

男性去夢想這些事情,現在看起來輕鬆平常。但我們的社會可是花了很久時間,才能夠體會當爸爸對心理的重要意義。不僅對男性本身,對孩子也有意義。

長期以來,社會期待每一個女性都想要當媽媽,透過成為母親來完成女性角色,但其實鼓勵生育的文化並沒有放過男性。

傳統社會對父親的期待,就是賺錢養家和執行紀律,而非偏向女性化的育兒層面,例如:餵食、安慰、打掃、煮飯、上下學接送。

二十世紀中葉,這些期待開始改變了。到了一九八○年代,大家逐漸體會到父親角色對心理的意義,加上有更多女性投入職場,醫院和大家庭從產後照顧退場,以致「父職參與」(Involved Fathering)的概念出現了。


圖片|Photo by Jude Beck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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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的人生就經歷過社會期待的轉變。我大姊出生於一九六七年,當時父親待在距離產房很遠的等候室。後來母親把大姊舉起來,貼著醫院的窗戶,父親總算可以從下面的走道,看一看自己的女兒。

母親生產後有一個禮拜的復原期,醫院嚴格限制父親拜訪的時間。我妹妹出生於一九八八年,父親已經可以陪伴母親生產了,我還記得生產完他驚魂未定的神情,但他似乎很熱衷重溫換尿布和餵奶的技巧。

大約在同一個時期,我正值十七歲,「爸爸與寶寶」海報大受歡迎,讓我驚呆了。我很多朋友都貼在臥房的牆上,發行商是Athena Posters。

海報上有一個穿著無袖上衣,滿身肌肉的男模特兒,溫柔注視著懷中的寶寶。這種陽剛氣質和傳統「母性」舉止的交會,令我和無數人著迷不已,在全球大賣五百多萬張。

現在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英國同居夫妻,丈夫會參與寶寶的分娩過程。十年來,承擔寶寶主要照顧工作的男性暴增十倍,達到七萬多人,雖然為數不多,但仍是很大的進步。

美國在家帶小孩的男性,自從一九八九年以來增加快一倍,大約達到兩百萬人,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一是為了照顧家人(其餘都是待業中、生病或身障),儘管如此仍是一九八九年的四倍,一九八九年時只有百分之五。

不過,我們正處於混亂時期。一方面,大家開始接受「父職參與」的理想,另一方面,我們的文化和制度並沒有與時俱進,及時消除一些根深柢固的性別化育兒角色。

如果男性真的承擔傳統女性的育兒角色,有可能被當成怪胎,或者套句我朋友的話,「敢這麼做還真有勇氣」。一些研究指出,無論父親有多麼投入,社會仍會認為父親只是母親的「從屬」或「幫手」,其中一個矛盾反映在英國男性的親職假上。

最近英國議會委員會剛呼籲改革,因為有研究指出,大多數父親發現職場並不支持他們請假照顧孩子,但這分明就是他們的權利。我發現卡斯也有這種不安的情緒。

雖然他努力「參與」父親和準父親的角色,但依然覺得自己準爸爸的身分,並無法在法律上主張完整的權利,也覺得自己的痛苦比不上露西。這就是為什麼他不會主動來找我諮商,以及為什麼我們初次面談時,他的心情會如此矛盾。

男性身體出現問題時,本來就不太會主動尋求專業協助,更別說是面臨心理問題。男性可能會低估自己情感的脆弱,以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近年來社會運動開始關注這個潛在有害的趨勢,於是有人將每年十一月定為「鬍子月」,在這個月,英國男性會留起小鬍子,喚起大家對男性健康議題的意識,包括攝護腺癌和睪丸癌,以及心理健康問題和自殺,讓男性習慣尋求專業協助。

二○一八年初,自從英國哈利王子公開談論他在母親死後有多麼哀傷和痛苦,終於掀起大家對於男性隱忍文化的討論。

英國主要的喪慟慈善機構 National Director of Cruse,也認為男性不太願意尋求協助。每四個聯絡他們的人,只有一個是男性,而且大部分都是為了索取資訊,而非尋求一對一的情感關懷。

即便是尋求情感關懷,大多是透過電子郵件或打電話。如果參加關懷團體,通常有他們認識的男士在場。以流產來說,似乎也有相同的情況,例如:倫敦流產協會的面對面關懷團體,偶爾會看到男性來參加,一律都是跟老婆一起出席。

然而,這不代表男性不想要關懷,只是有可能想要跟女性不一樣的方式。

我和卡斯第一次見面,他先解釋為什麼露西希望他來,這是男性談起流產經驗最常見的開場白。露西擔心他沒有睡好,他比以前更容易發脾氣,壓力似乎也很大。

露西還感覺到,卡斯的身心與她和兒子弗瑞迪越來越疏遠,因為忙著工作和半馬訓練,不在家的時間越來越長。他們也不是毫無互動、雙方沒有感情,但性生活就是完全陷入停擺。

我鼓勵卡斯用自己的話,訴說最近幾個月的考驗對他有什麼影響。他花了一點時間醞釀才開始暢所欲言:「我真希望自己沒那麼天真,我們懷弗瑞迪的時候一帆風順,我完全沒想過第二次會出錯。

露西都還沒有發現月經來遲,我就猜到她懷孕了,因為她看起來不太一樣。我趁下班的時候買驗孕棒回家,我是第一個看到驗孕結果的人。很快的,我們就開始聊起第二個寶寶。如果是女孩,我們會禁止她穿粉紅色的衣服嗎?弗瑞迪該怎麼跟手足相處?我們該怎麼調整?」

我聽卡斯聊到自己的計畫、夢想和想像,即使他和寶寶缺乏肉體的聯繫,我仍強烈感受到他心中活靈活現的寶寶,以及他和無緣寶寶之間深厚的情感。

這種爸爸跟心中小孩的感情,絕對不是現在才有的。英國知名日記作者塞繆爾‧皮普斯(Samuel Pepys),在他膾炙人口的一六六○年日記,新年第一天就寫到他和妻子痛失寶寶。

他老婆的月經已有七個禮拜沒來了,可是懷孕的希望在新年前夕粉碎了,「因為她的月經又來了」。我們並無法確定皮普斯和妻子是經歷早期流產,還是月經延遲,但他因為生子夢碎而失望透頂(他也確實終生無子),值得記錄下來。


圖片|Photo by Liane Metzl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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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皮普斯之後,過了三百五十年,有一位絕對會在歷史留名的男性,也寫到他痛失三個原本可能出生的孩子。臉書(Facebook)創辦人馬克‧祖克柏(MarkZuckerberg),二○一五年在自己的臉書宣布妻子懷孕,同時提到前三次痛苦的流產經歷。

他不像皮普斯刻意隱藏自己的想法和觀察,反而把這份感受公諸於世:「當你知道小孩要出生,你會充滿希望,你會開始想像孩子長大,想像孩子的未來,你會開始計畫。不料孩子卻流掉了,真的是太傷心了。」

學術界和醫界花了很久時間,才明白女性跟未出世孩子之間可能有著強烈的感情。男性伴侶對未出世孩子的感情,想必要更久之後才會獲得世人的重視。

一九七○年代中期,英國知名兒科醫生修恩‧裘利(Hugh Jolly),另外還有史丹佛‧伯恩(Stanford Bourne)和艾曼紐‧路易斯(Emanuel Lewis),都是很有影響力的倡導者。裘利呼籲多支持和多關懷死產婦女,他還在著作中談到另一半、祖父母和家屬不為人知的哀傷。

裘利有一篇論文擔憂醫院對死產家屬的「惡劣」對待,寶寶分娩後隨即被院方帶走,不讓父母跟寶寶相處,並且未徵求父母同意就逕自處理寶寶,或者處理過程有失尊重。

雖然他這篇義正嚴詞的論文主要探討死產(這在當時意指懷孕二十八週以上的寶寶),但他沒有省略流產的經驗,在論文的最後寫下結語:「即使算寶寶很小就過世了,不一定就表示沒有哀悼的需求。」

他也擔心經歷喪子的父母親,膝下還有其他在世的孩子,這些孩子會哀痛死去的手足,父母哀傷的情緒也會影響對他們的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