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辦法啊,誰叫妳們是女人。」「身為女人,又怎麼了?就該受到這種不平等的待遇嗎?」寫在性別覺醒後,要打破玻璃天花板,是知道:為自己的勞動權利發聲,絕對不是什麼羞恥的事情。

文|雙女

當我年少批評著大人們現實的作為時,似乎不曾想過他們背後的動機,若當初知道那些動機是為了公正為了不向惡勢力妥協,也許我就不會說出「我絕對不要變成像他們那樣的大人」這種話了。

比如,女性勞工問題。

在我還小的時候,有時候會聽見母親嚷嚷著勞健保費如何如何,老闆太苛刻,這點錢也不願意付出,下班後會自己盤算東盤算西,甚至打電話跟老闆理論,在我眼裡,什麼員工福利一點皮毛也不懂,母親退休也是好久以後的事,認為她沒必要這樣子跟老闆爭,萬一爭取之後惹怒老闆而被迫辭職,豈不是虧大了?

那時年幼的腦袋只認為母親為了現實是屬於眼裡只有錢的那一類人,可是我不喜歡這樣,也覺得為錢爭取些什麼很俗氣丟臉,顯得窮酸,所以小小年紀就常在心裡想:「長大後我絕對不要變成那樣的大人」。

記得在一旁的父親對於母親這樣的行為一點反應也沒有,好像在收看電視上的肥皂劇一樣,只有在母親氣呼呼地掛掉電話時說「老闆太過份了,我們女作業員明明跟那些男人做一樣的工作,憑什麼他們薪水和保障可以比我們好?」之後接了一句:「沒辦法啊,誰叫妳們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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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啊,誰叫妳們是女人。」

「身為女人,又怎麼了?就該受到這種不平等的待遇嗎?」性別覺醒後,很後悔當初沒能用這句話向父親反駁。

很多時候的確是自己真正進入到那個現實才能看到一些東西的面貌,前面提的勞健保問題,是自己進入職場才接觸得到的,也才有機會看見某些老闆真的為了省錢或私心,對員工所做出不合理的薪資待遇及保障,對於這些不合理的對待,員工站出來為自己爭取並非不合理,而年幼的我卻只把它歸類為俗氣丟臉,現在想來實在羞愧。

這讓我想到一部戲《奇蹟的女兒》──「本劇以 1970年代台灣經濟奇蹟最大的功臣──加工出口區的女工為主角,描述她們離開農村踏入工廠的殘酷遭遇與意識覺醒,帶領觀眾窺探奇蹟的背後,女工們的故事。」(擷取自公視官網)

此部戲帶著觀眾回到過去台灣經濟起飛的開端,將主要鏡頭帶到女性勞工被逼迫的處境和一般勞工階級生活的無奈,其中更描述了女性相當容易遇到的「職場天花板」,女性得到的,無論是薪水、升遷、福利,總是比男性少,有時甚至還被脅迫以性來換取。

多數男性也認為基層低薪的工作該由女性來做,因為基層所以低下,沒有價值,包括工廠內女工日夜一針一線的付出,而就算是到了如今這個時代,過去那些現象似乎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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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說她待過許多傳統工廠,每一家的作業員幾乎都是女性,我問她原因,她說有些人是因為工作內容單純、不必擔負管理責任(畢竟回家還有一堆家務事要忙)、以及時間到了就能去接孩子等等,所以時間固定的工廠變成了首選;有的則是生完孩子回職場向公司要求準時下班時,被老闆百般刁難,所以不得不另尋工作,而能滿足這點的,通常都是傳統產業,然而,這個條件卻通常要用低薪來交換。

有些看似是依自己意願而做出的選擇,事實上卻是因為種種原因而讓步、而妥協,然後才不得不做的決定。

是什麼讓女性在面臨這些情況時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呢?這似乎跟父權有很大的關係,因為父權把男性塑造成一家之主,是一個家庭裡最有主導權的那個角色,如果家裡遇到需要夫妻做出妥協或犧牲的狀況,例如接送和照顧小孩,男性通常會以自己的工作為主,而讓妻子去負責這件事,無論會不會影響到她的工作,如果需要辭職,經常是妻子辭職,而不是自己;家務事方面也是,男性總是以自己上班很辛苦為由,推託家務事,我就聽過父親對母親說:「妳的工作那麼簡單,有什麼好累的」,有的甚至從骨子裡就認為妻子本應負責所有家務事和相夫教子。

儘管相較之下女性受到較多的不平等對待,但是我們也必須知道,父權體系的受害者並不局限於女性。

除了女性受壓迫的處境以外,《奇蹟的女兒》亦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男性在職場上也有他們自己的為難之處。在父權社會的影響下,多數男性認為在職場上獲得權力和優渥薪資是首要的事情,畢竟這社會總是要求他們必須能撐起一個家,而多數女性評論男性的基準也是依循著這條規則,這些種種在無形中都給男性帶來莫名的壓力,所以遇到很多不合理的狀況(例如戲中幾個要角暗中幫忙高層於選舉中買票)及被打壓時他們都忍氣吞聲,情緒快爆發無處發洩時,便把目標轉向他們認為相對容易掌控的對象──也就是女性們。

然而,男性多半不會發現父權體系的存在,反而順其自然地利用其性別優勢,一起幫助這個結構壯大,而女性若不自知,也很自然地淪為被控制的對象。很諷刺地,這個社會常常是這樣,相互影響,不斷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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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讓步,就像噤聲,像沈默,造成的結果都能無形地助長父權主義,一時的放棄抵抗,一時的後退容忍,到頭來,父權主義又反過來控制了我們,於是女性的價值,又再度橫躺在父權的腳步下,被踩了又踩,路過的人根本也不會看一眼。

村上春樹短篇小說萊辛頓的幽靈裡頭有一段話寫著:「我們在這人生中真正害怕的,不是恐怖本身。恐怖確實在那裏。⋯⋯以各種形式出現,有時候壓倒我們的存在。但最可怕的是,背對著那恐怖,閉起眼睛。結果我們把自己內心最重要的東西,讓渡給了什麼。」

現在回想,母親當時是為了自己的權利發聲,她並沒有因為「害怕」被老闆辭退或者工作上被刁難、沒有把心中重要的東西讓渡出去,這也是抵抗父權的一種表現。

那時候,母親其實是為我做了最好的示範。