潔西諾曼這傳奇女高音在 2019 年 9 月逝世,她一生面對美國種族隔離、社會偏見與性別歧視時,所表現出的觀點與態度,都值得我們細細去理解。

詩人歌德(Goethe)說過「意志堅強的人能把世界放在手中,像泥塊一樣任意揉捏」,在許多我所敬仰的前人當中,有一位的意志與這詩句匹配──非洲裔美國籍的傳奇女高音 Jessye Norman(潔西·諾曼),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辭世時,整個古典樂界為她哀悼。

對不熟悉 Norman 的讀者,我簡單刻劃她的音樂成就:在 1968 年,二十三歲的 Norman 贏得慕尼黑 ARD 國際歌唱大賽的首獎,隨即與柏林德國歌劇院(Deutsche Oper Berlin)簽約,從此,她以渾厚、溫暖、同時暗黑,彷彿來自另一維度的聲音,征服了歐洲大陸。如在1989年7月14日,為慶祝法國大革命200週年,她甚至被邀請到巴黎去演唱法國國歌〈La Marseillaise〉。而在 1984 年起,她得到過五座葛萊美獎項,最後一座是 2006 年獲得葛萊美獎古典榜所頒發的「終身成就獎」[1]。

Norman 之所以傳奇,更在於她黑皮膚的身份,卻在白人主導的世界迷倒眾生。今天的文章以 2014 年英國 BBC 新聞頻道的 HARDtalk 節目主持人 Stephen Sackur 對她進行的一次極具張力的訪談為基調,重點整理她以怎樣的態度回應美國的種族隔離、社會偏見與女權主義 [2]。最後,就她的觀點,我再以心理學觀點作出回應。

「這不是我的想法!」因此現實對她來說,毫無限制!

Norman 於 1945 年出生並成長於美國南部的種族隔離地區,喬治亞州的奧古斯塔市。因種族隔離政策,直到1955年以前,黑人在政策上都不允許於音樂廳或歌劇院演出;她是紅遍於歐陸後,直到1982才來到美國的費城歌劇院(Opera Company of Philadelphia)作「回鄉首演」。

面對一個如此壓迫、打壓人權的時代,有些受害者可能會自認倒楣,接受命運的安排。但Norman的心裡從不順從無理的政權,她說:「是的,但這不是我的想法,也肯定不是我父母、那些在身邊──在社區、學校、教堂──養育我的人們的想法。」

然而,成長於這種時代背景下,Norman的自信有否受到限制?多少會有吧,但幸運的是,她遇上了音樂。不論社會現實如何壓抑,她發現:

「音樂給予人們夢想的空間(The music gives you space to dream)」

對一個更公義、民主社會的種種堅持,因著音樂所撐起的心靈空間,因而得以安放、安處。因此,Norman不只強調藝術教育(arts education)一定要成為中小學學習的組件,她更身體力行,在家鄉成立了自己的藝術學校(Jessye Norman School of the Arts),以幫忙有經濟困難的中學生學習音樂[3]。


圖片│AP(達志影像提供)

「我們要領受自己的禮物」實現夢想的前提

當主持人問 Norman 跟朋友坐在隔離政策所不允許她坐的餐廳時,她可曾恨過白人/白色的壓迫力量?Norman 回憶自己才五歲的時候,當她在火車站的隔離區走到白人區,她心中便冒出「我總是認為隔離政策是愚昧、笨拙、無用的!(I always thought the segregation was stupid and foolish and useless!)」

這對任何人來說,才五歲的 Norman 的想法令人驚奇。毫無疑問,Norman 全家都十分投入民權運動,其長兄是致力消除種族仇視與歧視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WACP)的青年部主席,父母也是該會成員,並接受組織的經濟援助 [4]。這一定影響著 Norman 對自由與民主的追求,然而,她對自己人生的想法從不只是單純受到當下的境遇所限制(如得不到公義,我就不自由):

「這些壓迫不在我心中,亦非在我靈魂之內,那都只發生在我之外(The oppression was not in my mind, it was not in my spirit, it was something that was happening outside of me.)」

因此主持人追問:「黑人文化深受爵士、藍調及搖滾音樂影響,投入這類音樂不是比在歌劇中,更能表達妳的政治理念嗎?」這問題有言外之意,因為我們都知道,歌劇總是代表某種中產階段以上的優越,由白人的歌者與樂手組成;所以,一個不被允許在歌劇院演出的黑人卻擁抱這個文化象徵,而非投身由黑人在酒吧演唱的爵士樂,是十分衝突、或容易惹人詬病的。

Norman 的回應再次顯示出她的思考是超脫的另一層次:「我不確定這是不是真的(更能表達政治理念)⋯⋯」

「因為一個人必須領受他自己的禮物(one has to understand one’s own gifts.)」

她自述沒有那種傳統黑人福音歌手的音色,她個人亦沒有鍾情於流行音樂,但在「自己的時空」裡,剛好小時候每週六下午打開收音機,她聽著大都會歌劇(Metropolitan Opera)頻道,由資深廣播者 Milton 給聽眾詳細解說一齣齣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劇目,而她從不認為自己「聽不懂」,且在學校或在教堂的音樂課堂上,她總是有一把很大的嗓門。

簡言之,Norman 從不認為方法只有一種,而要實踐自己的理念,最重要的也許是先領受屬於我們自己的禮物。這份禮物──對她而言,在其時空下,便是聲樂──被接受以後,便能夠讓我們抽離於二分的觀念世界,以自己踏實的腳步,(也許以繞路的方式),實現理想。」

可見拙文:你是追逐夢想,還是實現夢想?

在她的自傳中 [4],她提到歌者(相對於器樂)有一種不同層次的「責任」:我們有文字(We have words)。若是把這種藝術修為連結至她政治觀,即這個「文字」的責任,我試著把它理解作「發聲,發言」──聲樂家就像民權的抗爭者,他不可能打模糊仗,在情感上自相矛盾,或在理念與論述上不清不楚,他必須清楚自己在爭取甚麼(文字),為何而戰(歌唱)。

好比面對在歌劇圈內,女性歌者是否會受到男性不會受到的評斷,Norman 激動表示「當然!」,這些故事她聽太多了,如服裝設計師在接觸歌者前就先設計好裙子,使得後來只想找能穿得下的「身材姣好」女高音,換言之,我們更在意女性的外表,多於她們的聲音實力。同樣在 2014 年,當時 27 歲的愛爾蘭次女高音 Tara Erraught 在英國演出理查‧史特勞斯《玫瑰騎士》一角時,就被英國樂評人 Rupert Christiansen 評頭品足其扮相,當時就鬧上國際樂壇,教著名的抒情女高音卡娜娃(Dame Kiri Janette Te Kanawa)也站上戰線,反擊這種對女性身材的性別霸凌 [5]。

面對這則樂評,Norman 露出自信的微笑:「他們寫了,但親愛的,我才不讀它,我也不需要它(Well they might write it, but darling I don't read it, I don’t need it.)」,她繼續說:「我知道在某次演出中,有沒有達到我自己的意圖與理想,因為我是把我所能做的全部給予。如果這無法讓某些坐在那邊但沒有付入場票的人(諷指樂評家)滿意,那又怎樣?他們是誰?他們不是我的朋友家人,又沒有跟我共事過,也不是指導我或影響我生命的人⋯⋯那麼,這個人說了甚麼又有何重要?」

Norman 的自信,甚至是傲氣,不過在傳達一個期待,期待一個能就種族主義問題,作真正、坦誠、開放對話的社會。面對這一無法忽視的主題,她相信在身為「人類」的共同基礎與土地上,人們要以尋常的溝通、彼此了解、明白彼此之間確實有文化差異,才能尊重地求同存異。或僅就性別議題也好,她認為一生裡只跟兩位女性指揮家合作過,本身就是荒唐與無理的!因為這幾乎等同指揮家都是男性主導。因此,她明言,女性應得一個有別於以往的社會對待方式,並毫不忌諱的說:

「我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一頭政治動物(I am a political animal in every sense.)」

看到這裡,Jessye Norman 的偉大胸襟與,已經讓下文的心理學理論點綴變得多餘,或許我們先憩息於她的個人特輯〈A portrait〉,欣賞她如何以戲劇女高音的圓滿與激情,演唱華格納(Wagner)在《崔斯坦與伊索德》第二幕的〈愛之死〉(Liebestod)──

Jessye Norman 給我們的三份心理學禮物

是時候總結 Norman 的三份禮物:(1)音樂於成長的必須性、(2)自我的禮物、(3)政治動物的自信。我用三個精神分析的理論作點綴式回應。

(1)音樂於成長的必須性:一個精神生命的庇護所

面對一個需要去抗爭的外在現實,精神分析師 Kristeva 強調我們需要各種藝術形式,以讓人們所愛的、所失去的、所堅守的,能轉化為一種對時代創傷與消沉意志作出安頓與慰藉的精神庇護所(Norman 所稱的夢想空間):「我們活著,是因為我們有精神生命,有一種內心空間,一種內心深處的意識,它使我們能夠承受內在和外在的打擊,那些心理或生理上的創傷,和來自社會與政治的打壓攻擊。」[6](見〈給香港少年少女〉)

即使不談政治創傷,只談小孩尋常的成長路上,面對到的測驗考試、同儕關係、校園霸凌、性別困擾、戀愛煩惱⋯⋯音樂,古典或流行的,又何嘗不是伴旁我們日夜的精神庇護所?

(2)自我的禮物:領受它,別怕!

相信是因著音樂的「精神庇護所」,使得 Norman 認為「這些壓迫不在我心中⋯⋯那都只發生在我之外」,讓外界的殘酷歸於外界,讓內在的花園繼續開花。她的花園是由音樂搭起的,雖然當時黑人的演唱之路茫茫然,但她早已著迷於電台的歌聲,以及記得自己有把大嗓門。

於兒童的臨床經驗也會發現,那種對某個事物的早期興趣(fixation),其實往往成為了人們日後的成就基礎 [7]。如果因為身心問題而卡關,我們會用心理治療來協助這個能量得以繼續發展,免得走向狀症;而一旦它順利發展起來,那些彷彿來自本能深處的技能,社會大眾則稱為「天份」──老天給的一份禮物。

但即便是天份,只要當年 Norman 害怕起外界的種族問題而不敢放聲高歌,再美的花也會枯萎。因此,領受它,別怕!

(3)政治動物的自信:在關係中自在地做自己

有些人認為 Norman 很「做自己」,才能在節目上侃侃而談她對某些樂評人的不屑,然而這其實是個美麗的誤解。社會上常聽見的「做自己」,彷彿是叫人不拘泥禮貌、不用符合規定、不管他人感受,我們要揚棄「假我」(false self),活出「真我」(true self)就夠。然而,精神分析師Winnicott發現的正好相反:一個人要能夠好好的感到真我的活著並享受之,其實需要一個夠健康的假我組織,它以禮貌的社會態度,或感情不外露的方式,表達其內心的想法!

一如 Norman 並非「任性地做自己」,她符合歌劇演出者能力的要求,並且是頂尖的那位。而面對種族隔離政策和具性別攻擊的樂評,她不需要告訴別人她多受傷、多恨、那個人多糟⋯⋯她是溫柔又堅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那是愚昧、笨拙、無用的」和「我才不讀它,我也不需要它」)而已。

「假我」要足夠健康,就要有夠好的認同基礎,一如 Norman 所身處的好黑人家庭與社區的照顧。如果任由「真我」亂槍掃射,那只會造成災難(即使我們很可能會同情他的遭遇)。假我的必要,在於社會上的位置或成就,是無法單靠真我來獲得或維持的,即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我們總是共處於家庭、社區、國家等群體之下 [9],與他人的關係間「做(有點假但健康的)自己」,換言之,真我總是在關係中,才能以假我的方式來定義與感受。因此,只有一再保持關係,作溝通的意願,面對那些不和、異議、衝突,才有未來與真我的達成可言。

Jessye Norman 其中一段最令人動容的演出,是演唱亨利·普賽爾(Henry Purcell)的《Dido and Aeneas》中 Dido 一角的悲嘆〈當我長眠大地〉(When I Am Laid In Earth),當中最後兩句歌詞: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請惦記我,請惦記我
But ah! forget my fate  但⋯⋯啊!忘記我的命運

世人一定會惦記 Norman 的。也許未來,因著社會的進步,正義的伸張,我們會忘記她身為黑人所受的命運,但我們一定不會忘記她面對命運的態度,那無價的禮物。


圖片│Youtube 影片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