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工作經歷,讓移工 Maizidah Salas 反思人權,也開始幫助更多移工們。


圖/ One-Forty 提供

在 One-Forty,我們提供語言與技能課程,幫助在台灣工作的移工能盡快熟悉和適應異鄉的生活,讓語言和文化隔閡,不會成為他們在異鄉工作的阻礙。但你知道嗎?在印尼,也有一個組織叫「移工村」(The Village of Migrant Workers),透過各式課程和活動,幫助在海外待了六年、九年的移工,重新適應回到印尼的生活,並協助社區中因為父母出國工作而缺乏照護的小孩。

One-Forty 和移工村,就像是兩張安全網,一個在台灣,一個在印尼,溫柔的接住了移工,幫助他們解決在跨國工作旅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處境。但不同的是,One-Forty 成立的初衷是拿自己的幸運做一點什麼,而移工村的建立,則是移工用自己不幸的經驗,試圖阻止更多的不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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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移工村的幕後靈魂人物,是 Maizidah Salas,一位也曾經在海外工作八年的印尼女性。就在 2018 年,她獲得了美國國務院頒發的「打擊人口販運英雄獎」的殊榮。如果你知道,在台灣長期關注外籍漁工權益的李麗華女士,也在 2017 年獲得這個每年只有八個名額的「英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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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夏天,當 One-Forty 團隊再一次踏上印尼,我們特別去拜訪這位創建移工村的英雄。搭了將近六小時的火車,再坐三個小時的車,穿梭在顛簸蜿蜒山路,我們終於抵達位在中爪哇山間的 Wonosobo 這座小鎮,見到了 Salas 本人。

一見面,就出乎我們的意料,Salas 以中文和我們問候。原來,在她八年的海外工作旅程中,台灣就佔了五年,正也是這五年在台灣的經驗,開啟了她對於移工人權的反思和關注,甚至成立組織,然而在過去的報導中,Salas 卻從未特別提起自己在台灣工作的這段經歷。當晚,坐在 Salas 家的客廳,我們聊起了她在台灣的經歷。將近二十年前在台灣工作的故事,在 Salas 的描述下,顯得雲淡風輕,但好幾個幾乎是人性最黑暗面的故事片段,讓 Salas 和現場的我們,在說著、聽著的時候,都泛著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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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段在台灣發生的故事,我們可以把它寫出來,讓更多人知道嗎?」道別之前,我們問了 Salas,而她說,「沒有問題啊。但是我希望在寫的時候,不是要說台灣人很不好,因為我知道不是所有台灣人都是不好的,台灣還是有很多很好的人。我覺得,我不是那種很有智慧或有力量的人,我只是有這些很不好的經驗。分享出來,希望讓其他可能會跟我有一樣遭遇的人知道。」

為了獨自扶養孩子,只能選擇出國工作這條路

我 18 歲的時候,跟第一個老公生了一個兒子。這個老公是我高中的學長,我高中的時候被他性侵害。在鄉下發生這種事,父母會要求他一定要負責,所以我就跟那個人結婚。結婚之後,他每天都打我,懷孕期間,他也消失,不知道跑去哪裡。那時候我一度想要自殺,但還好我那時候沒有真的那樣做。小孩出生之後,我去韓國工作來賺錢養我的兒子。我去韓國六個月後,我跟我的姐姐講電話,我姐姐說她有我老公的消息,她說:「你的老公跟你離婚了,他有新的女友,那個女生也懷孕了。」我覺得這樣也好,因為就不會再有人打我。

1998 年我在韓國工作的時候遇到金融風暴,我的公司倒了,所以我又再換一個工作,然後公司也倒了,總共換了三個公司,三個都倒了。那時候我沒有工作,也沒有薪水,就變成逃跑的移工,兩個月就被抓了。但是,我去韓國工作的仲介費是跟別人借的,所以我回印尼的時候,根本沒有辦法還。所以我就再去台灣工作。

在台灣每天工作 21 小時,老闆說:「這是工作的地方,不是讓你生活的地方。」

到台灣之後,我的第一個老闆很不好。我的工作契約是照顧一個阿嬤,但是到了台灣才發現,根本沒有阿嬤,只有八個老闆。我的工作從早上四點到凌晨一點,我從來沒有拿到薪水,也沒有放假。

我的老闆是開餐廳的。每天早上我要做 24 公斤的高麗菜沙拉,然後洗豬腸、煮豬腸。我是穆斯林,第一次洗的時候,我真的一直乾嘔,腦袋中一直有這個畫面,也吃不下任何東西。我要幫忙老闆的餐廳,也要幫全家的人煮飯、洗衣服、燙衣服,我總共要照顧八個人。

我的老闆娘在家裝監視器,每天都在看我是不是偷懶。每天晚上兩點,我會回到我房間,做五到十分鐘的禮拜,他就會跑進來說:「不行,這裡是工作的地方,不是讓你生活的地方,你的神在印尼,不在這裡。」每天早上,我開始工作的時候,她就會把我的房間鎖起來,怕我跑進去拜拜,所以我拜拜都在廁所。

這樣的狀況總共四個月。有一天,老闆的兒子在喝水,水喝完了,叫我幫忙倒水。老闆娘在旁邊看到覺得很不高興,她可能怕她的兒子會喜歡我,所以她打電話給我的仲介說了一些事之後,仲介來跟我說一些很難聽的話,然後幫我換了下一個老闆。

我在台灣的第二個老闆,是一對夫妻,他們人真的非常好。老闆娘會買手機、新衣服給我,她說,台灣有很多印尼人,如果我工作做完就可以去找這些朋友,或是把朋友帶來家裡一起唱卡拉 OK、烤肉也可以。他們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人。

但是我在那邊只有兩個月。因為有一天下午四點多,我的老闆娘突然提早回到家,她很難過的哭,問我為什麼要回印尼了。我也嚇到,我想說我還沒要回家啊,後來仲介來了,仲介說這個雇主不能請我,因為我跟前一個雇主的契約還沒有結束,我一定要回印尼。我的雇主聽到就哭了,因為她真的很喜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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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是唯一的路

從第二個老闆家離開要去仲介公司的時候,那個男仲介就把車停在路邊,對我做一些不好的事。他想要跟我睡覺,我拒絕他,他很生氣,就打我,把我推到牆壁去撞,吐我口水。因為我那個老闆的家是在山上,我要跑,也不知道跑去哪裡,我身上也沒有錢,不知道可以去哪裡。我在第一個和第二個老闆工作的薪水一塊錢都沒有拿到,全部都在仲介那裡。

後來,仲介帶我回去,要我簽一個「我已經做完」的表單,叫我勾選「我想要回家」這個原因。可是我不是啊,我還不想回去,因為我還沒有滿三年,也都還沒賺到錢。其中有一個人比較好的仲介,他說會再幫我找找看有沒有好的老闆,叫我先回印尼休息。可是我不相信他們了,所以要回印尼的前一天,我從仲介那裡跑掉。我跑掉的時候身上沒有錢,一塊錢都沒有,沒有帶衣服,沒有帶護照,什麼都沒有。

從仲介那邊跑走之後,我一開始慢慢走,後來就用跑的。後來我因為很害怕,怕仲介來抓我,也怕警察來抓我。後來我攔了一台計程車,打給印尼的朋友,朋友叫我去桃園找他,所以我跟司機說,我要去桃園。可是到了桃園,我又改變心意,打電話給另外一個朋友,另外一個朋友又在不一樣的地方,在三峽。我因為真的太緊張,一下要去那裡、一下去這裡,後來因為真的太久,計程車司機問我,你為什麼哭、你到底要去哪裡?

我說,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從晚上七點到十二點,我都在計程車上。這個計程車司機人真的很好,他還帶我去買新衣服。最後我到朋友家已經晚上 12 點了,我問計程車司機多少錢,我記得我應該要給 1200 台幣,但是司機說 400 塊就好,所以我朋友就先幫我付這四百塊台幣。

剛逃跑的時候,我沒有工作、沒有錢,也沒有地方住。我遇到一個泰國人,他說,你如果想要有地方睡,那你跟我睡。這對我們來說,是最不好的、最羞辱的。我有三天就是這樣度過。但是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天後我就離開,然後睡在田裏。因為我沒有錢,所以我遠遠看到那個台灣的百貨公司,百貨公司裡面不是都會有給客人試吃的嗎。我真的太餓了,每一個都去試吃。

後來我碰到其他印尼人,那個印尼人幫我,找到一個在工廠工作。從那之後,我就比較好了,有工作有薪水。我也跟朋友租了一個房子。我問我的朋友,可不可以把我們這個房子,讓其他落跑的印尼朋友可以來住,我不希望他們跟我之前那樣一樣。所以那個時候,我一邊工作,一邊幫一些逃跑的朋友,讓他們有地方住,有東西吃。那時候我的薪水是兩萬九,有一個月我沒有休息,還可以賺三萬四。

但最後我還是被抓了。那個時候在我們的公寓裡,有一個朋友接到電話說想要給他工作,工作是照顧小孩,一個月兩萬二的薪水,然後休息兩次。那時候我就送我的朋友去火車站,結果那個打電話來的雇主其實就是警察。所以我就被抓了,沒有辦法。我總共在台灣待了四年七個月。

被抓之後,我在新莊那邊關了 16 天。在那邊的警察人很好,我覺得比我以前待在印尼仲介那時候還舒服。在新莊的時候,我還會主動幫忙打掃、做事,警察都很喜歡我啦。他們知道我是穆斯林,不吃豬肉,所以會幫我準備牛肉、雞腿、海鮮的,如果是吃泡麵,也會幫我看,給我沒有豬肉的。最後一天我要回印尼的時候,警察還跟我開玩笑說:「Salas 你就不要回家好了,這樣以後就沒有人幫忙我們打掃了。」

用自己不幸的經驗,來幫助其他移工

回到印尼,我在雅加達讀完大學,也認識了我現在的老公,我老公以前也在台灣工作六年。我們開始做一些事情幫忙以前當過移工的人,也分享我們在國外工作的經驗給印尼人,如果有朋友還是要出國工作的話,至少他們會比較知道該做的、不該做的。我跟老公都曾經是逃跑的外勞,我們也知道逃跑不好,回印尼做這樣的工作,就是希望其他印尼人不要有我們這樣的遭遇。

這個移工村,目前已經累積有 21 個小組,一個村會有一個小組,一個小組大概 25 人。我們有一個網路的群組,平常會在那邊分享資訊,每個小組大概也都會每個月聚會一次。除了幫助在國外有問題的移工之外,我們也會幫助那些回到印尼之後有問題的移工,很多這些去當移工的人,財務知識不夠,所以真的是需要學習。如果可以跟 One-Forty 一起合作,也很好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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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在國外工作那麼多年,回到印尼,會遇到第一個就是錢的管理。他們有錢,但是不知道怎麼管理、不會規劃。譬如他們會說想蓋個房子、弄很漂亮的房子,買一些很厲害的東西,然後就沒錢了。在國外賺的錢很快就沒了。可能回來第一年房子蓋得很漂亮,但是過了四五年,別的鄰居回來蓋得更漂亮。但是他們現在會慢慢改變,把這些錢用到孩子的教育。

我們會跟移工分享,要出國之前,就是要先想清楚目標是什麼。譬如說,去台灣之前想要賺錢回來開一個店,那去到台灣就要一直記得這個目標,因為很多人去國外工作,一領到薪水就去逛街買一些不需要的東西。所以真的要好好管理錢,那回來才有辦法完成原本的目標。然後在印尼的家庭,也應該要支持那個出國工作的人。像我們這邊有個案例就是:老公叫老婆把在國外工作的錢寄回來,他要買地,結果不是,是買新老婆。

我家這邊現在也蓋了一個 play group,村子裡有二十多個小孩,平常就會過來這邊一起玩。這些小朋友的媽媽幾乎都在國外工作、爸爸也在外地工作,他們平常就跟著其他親戚生活,但親戚其實也都忙自己的事,根本沒有辦法顧這些小朋友。這些小朋友幾乎都有手機,我就在這邊裝了一個免費的 wifi 吸引他們過來。很多時候小朋友亂跑,家裡可能都找不到,但是現在有 wifi,小孩幾乎都會來這裡,不會亂跑,家裡要找人就來這裡找。大家都在這裡的話,附近的人也都會看,小孩就不會做一些有的沒的、學壞了。有網路也很方便,讓小朋友可以跟在國外的媽媽聯絡、視訊。

沒有人知道未來會怎麼樣,就像我以前以為出國去韓國、去台灣工作,可以賺很多錢回來,結果完全相反。但也沒有想過,我現在可以去美國、新加坡、香港,很多地方分享我的經驗。我覺得,我不是那種很有智慧或有力量的人,我只是有這些很不好的經驗。分享出來,我希望讓其他可能會跟我有一樣遭遇的人知道。我也相信,幫助很多人,就會得到很多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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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台灣,你會想到什麼?」讓台灣成為移工人生中一趟美好的旅程

每一年,有將近三萬名來自東南亞的移工,離開家鄉,來到台灣這個異鄉展開六年、九年的生活。但是,絕大多數移工剛到台灣時,往往因為語言文化的不熟悉,而無法適應台灣的生活、在工作上遭遇挫折,甚至受到社會上的歧視。

成立四年多來,超過五百位的東南亞移工加入 One-Forty 移工人生學校。當他們在台灣工作期間,除了學習知識技能外,能因為在課堂上認識的志工和助教,認識到台灣社會、台灣人友善的一面,也能認識其他同在台灣工作的印尼人,獲得一個能相互激勵、成長的社群。當他們回到家鄉後,能因共同的台灣經驗相聚,並成為彼此在移工旅途上的重要支持夥伴。

One-Forty 不只是一所座落在台灣的移工學校,提供移工知識技能課程,讓他們能打破海外工作的惡性循環,我們也相信,這種形式的互動與交流,是一種務實的國民外交,能讓每年三萬名來自東南亞各國的移工,對台灣這趟海外旅程留下好的印象,帶走好的評價。在下一個五年、十年,我們也將持續創造台灣社會和東南亞移工彼此之間正向的互動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