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婕評韓國小說《他人》。如果女人沒有自己的名字:「吸塵器」、「說謊精」,我們只是壞法不同的壞女人。小說中的這些面孔,像我也像妳:依戀障礙、抖 M、低自我價值、好妒、怕寂寞⋯⋯壞就壞了吧,壞掉之後,就想辦法活下去。我們不怕惡劣,只怕那點小奸小惡跟不上抵擋這世界。

這個時代的女性意識就是:妳知道妳不必刮腋毛,但妳還是會買把除毛刀。

別人都刮,妳敢不刮嗎?夏天穿無袖洋裝最好看了,但手臂稍微抬高一點點,黑色的毛飄晃出來,就提醒妳:「妳是羞恥的女人。」所以要刮啊,一個人的時候,浴室被泡泡淹滿,舉起手臂對著小小的祕密鏟進去。等腋下變乾淨了,妳就能重新是好女孩,就能被愛。

臺灣女作家個個都刮腋毛,但沒人寫女性主義小說了。現在流行酷兒、國族、歷史——那些讓女作家看起來不那麼像「女作家」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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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他人口吻,方能說出自身故事的女性們

女人是一組髒話,越美就越髒。韓國女作家不怕髒,她們寫,毫不避諱地寫,寫到讓人煩、讓人膩。男人看了討厭,女人看了更討厭—因為太真實,妳不可能不從中找到自己。

這股風潮要從二○一六年,趙南柱的長篇小說《82 年生的金智英》說起。趙南柱以韓國八○年代菜市場名「金智英」為女主角命名,虛構的小說形式揮發出比報導文學更強的能量—《82 年生的金智英》點燃韓國 #MeToo 運動,戰火之烈,連公開表示自己讀過此書的女藝人都被男粉絲燒毀照片洩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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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讀者較熟悉的,還有稍早孔枝泳的《熔爐》。《熔爐》以光州聽障學校性侵案為藍本,書中正義之人未能全身而退,運動以失敗告終,然而書外,《熔爐》引發的社會動能促使案件重啟調查,國會修正性侵害防治法。

議題昭昭,不過,女作家們似乎仍不習慣讓筆下的女人為自己說話.《82 年生的金智英》以精神病作為外衣,金智英進入其他女性角色方說出心聲;《熔爐》則由男性外來者揭開霧津小鎮的沉默暗影;再遠些,還有韓江《素食者》,被丈夫恫嚇後陷入惡夢循環的女人,直至精神分裂也沒為自己說過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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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禾吉太熟女性主義了。她一層層翻上去操作,甚至讓「理論」直接現身。小說中有一極具張力的人物李康賢,教女性文學的女教授,但李康賢不僅未替受侵犯的女學生主持正義,甚至壓根反女性主義。

李康賢出身重男輕女的家庭,連名字都取得像男人。於是李康賢學到,絕不能以「像女人」的方式活下去,她不僅排斥其他女人,更以踐蹋男人為性快感的來源,「政治正確?那種東西拿去餵狗吧。」(218 頁)

權力翻轉的滋味太迷人了:「各位男同學,孩子們,好好忍耐吧,你們這輩子好歹也得感受一次吧?死不了人的。」(218頁)

犯罪者應該自覺有罪嗎?我們只是用曾被傷害的方式傷害他人罷了,誰不是這樣長大的—承認吧,妳也偷偷說過別人的壞話:哪個女生自拍不自然、妝太濃、不會穿搭,世上沒有醜女人只有懶女人,不打扮也漂亮的就是做作或騷。

女人的壞來自斑斑血淚,可男人究竟也有餘辜。《他人》中,父權之惡是有起源的。李鎮燮第一次動手打貞雅,是因貞雅得知他負擔全部家務後脫口那句:「在你們家,男生也會做事。」(118 頁),理性家長秩序深深傷害身為長子的李鎮燮,想毆打妹妹卻未能遂行的衝動,由女友的身體代償。

讀到這,你也累了吧。我承認,要是整本書只寫傷害就不好看了。《他人》推進敘事的動力,其實是比傷害更根源的東西:愛。借用丹娥的話是,「愛並不是為了變得不幸,愛了之後卻會變得不幸。」

暴力環伺之下,貴重而脆弱的女性情誼

真正讓女人無法釋然的,不是對男人的恨,而是年少時愛過的另一個女孩。他者畢竟是與我無干的人,最難忍的,是同類相殺。

貞雅先丟掉秀珍,秀珍再丟掉宥利。她們絕交時共同的密語是「以後我不想跟妳走得太近」。說出這句話,我跟妳就不再是同一種人,我不是跟妳一樣的女人,我不是會被男人輾碎的人。

最殘酷的是,女生跟女生想重修舊好的時刻,男性暴力便接踵而來。當秀珍讀完描寫女性親密依存的《簡愛》,想重回貞雅身邊的那個夜晚,就遭遇不幸。彷彿只有在沒有男人的世界裡,女生才能互相親近——成年後貞雅交好的友人丹娥,讓她動用「人生中唯一稱得上是正確選擇的事」這樣的修辭來信仰的女人,是抱持單身主義的教徒。

其實,姜禾吉寫女生和女生的情誼美極了。相較於性暴力刻劃得隱晦模糊,小說家真正念茲在茲的,是那貴重而脆弱的少女樂園:在秋天的田野上,貞雅和秀珍曾以花為戒結盟;丹娥與貞雅將頭枕在彼此肩上;宥利和秀珍觸摸對方的手指,吟誦自己創作的詩⋯⋯

不合法的感情最糾心,姜禾吉只願意寫溫暖的女體,只肯讓女生和女生有細密的肢體接觸—這是她身為女人的浪漫,也是她對女人的不忍心。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小說家最終何以給出過於樂觀的結局。

向那些掩蓋自身創傷的「他人」伸出手吧

書名的「他人」概念,是希望脫離汙名化的「我」。然而讀畢小說,我最關心的是,女性書寫要如何將傷害的能量轉化為對「他人」—那些自認沒有性別創傷、也不想揭開創傷的人—的邀請?還有,像《他人》這樣高度聚焦的作品,又如何在議題與藝術性之間取得平衡?

故事裡,秀珍遭受創痛後,不斷尋找相似的文本:「親身經驗的聲音令她恐懼,進入虛構的故事中則相對輕鬆,沒人會發覺她讀了什麼。」(176頁)故事之外,《他人》的許多讀者則恐怕是相反的—我們躲在小小的舒適圈裡,嘿現在同志都可以結婚了,都什麼年代還談父權壓迫?性別議題只是過期的女權自助餐吧——

讀這本小說的不適感,正是為了逼我們直視那把除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